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麥郎：中國城市與農村的裂痕_風聞

本來今天是要寫一篇烏克蘭局勢分析，但無意間，看到國內大部分媒體在評論進了精神病院的歌手龐麥郎，論調都是在討論“審醜”這個詞，感覺媒體重點都跑偏了方向，忍不住寫下這篇文章。

我們的老讀者都知道，看一件事物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而分析事物只要使用經濟鏈分析法就能找到原因，龐麥郎這個人背後所代表的最深的社會本質，並不是什麼審醜，而是中國城市與農村的巨大裂痕。

“審醜”這個詞用在此處充滿了傲慢，是掌握了話語權的高學歷和高收入城市人羣，用俯視的態度觀賞眾生時多用的詞彙，分析事物要多使用中性詞，不要使用帶有情緒的詞彙，也許你認為自己品味高雅只喝紅酒聽歌劇交響樂看芭蕾，次一點也是聽爵士樂搖滾樂看文藝電影，看不起喜歡小品相聲二人轉的人羣，但民間自有民間的快樂，每個人都有選擇娛樂方式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存在什麼優越感。

先簡短説一下龐麥郎這個人。

龐麥郎原名龐明濤，出生於1984年，今年已經37歲了，在陝西漢中市寧強縣南沙河長大，漢中這塊地我們在《四川憑啥子》這篇文章重點介紹過，被秦嶺和大巴山包圍，以前是軍事重鎮，現在淪為五線城市，十分窮，2020年GDP僅1593億元。

龐麥郎讀書成績不好，可能只念完初中，身體瘦弱又幹不了農活，常被人欺負，性格顯得比較孤僻，只跟姑姑家的奶牛是好朋友，村裏的同齡人都看不起他，叫他“枴棒子”，龐麥郎也看不起他們，覺得自己跟他們不是一路貨。

24歲時龐麥郎去漢中市區找工作，幹不了體力活，在一家KTV負責切果盤，也打打雜，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2000塊錢，這筆錢對他來説，已經是高收入了。

也從這一年開始，龐麥郎健康出現了問題，開始要大量服藥。

在KTV工作時龐麥郎迷上了邁克爾.傑克遜，立志要做“中國最國際化的歌手”，回到宿舍時，別人在打牌抽煙，龐麥郎盤着腿面向牆壁在筆記本上開始寫歌。

29歲時龐麥郎已經寫了十幾首歌，才離開漢中坐18個小時的硬座來到北京，他操着一口陝南普通話，音樂基本功也極差---不是一般差，是非常差，混得很不如意，晚上通常睡在網吧，最窮時只能睡在公園裏，去華數唱片面試時，“坐下來就聞得到他身上一股味道”。

2013年9月華數唱片公司的選秀，救了他一命，華數看上了他的草根氣質，打算賭一把，花百萬巨資包裝龐麥郎的《我的滑板鞋》，但龐麥郎唱功實在太差，“每一遍都唱得不一樣，完全沒有調子”，工作人員極痛苦，花了三天時間錄歌，從幾百個小樣拼湊剪輯才弄出最終版本。

2014年，龐麥郎終於靠這首歌走紅，這時他已經30歲了。

少年時的人生經歷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缺失，成名後的龐麥郎依然異常的自卑而敏感，為了裝逼，他在電視節目上説自己是95年生的台灣人，把公司工作人員嚇壞了，由於被社會傷害過，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所有人都在騙我，想利用我的名氣搞錢”。

2015年初《人物》採訪他時，他捏着拳頭，做出惡狠狠的樣子，用戲劇性的口吻説：“誰都要算計我，他還沒有出手，就被我看透，我就會讓他死無葬身之地。”（《人物》：《驚惶龐麥郎》）

我能想像得出，他操着濃厚的漢中口音，説這句話時聲嘶力竭的樣子。

到2020年，龐麥郎還毆打了自己父母，終於瘋了，2021年初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他的經濟人説，龐麥郎就像梵高一樣，生病時還在堅持創作……這就有些過了，龐麥郎根本不像梵高，我特意去聽了他幾首代表作，必須承認他的藝術天賦十分有限，不是有限，是十分有限，基本功也差到讓人崩潰，他的歌能紅是因為來源於生活，是對生活的回饋，有一定的可取性，還有很多運氣成分，但誇他像梵高，很尷尬知道嗎？就像我走在大街上聽到別人誇我長得像吳彥祖一樣不自然，聽得我想衝到水龍頭下面洗把臉冷靜一下。

但龐麥郎的人生經歷，卻很好地提供了另一個社會樣本，供我們閲讀當今的中國。

尤其是經濟狂飆下，不斷撕裂的城鄉差異。

像龐麥郎的《我的滑板鞋》，這一首歌聽起來亂糟糟的，龐先生操着含糊不清的口音跑着調唱得我頭皮發麻，但一看歌詞，卻有一種很接地氣的味道，我仔細讀了幾遍，發現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後面，歌詞講述的其實是一個農村青年對城市美好生活的嚮往，歌裏隱約表達了一個農村青年進城後，獲得豐富物質生活體驗的快樂心情，這種心情又夾雜着一絲絲悲傷。

像那句歌詞“我告訴自己這是真的，這不是夢。”

是貧窮的農村小孩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悲傷感。

再翻看他的《摩的大飈客》，這首歌原名叫《打吊針》，講的是跟工友騎摩托比賽，打打鬧鬧不小心受傷，最後去打吊針的場景，歌詞寫得毫無美感，像小學生五年級學生寫的日記，但也充滿了真實味道，沒有對生活進行任何包裝，直接粗糲的毫無技法的陳述了一遍。

至少比中國文壇一些矯情得要死，又只會摁回車鍵的詩人，寫出來的東西要有價值一些的。

每個人的文藝作品都來自於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龐麥郎的這些歌，都是在講他從農村到城市討生活的片段，白開水一樣的歌詞後面一定有他的心酸過往。

龐麥郎是一個長得較醜，沒什麼文化，沒受過良好教育，敏感多疑的同時，也對生活無比熱愛的普通農村青年，始終相信自己會出人頭地，也敢於拋棄一切去追求理想，從這方面來説，他做得足夠優秀，運氣也垂青了他，但他能走多遠，在於他自己對出生屬性的把控能力。

出生屬性是我臨時創建的一個詞，一個八零後農村孩子的出生屬性，跟一個八零後城市孩子的出生屬性，有着天地之別。

八零後農村娃從小就要幹農活，非常辛苦，龐麥郎講他在漢中農村幹活時，“很累，簡直要了我的命。”割不動水稻，也挑不動稻米，農村的表達方式是十分粗野的，幹不動力氣活就會被人歧視，龐麥郎因此常遭人欺負。

八零後的城裏娃相對要輕鬆得多，我小時候常看作文選，裏面城裏孩子説自己各種不容易，“爸媽湊了一個月工資才給自己買了個變形金剛”，看得我牙都酸了，別説變形金剛，我小時候連橡皮泥都沒有，九歲時唯一擁有的一個玩具小人，還是我偷了鄰居家三歲小朋友的！

十一歲到城裏讀書後，我發現城裏小孩明顯多才多藝一些，人也自信滿滿，因為不用幹農活受日曬雨淋之苦，皮膚也白皙紅潤許多。

城裏的妹子就是白啊。

為什麼城裏孩子多才多藝？是因為家裏課外有閒錢供他學舞蹈、鋼琴、書法、繪畫，我們農村孩子哪見過這些啊，我們就會鬥蛐蛐、釣青蛙、抓螃蟹，看到陌生人只會呆頭呆腦站在那，話都不會説一句，等着別人主動開口，兩陌生孩子要是都是農村娃，能互相大眼瞪小眼沉默到天黑。

能接觸到的信息也完全不一樣，1990年時，城裏孩子已經能玩上魂鬥羅的紅白遊戲機，可把七八歲時的我給饞壞了，我去城裏親戚家看他們玩遊戲機時，只能傻站在一旁，摸一下手柄城裏孩子就給我白眼，嫌我弄髒了他們的遊戲機。

因為經濟條件上的巨大差異，八零後城裏娃口齒伶俐、能歌善舞、不怯場、大大方方的，我們八零後農村娃身無所長，要登台的時候，我們總不能上去表演釣青蛙吧？就只能往人羣后面退，總是怯生生的，走在大街上都怕被人打那種。

我從學前班到小學四年級，是在農村讀的書，小學五年級到初三，是在城裏讀的書，城鄉巨大的經濟差別深深衝擊到了我，城裏的孩子會欺負鄉下進城讀書的窮孩子，去年我寫過我讀初中時，班上曾發生校園欺凌，給一些女生取外號嘲笑侮辱她們，從別人的痛苦中找快感，本質上，那就是欺負窮人家的女孩子，找最弱的人下手，家裏稍微有點錢的城裏女孩子，就算長得不好看，他們也絕不敢下手，其實骨子裏就是一羣懦夫。

那些欺負這些女孩子的男同學，二十多年後，個個都混成了邵陽街頭的二流子，沒有一個有出息，這是報應。

社會是殘酷的，在學校就這個樣子，出了學校就更加痛苦。

我能理解龐麥郎在凋蔽的農村生活時，經歷過怎樣的心理傷害，進城後，在音樂上有了遠大的抱負，卻又發現早過了練基本功的年齡，已經來不及了。

這種傷害在他去北京後尤其明顯，不管他怎麼努力，他根本創作不出真正的好作品，他一時的走紅有極大的意外性，而且，看現在的情形，他很快會被大眾遺忘。

如果他出生在城市家庭，能在城裏從小接受良好的音樂教育，他應該能創造出好得多的流行音樂作品，他就像一個音樂上的殘疾人，步履蹣跚着往前努力走。

一個農村孩子打小受到的傷害，無論是肉體上還是心靈上，是城裏小孩終生不能理解的。

這就是我説的，出生屬性問題。

很可惜，龐麥郎最終沒有戰勝出生屬性，他被出生屬性拖垮了。

農村生活給予他的痛苦，摧殘了他的心智，使他敏感多疑，有了被迫害妄想症，以為每一個人都想傷害他，他虛榮自卑，説自己是台灣人，掩飾自己農村出身的事實；因為形象不夠好，他不敢上電視；他拍MV一定要有外國人，這樣才顯得他“國際化”。

他以為每一個人都抱着要欺侮他、傷害他而來，他從小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以為長大了這個世界也是這樣。

他握不住生命的桅杆，在人生的小溝裏翻了船。

最後被送進精神病院的龐麥郎，他的人生帶給我們的啓示，不是什麼“審醜”，他是一個八零後農村自卑孩子的樣板，真正毀掉他的是青少年時惡劣的經濟環境，是經濟環境在改造人、影響人，是貧窮傷害了他。

當別人沉迷於打牌喝酒時，他並沒有放棄人生，而是很努力地寫歌，就算寫得不好，他至少人生態度要端正得多。

不是每一個人出生時都能投胎成王思聰，被父母精心呵護一路順風上名校，大多數農村孩子出生時一窮二白，每跨越一個社會台階，都要小心翼翼付出多幾倍的努力，城裏孩子創業成功率比農村孩子要高得多，倒不是農村孩子笨，是因為風險成本太高，農村孩子失敗一次全家要還債三五年，城裏孩子失敗一次，拍拍衣服上的灰塵找爸媽要點錢，就能再來一次。

每一個為了改變命運而努力過的人，至少有值得尊重的地方。

這不是審醜審美的問題，這世上每一個階層都有娛樂的權利，你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你愛看《胡桃夾子》，沒有錯，但工地上的工人愛唱《兩隻蝴蝶》、《縴夫的愛》、《我的滑板鞋》，也沒有錯，每個人都有娛樂的權利，找到適合他靈魂放鬆的方式，和靈魂共通的作品，品味有差別，但娛樂沒有高低。

許多人喜歡龐麥郎，是因為他講述的是農村孩子進城生活的細節，大家聽到的是自己生活的迴響。

中國的城鎮化，從1990年的26.44%，逐漸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到2025年時，會上升到65%。

在中國這幾十年城市化進程中，有無數的農村年輕人，會走進大中城市，他們不僅要在這裏找到可以活命的工作機會，也要找到自己靈魂安放的位置。

並不是每一個農村年輕人都有機會讀大學，他們在送快遞、在送外賣、在工地搬磚、在車間電焊，能進寫字樓做白領已經很不容易，他們對美好生活也充滿了嚮往，他們也有活得更好的權利！

他們將在這裏嘗試戰勝高昂的房價，嘗試和城市融合，他們只希望下一代不要再生活在農村，能不被人歧視，和城裏人一樣過上平等的生活。

龐麥郎的一生，是一個農村青年走進大城市施展才華時的失敗品，他沒有戰勝自己的出生屬性，卑微出生的痛苦扭曲了他的心智，折磨着他的靈魂，他控制不住心靈的邪火，走進了精神病院，白白浪費了上天給他的一個大好機會。

而更多的八零後九零後的普通年輕人，此時還在努力奮鬥，也許他們此刻正從辦公室格子間抬起頭來，望向窗外，也許正把送餐的電動車停在路邊，支愣着一隻腳望向遠方，他們或許就能看到城市遠方的亮光。

那道光，從中國城市與農村的裂痕裏透射下來，光線眩目，每一個八零後、九零後的農村孩子被它照耀之時，都能感受到，個人適應城鎮化變遷時清晰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