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説宋朝士大夫：《賣油翁》和重文輕武_風聞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 ，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 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上面的這篇文章叫《賣油翁》，作者是宋朝大文學家歐陽修。這篇文章入了語文課本，上過初中的人們都學過。按教科書的説法是説明“熟能生巧”的道理。其中的陳康肅公叫陳堯諮，是宋真宗時的狀元。

但是作者歐陽修寫此文的本意可不是為了説明什麼“熟能生巧”的道理，而是在譏諷陳堯諮作為一個“狀元”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去練什麼射箭，這種技巧只配和販夫走卒比手熟而已。身為士大夫的歐陽修看不上這種粗鄙的技能，也看不慣別的士大夫去做，所以才寫文章譏諷貶斥。這也迎合了宋朝統治階級上層逐漸強大起來的重文輕武的社會潮流。

其實，宋朝剛建立的時候並不輕武，宋太祖趙匡胤雖然搞了“杯酒釋兵權”，但對武將和軍功並不輕視，他還曾讓科舉的前兩名通過“相撲”來爭奪“狀元”之位。有邊關大將強搶民女，宋太祖趙匡胤不但沒趁機奪兵權治其罪，反而做兩方的工作，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太宗趙光義雖然對武將更不放心，打仗要派文官做監軍，但也曾在大將曹彬其死後封其為王，極盡死後哀榮，以示尊崇。

在宋朝初年，即便是文官也不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除了前面説的陳堯諮善射，還有個叫王曾的也擅長射箭，在出使遼國的時候曾連射中的，反擊了遼人的刁難，打擊了遼人的氣焰，維護了國家的體面。還有更有名的有春秋戰國士人之風的張詠，不但曾經單身旅行時殺過黑店老闆，更曾經帶兵平定四川的王小波李順起義。

正是張詠的事績以及文彥博平定王則起義的事績，使得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個個以為自己是武侯再世，輕視武人，輕言兵事。其中最狂妄的韓琦在指揮對西夏的作戰時遭到了慘痛的好水川之敗，再加上三川口、定川寨之敗，徹底把宋朝士大夫的膽氣打沒了，變得極端的“恥於武事”，極端的反對對外作戰，以及變本加厲的歧視武人。富弼更是對宋神宗説：願陛下二十年不言兵。這時候士大夫們反對對外作戰，已經不是其所標榜的武人跋扈，必然功高震主，預防武人軍閥化，預防陳橋兵變，而是不希望武人立功從而顯得文官無能，為了這個目的，寧可國家屢吃敗仗，割地（把軍隊打勝仗獲得的國土歸還敵人）賠款（歲幣），把屈辱的談判成果當成功勞來吹噓。

北宋中後期士大夫已經從歧視發展到了仇視武人，以及武人的軍功，特別是其中還摻雜了王安石變法引發的新舊黨爭，新黨支持對外作戰，試圖利用戰功作為政績來彰顯變法的成果。舊黨就歇斯底里的反對對外作戰，不承認對外作戰勝利有功，甚至在掌權後將對外作戰獲得的國土還給敵國，以達到破壞新黨政績的目的。

總之，宋朝的文人士大夫除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都是極端保守極端自私極端狹隘極端怯懦極端無恥的，有人吹捧司馬光是北宋最後一個士大夫，可惜，“北宋士大夫”可不是什麼褒義詞，我在別的帖子裏説過司馬光反新法已經達到偏執的程度，司馬光就是那五個極端的代表。一個一輩子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政績的大臣，唯一值得一吹的事蹟就是傳説的“司馬光砸缸”，一個被吹捧出來的“名臣”——唯一的成就只是編寫了部《資治通鑑》，穿插在書中的“臣光曰”擺明了是——“劃重點”——想要指導皇帝如何治理國家，臨死前想的做的還是要廢新法。歷史上還有一個關於司馬光的故事“阿雲案”：神宗時有個女子被家人賣給一個男人做老婆，這個女子不甘心，捅了男人一刀，雖然沒能殺死男人，仍然被官府以謀殺親夫定了死罪。神宗皇帝在新黨王安石的支持下要免阿雲一死，舊黨代表司馬光堅決反對。結果就是司馬光一派失敗了。所以神宗死後舊黨復辟，司馬光掌權後立刻就把阿雲抓回來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