今年的兩會對影視行業意味着什麼？_風聞

如果説去年兩會是復工風向標，那麼今年兩會就是一枚定“市”神針。

文/七月

給予產業信心。

突如其來的疫情帶給電影行業的影響是長期且不可逆的。其中，不少商業大片的製作節奏被打亂，基本上難以如期上映與觀眾見面，由此引發的“片荒”從今年開始可能會更加明顯。其實，春節檔過後快速降温的大盤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市場需要被“拯救”。

顯然，對於大盤較冷、信心不足的電影行業來説，在疫情之後重新出發的第一年召開的兩會意義非凡。其中一大原因在於，兩會的召開期間，一些整合了行業一線資源的主旋律影片官宣了檔期，很大程度上給了電影行業終端市場的激活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另外一個原因是，今年兩會再次強調了文化強國的重要性，提出電影發展的新五年計劃，對於整個行業的關注內容，既有長期關注的陳年舊病，又有疫情之後的發展新思考，這些與電影產業、電影人息息相關的提案都將實實在在地影響未來兩到三年電影行業的發展方向。

疫情讓電影產業的更多問題及時地暴露出來，實際上也給了整個行業自我調整的最好時機。想來，未來幾年將是電影產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因此，如何把握住兩會指出的電影產業的發展“大勢”，是當下的整個產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1

—主旋律的“救市”重任—

激活較冷的大盤。

進入了3月，春節檔過後的國內電影市場有了明顯的降温。特別是從3月的第二週開始，日票房的數據基本維持在3000萬左右，相比前一週下滑了近一倍。而在元旦檔與春節檔之間一個多月的“空窗期”，4000萬左右的日票房也較為常見。

對於整個市場來説，長期處於復甦階段、大盤熱度不高等問題短時間內仍不會被解決。尤其是春節檔的火爆，某種程度上會加重檔期的冷熱不均，一旦熱檔過後整個市場會迅速冷卻。

實際上，造成這一行業困局的根本原因在於，疫情的影響有着一定的滯後性，去年製作進度被打亂的項目不在少數，特別是存在着能夠“救市”的商業大片。由此產生的“片荒”現象，便從今年開始在市場上逐漸清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今年兩會雖然沒有像去年兩會一樣直接提出更多與主旋律內容創作相關的提案和建議，但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國·醫生》《長津湖》等不少的主旋律內容確定了上映時間，將對較冷的市場大盤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力。

畢竟從這些主旋律作品來看，主旋律影片與市場的結合已經發生了變化，從片方最開始的被動到如今的主動，行業一線資源也相應地有所傾斜，這些開始等同於頭部商業大片的主旋律影片逐漸承載更多的引領市場大盤的重任。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定檔的主旋律影片在檔期選擇上顯得沒那麼“擁擠”，帶來的拉動作用可能會更大：除了《我和我的父輩》可能提前鎖定國慶檔之外，同屬博納出品的《中國·醫生》和《長津湖》分別定檔五一檔和暑期檔。

再加上，對於建黨100週年的今年來説，7月1日這一特殊節點或許會容納包括《1921》在內的更多主旋律影片。而張藝謀執導的抗美援朝題材影片《狙擊手》，可能是優先選擇10月25日的抗美援朝紀念日。

因此，對於遭受疫情重創亟待重建的國內電影市場來説，“片荒”問題初現之際，檔期分佈較為分散、集結了一線行業資源的主旋律影片在兩會期間官宣定檔，將成為行業恢復信心的一個重要支點。

2

—不得不提的產業規範—

“升級”的必然趨勢。

去年年底，編劇餘飛、宋方金等111位影視從業者發起了聯合聲明，主要倡議抵制的“抄襲”對象中就有郭敬明、於正；隨後，電影界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成立，並在電影人職業道德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規範建議。

由此可見，近年來的整個行業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滋生了不少問題、弊病，行業內部對於這些問題、弊病已經逐漸有了更全面客觀的認知，並相應地進行了一些自我調整。

尤其是，此次疫情的爆發，使得整個產業的矛盾暴露得更為明顯，接下來的產業發展首要任務便是妥善處理這些矛盾。所以，未來幾年可以看作是整個產業穩定發展的關鍵期。

健康的產業環境是穩定發展、乃至加速發展的大前提，規範化對於產業升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實，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建言獻策中也能體現這一點。在今年兩會的提案和建議中，有關行業制度法規完善方面的內容同比往年有了明顯的增加。

其中，趙冬苓在去年兩會的基礎上，再次提出了“污點藝人和懲罰機制”的相關內容，認為污點藝人需要遵循明確的懲戒章程來承擔後果，但受其牽連的作品及背後資本的風險應在可控範圍內。

實際上，對於趙冬苓關注污點藝人，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保護內容創作及背後創作者的關注上，更應該看到的是行業創作者對於整個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關注。

對於好萊塢電影行業、韓國電影行業，比如美國加州有着《人才經濟法案》來專門規制藝人經紀行業，較為清晰的制度規定屬於相對更加工業化的產業體系的一部分。然而，國內電影行業從野蠻成長期到理性調整期，增長和進步是實打實的，但匹配的行業規範並沒跟上，某種程度上也為市場穩步發展帶來了反作用力。

尤其是，整個行業在資本寒冬之後，就一直被“缺錢”捏住了命脈。對於受污點藝人影響的作品是否可以採取補救措施的提案，這在解決行業懲戒污點藝人無章可循的同時，也能為整個行業彌補一定的發展空間。

此外，鄭曉龍的保護創作者署名權、阿來的打擊抄襲等侵權行為等建議及提案，都是對行業制度法規完善和細化的不同建議。顯然，“規範化”已經成為當下市場中較為緊迫、急需解決的問題所在，查缺補漏將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今年兩會對“規範化”的更多關注也成了行業“升級”的側面寫照。

3

—產業“供血”的關鍵年份—

基層建設的重要性。

疫情的蔓延，給國內電影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是亡羊補牢、甚至更上一層樓的最好時機。在這一期間，整個行業不僅開始審視一系列“頑疾”，也開始與時俱進地規劃未來發展。

今年兩會，對於行業的基層建設問題也有所關注。王麗萍和奚美娟從去年疫情的“雲生活”出發，提出了“依託5G網絡和大數據，增強公共文化內容推送的互動性”等提案。這將帶來更多線上娛樂消費的用户，在引領着整個行業的更新升級與時俱進的同時，其實也提供了一定的增量市場發展空間。

同時，侯光明在去年兩會“關於推動中國電影產業轉型升級”聯合提案的基礎上，圍繞着電影產業數字化轉型問題具體提案：一是，提升LED放映系統自主研製和創新；二是，研究制定新型電影放映系統技術等國家標準，同時提供覆蓋的政策扶持。

具體來看，這些提案涉及了技術、放映體系等方面的建議內容，本質上正是目前國內電影產業完善和升級基礎建設的必備要素，將在以先進技術拉動產業進步方面提供參考。

但需要關注的是，想要抓住“未來”的根本在於解決當下的實際難題，即**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人才流失的產業矛盾。**畢竟，整個行業的發展是“以人為本”，行業人才的發掘和培養問題是重中之重。

正如賈樟柯所説的，“目前60-70%的電影創作者是自由職業者，漫長的電影創作週期裏，他們的收入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先是一段時間“資本寒冬”的晦暗，再經歷了去年疫情爆發下近半年大盤的“消失”，對於這部分創作者無疑是雪上加霜，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失去信心的人才開始跳出這個行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幾年，算得上是整個行業“供血”的關鍵期——**保障人才這一基礎建設，正是推動整個行業實現以內容創作謀發展的前提。**針對這一問題，賈樟柯從“錢途”上提出了建議，創作者個人可以獲得徵信貸款，通過市場化的渠道保證創作者的資金獲得。

而侯光明則背靠着北京電影學院提出了電影人才培養和幫扶建議，將“卓越文藝人才培養計劃”納入“系列卓越人才計劃”3.0，以藝術院校為依託，做好資金、政策等配套保障。這對電影產業的人才保障也有着不小的借鑑意義。

總的來看，由於市場大盤有所降温、觀影信心仍舊不足，成了定“市”神針的兩會，對於電影產業、電影人提出了不少提案，無疑會積極影響着接下來的行業方向。而傳統電影產業如何趁機“撥亂反正”、實現更多的發展，顯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