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活着》到《小時代》，文學改編電影變了天_風聞

文 | 張穎****編輯 | 趙普通

35年前的一個下午，馮小剛第一次見到王朔，幾杯酒下肚，兩人成了朋友。

王朔手把手帶着馮小剛走上了創作的道路，才有了《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兩部紅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後來，拿着王朔的小説，馮小剛拍出《甲方乙方》，成為當年的票房冠軍，也拉開了內地影史賀歲檔的大幕。

搭着王朔，馮小剛又認識了劉震雲，並把他的作品改編成了《一地雞毛》《手機》和《一九四二》。在這之後，馮小剛坐穩了中國導演第一梯隊。

劉震雲與馮小剛

**“文學是大樹，電影是果實。”**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節論壇上，馮小剛説。

但短短几年，這顆果實就變了味道。郭敬明、饒雪漫、張嘉佳等青春傷痛文學、網絡文學作家的作品被搬上大銀幕，一邊收穫滔天的罵聲，一邊瘋狂吸金。文學和電影的關係，正在逐漸被重新定義。

“也有很多作家寫得很好，只是沒有被看見。為什麼沒有被看見？**就是你根本沒有想去看它，你看到了一個能讓你掙錢的東西、很快能變現的東西。”**改編自雙雪濤小説的電影《刺殺小説家》上映後，他談了談自己對當下文學與電影關係的理解。

“電影和文學本來是兄弟，現在這兩個兄弟住得原來越遠了，從這個街住到那個街去了，互相聽不見對方的聲音了，這難道不是很危險嗎？”

“笨蛋才忠於原著”

不只馮小剛，張藝謀、陳凱歌在內的許多第五代導演，都是文學改編的受益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畢業沒多久的張藝謀讀了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後喜歡得不得了，覺得這就是自己要拍的電影。聽説莫言在北京，當時還在西安體驗生活的張藝謀生怕版權被人搶走，穿着一身農民的戲服趕到了北京。

莫言後來調侃，當時見到的張藝謀曬得黢黑，衣着破爛，像極了他們村生產隊的隊長，當場就決定把改編權交給他。張藝謀受寵若驚，彼時他還沒什麼名氣，沒想到莫言會這麼信任自己。

莫言與張藝謀

《紅高粱》的拍攝過程並不容易，莫言全程參與。

劇作上，一起寫了長達6萬字的劇本，但拍的時候張藝謀的工作本刪的只剩下2萬字，張藝謀問他改編需要遵循什麼原則，莫言説沒有原則，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張藝謀不會種高粱，幾百畝高粱地馬上要廢了的時候，又纏着莫言指導他怎麼種高粱。

後來《紅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大獎，張藝謀在國際上一戰而紅，莫言的名字也跟着聲名遠揚。

《紅高粱》劇照 圖源豆瓣

1993年張藝謀看過餘華的《活着》後，再次徹夜難免。他找到餘華提出想做改編拍成電影，授權費2萬5千元人民幣來表誠意。兩萬五在餘華看來，是一個天文數字。《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蘇童的《妻妾成羣》時，有四千塊的授權費，當時蘇童已經覺得“狠狠地敲了張藝謀一筆”。

《活着》在戛納狂攬大獎，餘華的書也跟着火了起來。雖然張藝謀的《活着》對原作進行了大量的刪改，但後來餘華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説，“只有笨蛋才會忠於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會有意見。”

除了這幾部作品外，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山楂樹之戀》等數部電影都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其中不少成為了國產電影的佳作，而張藝謀也毫無疑問地成了文學改編“大户”。

陳凱歌的代表作改編自李碧華的《霸王別姬》，但原作一開始並不是陳凱歌喜歡的作品，他稱之為“二流的小説”，因為裏面兩個戲子的情感糾纏不符合陳凱歌對歷史、民族等宏大問題的思考。

為了實現自己想要的表達，陳凱歌找來了編劇蘆葦做大工程的改編，創造了影片故事家國情懷、民族傷痛的內核。《霸王別姬》被載入影史，陳凱歌也由此成為在國際上頗有威望的導演。

在之後的電影取材中，陳凱歌也用了阿城、史鐵生、徐皓峯等作家的作品，口碑卻沒有一直延續。《道士下山》撲街後，原作者徐皓峯在媒體的採訪中總是對這個問題退避三舍，而媒體們也常常用馬爾克斯的話為其做解釋：“一流的小説常常拍不出一流的電影。”

第五代導演的文學改編，往往是因為他們和原作者有着相同的歷史記憶、對時代的關注和共鳴，在那些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裏，他們找到了自己想表達的東西，藉此實現電影藝術上的成就。

相比之下，後來馮小剛的改編則顯得更具商業化。作家王朔是馮小剛職業生涯的大貴人。經由鄭曉龍推薦，馮小剛認識了偶像王朔，合作了幾部被觀眾認可的電視劇之後，馮小剛的電影新作都表現平平，遭遇事業低谷期。

王朔的《你不是一個俗人》救了他，1997年，由這部小説改編的電影《甲方乙方》上映，三千萬的票房讓馮小剛的導演之路“起死回生”。

《甲方乙方》劇照 圖源豆瓣

儘管兩人由此開啓了長達二十幾年的恩怨糾纏，但多年後合作的《非誠勿擾》依然大賣，“馮小剛×王朔”成為了票房的保障。

那個年代，文學作品改編電影讓一眾導演名利雙收，從文學這顆樹上長出的電影果實，也哺育了一代電影人和觀眾。 

從文字裏找到財富密碼

每年都有大量的電影的改編自文學作品，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可以為電影提供堅實的故事藍本，既給電影劇本提供方便，也讓創作者有了改編髮揮的空間。

“文學改編的優點在於它能夠提供一個結構相對完整、主題相對清晰、人物相對立體的故事，而這也正是創作一個劇本最需要的部分。”一位電影編劇對毒眸説。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導演們選擇內容主題偏向嚴肅、宏大的文學作品，而隨着社會生活的變遷，嚴肅文學不再佔據閲讀的主導地位，故事的藍本開始越來越多地向青春文學取材。

2003年，郭敬明的《幻城》出版後，獲得文藝社科類圖書銷售排行榜前三名。次年，郭敬明成立了“島”工作室，帶着一批作家搞起了雜誌。

隨後，饒雪漫的《左耳》和“沙漏”系列接連問世，在《沙漏》出版的2007年，郭敬明把之前連載的《悲傷逆流成河》單獨成書，登上了年度青春文學榜首。

如果説餘華、莫言和王朔等作家筆下的文字，是父輩們共同的記憶，那青春疼痛文學和網絡文學，則伴隨了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以郭敬明、饒雪漫和安妮寶貝等人為代表的一批作家，用華麗的辭藻、炙熱的情感，堆砌着90後們青春期的“文學堡壘”。

當這批讀者慢慢長大，就成了青春文學改編電影的主要受眾。2010年後，中國電影市場熱鬧繁榮、票房猛增，與青春文學強關聯的青春片也成了最賺錢的生意之一。

 2013年，由辛夷塢原作改編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以6000萬的小投資豪取7億票房，低****成本、短週期、高收益的商機被狂熱的資本浪潮看到，有從業者感慨那個年代，不知道投什麼的時候就投青春片。

隨後，九夜茴的《匆匆那年》被拍成電影，拿下近6億的票房；饒雪漫的《左耳》也收穫了近5個億的高票房；《何以笙簫默》《致青春》和《微微一笑很傾城》等青春、網絡文學改編的電影紛紛上映。在小成本賺大錢的生意下，這些低評分、爛口碑的影片也經歷着觀眾們的吐槽和謾罵。

其中，掌握青春片財富密碼後最大的受益者，還是郭敬明。

他把“小時代”系列拍成了四部電影，豆瓣評分始終沒有超過5分，卻依然能在一片罵聲中高歌猛進，最終累計拿下了超17億的票房。

史航在微博批評小時代，引發了郭敬明粉絲的不滿，面對罵戰，郭敬明説跟史航吵架的都是年輕人，“社會閲歷啊、才華啊都沒有你厲害，你是編劇本來就善於文字遊戲，你用這個去羞辱他們、打擊他們讓別人去嘲笑他們，在道德上就不是什麼得意的事情。”

 把自己的作品拍成電影后同樣“自信”的，還有張嘉佳。

 在《擺渡人》上映期間，搜狐娛樂問第一次拍電影的張嘉佳對於導演技藝上的東西有沒有提前學習，張嘉佳答：“這麼説吧，你跟王家衞一起喝酒喝了一兩年下來，如果你還不會導演的話，你就是個傻X吧。”

 張嘉佳説自己寫《擺渡人》的劇本喝了幾百瓶酒，被網友調侃喝的是假酒——經歷了多部爛片後，觀眾對青春文學改編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電影《擺渡人》

儘管後來出現了《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等口碑不錯的青春文學改編片，但觀眾已經無法輕易地信任這類題材了了，有影評人曾提出質疑：“那些文字只是賺錢工具，能稱之為文學嗎？”

被忽視的文學

“文學像影像的哨兵。”

在去年廈門短片周的論壇上，編劇高臨陽提出了他對文學與電影關係的理解，“早年間每次電影的革新都是基於文學基礎，文學可以探討更多形式、內容上可能性，它更加自由，我認為文學走在電影之前，可以反過來幫助影像。”

但這種幫助，有時也會帶來爭議。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後，在票房口碑雙豐收的同時，依然有不少劉慈欣原作粉表示對改編的不滿；同期的《瘋狂的外星人》也改編自劉慈欣作品，在社交媒體，不少《鄉村教師》的讀者表示“影片和原作基本沒什麼關係了”。

電影《小婦人》 圖源豆瓣

電影劇本對文學作品改動的邊界，一直是無法得出結論的問題。

 除此之外，文學改編電影的難度還體現在，通過影像去傳達人物的心理活動。有編劇對毒眸表示，越是精彩的小説越是有很多細節是無法直接用影像傳達的，“而好的改編恰恰是要把文學中最不可言説的部分，用人物行動和敍事行進來去呈現，通過影像讓觀眾沉浸其中。”

在這一點上，如果電影創作者沒有足夠的技巧去傳遞文學作品裏“不可言説”的部分，改編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

 在電影市場在吹過了青春文學的大風後的幾年，能被觀眾認可的文學作品改編電影並不多見。

 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根據《女演員》《童子雞》和《羅曼蒂克消亡史》三部小説改編，豆瓣評分7.7，在電影藝術性上，觀眾從評分上給出了認可的答案，但從商業的角度上並不成功，最終只收獲了1.23億的票房。

《羅曼蒂克消亡史》截圖 圖源豆瓣

“在文學裏有很多類型，有專門寫精彩故事的，也有嚴肅討論和形而上學的小説，而介於強文學性和故事性之間的東西，是對電影很有幫助的，”雙雪濤曾表示，“中國電影很需要一些高質量的劇情片，在兩者之間做對接。”

顯然，當下能在兩者之間做好連接的電影作品並不多。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綜藝、短視頻等帶來的衝擊，讓觀眾對於電影消費獲得快感、刺激的追求，遠勝於對文學性的追求。

姜文曾在一檔節目裏表達過他的擔憂，**“文學如果被一個國家、被一個社會忽視了，這個社會是要墮落的。”**當文學不再是大眾最主要的精神需求，電影對文學作品的改編或許也將更多地停留在迎合觀眾娛樂需求，追求票房成功的階段。

《漂亮男孩》截圖

今年上映的《刺殺小説家》目前賣了10個億的票房，相比6億多的成本，顯然是賠錢的。原著作者雙雪濤在回憶他2013年寫這篇小説時，説自己當時因為總是被退稿、發表不順利而懷着一腔憤懣，但在8年後電影上映，他從中看到了很少年感、理想主義的東西。 

這些東西讓他想起了當年那個充滿“相信”和直接的自己，所以他感慨：“小説是有力量的，文學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