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説農民種地不掙錢請問歷史上的地主是靠什麼發財的？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中國古代生活裏，有件事堪稱歷朝歷代公認的真理：“農民種地不掙錢”。

　　雖然也常有人説，“古代農民鬧來鬧去，就為一塊地”。但在古代的科技生產條件下，農民種地到底“掙多少錢”？這事兒，其實可以先看看中國古代史上，幾個“比較富”的朝代。

　　可以先看宋代，作為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富宋”，宋朝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畝產大增長”時期。以學者吳慧、王通明等人的估算，宋代的糧食畝產達到了每畝278市斤，人均糧食佔有量947市斤，甚至遠高於1980年時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理論上説，在宋朝種地該“大有賺頭”才對。但另一面事實是：宋朝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僅佔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卻要承擔絕大多數賦税徭役，種地的“賺頭”？根本享受不到。

　　所以在宋朝，一面是糧食畝產的飛速提高，一面卻是農民生活的急劇貧困化。宋初宰相呂蒙正就嘆息“都城外數十里，飢寒死者甚重”。等於是天子腳下的農民，都沒解決温飽。到了被當代“精英專家”推崇為“中國歷史最好四十年”的宋仁宗時代，以宋代名臣歐陽修的話説，當時的農民“一歲之耕，僅供公足，而民食不過數月”。也就是交完了賦税後，農民連餬口都難，甚至“或採橡實，蓄菜根以延冬青”。趕上冬季，吃口糧食都是奢求。

　　而到了農業生產更發達的明清年間呢？明代農田的平均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且廢掉了大量苛捐雜税，農民的日子是不是好過一些呢？就以明代中後期北方來説，明朝民間就有“北人困於役”的説法。在漕運經濟發達的山東臨清一帶，農民從15歲到60歲“無歲不役”，河南有一百畝地的自耕農，每年要交12000“役錢”，而農民一百畝地的年收入，不過8000錢。靠種地掙錢？種一年虧一年。

　　至於明朝中後期的南方，特別是“一條鞭法”實行後，更有了“南人困於糧”的説法，一畝地的田賦，經過官府“條編”的折算，往往不知不覺就漲好幾成，另外還有各種臨時“加派”。至於農民的生活？也是可以想。

　　所以，即使是明代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自耕農每天一日三餐，也是兩頓稀飯一頓乾飯。發展到清代“康乾盛世”年月，北方農村自耕農常見“家數口者，肉不知味”。也就是能嘗口肉都是奢侈事。河北地區的農民日常多是小米粥高粱飯，趕上婚宴等大事才能吃上魚肉。山東的農民日常都是小米高粱煎餅，能吃上口豆腐鹹菜，就算“有錢人”……

　　如此生活狀況，也恰應了唐詩裏的那句詠歎：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但是，雖説“種田人”的生活很辛苦，中小地主們也不容易。可放在歷朝歷代那些享有特權的大地主身上，這日子，可就另一種活法了。

　　“大地主”們的錢都是從哪裏來呢？且不説宋朝以前，那些享受各種特權的豪強貴族門閥們，也不説漢魏南北朝年間那一座座森嚴的地主莊園。我們可以先看看地主“發財”的一個日常套路：收租子。

　　很多現代“歷史票友”們對“地主收租”的理解，大多和“租房子交房租”差不多。但事實是，地主們的套路一直很深。就以“不遏兼併”的宋朝來説，宋朝大地主們佔有的土地，佔宋代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佃農種他們一畝土地，就要把一半收成作為地租，如果佃農用了地主家的牛和農具，地租更要漲到八成。隨着宋代土地兼併加劇，失地佃農越來越多，宋代地主又多了新套路——常以換佃户為威脅，強行提高地租。

　　而在明代畝產量最高，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明末的土地兼併也達到白熱化。以明朝遺民顧炎武的嘆息説，蘇州、松江地區的農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佃農，有地者只有百分之十。而這“百分之十”裏，絕大多數都是大地主。租種他們土地的佃農，一畝收成一兩石，地租竟要交到一石三鬥，可憐許多佃農交完地租就兩手空空，甚至“今日完租，明日乞貸者”。

　　而“乞貸”這事兒，也牽出了古代地主們一個“歷史悠久”的“發財辦法”——放債。無論是不堪重負的自耕農，還是受盡盤剝的佃户，通常都不得不向地主舉債，然後接受嚴酷的盤剝。南宋的農民就是“一切出於舉債”。明代大地主放債時，更把“大斗進，小鬥出”套路用得熟練：放債時用“發秤”做量器，一石糧食只有90觔，收債時卻用“租秤”，一石糧食有220觔，單這一進一出，就賺足了130觔的差價。

　　只看“收租”“放債”的套路，就知古代這些享有特權的大地主階層，幾乎是躺着享受農業生產的福利。

　　但古代地主們更重要的財富來源，卻還是兩個字：特權。

　　比如宋代的大地主們，在“逃避賦役”這事兒上，就是輕車熟路。結果就是“富豪之家賄賂公行,以計規免,中、下之户被擾,不得休息。”甚至佃農繳納的地租裏，也包括了地主們該承擔的賦税。到了士大夫享有更多“優免”特權的明代，明朝中後期的二品京官，可以享受“優免”8000畝田賦徭役的特權，哪怕七品芝麻官也可以“優免”300畝。這些手裏握有大片土地的官僚地主，幾乎就是“幹掙”。

　　既然是“幹掙”，那就不掙白不掙，於是明清年間，憑着手裏的“優免”特權，官僚貴族地主們往往大肆兼併土地。比如在經濟發達的福建，當地的“豪宗巨室”名下田畝土地眾多，卻是“曾不得徵其財帛”，反而是窮自耕農“吏索丁錢，急於星火”。不堪重負的自耕農們，也只能把土地抵押給大地主們，於是土地兼併就越演越烈。比如明代政治家徐階，名下土地就有6萬多畝。明末仕途失意的董其昌，也是“田過萬頃”……

　　而且隨着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手工業品的出口量激增，換來了巨量的白銀。趁機享盡這其中紅利的，依然還是那些大地主們。比如在蘇松地區，大量的農田都改種了經濟作物，太倉七成的稻田變成了棉田，在福建廣東等地，諸如甘蔗、芝麻、油菜等經濟作物也大量普及。然後以此為原料的絲綢棉布白糖暢銷海內外，每年換來巨量的白銀。可這些產業的生產、經營，也幾乎都被當地“富宗巨室”壟斷，吃盡了其中的紅利。

　　然後，就有了許多史料裏津津樂道的，那“前明多富家”的景象：**明朝嘉靖年間大貪官嚴世蕃曾經感慨，家產達到五十萬兩白銀的人家，就是明朝“一等富豪”。**但到了明末，僅在江南地區，“年收入”過百萬兩的“大户人家”，就是一抓一大把。如此景象，今天還被人津津樂道，當作明末“繁榮”“發達”的象徵。但萬曆年間的名臣呂坤，早就看到了這繁華背後的危機，説出一段振聾發聵的名言

　　“況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蹈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樑，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飯童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

　　也就是説，那些“富者”們驕奢淫逸的生活，全是靠着對苦老百姓的盤剝獲得。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接下來的明王朝，就將會遭到空前考驗。遺憾的是，他在世時，這些話沒有人聽。他去世後僅僅十六年，明王朝就以“崇禎上吊”的方式，印證了他的真知灼見。

　　但在明朝亡國後，從清朝至民國的四個世紀裏，儘管多少有識之士都在警惕着“明朝亡國教訓”，但森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讓大地主們的“發財模式”，翻新出更多花樣。比如在清代，那些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也玩起了“綜合經營”套路：比如康熙年間的尚書徐乾學，他僅在無錫一地，一次就買進萬畝土地，還在揚州北京等地有大量商鋪，甚至還在家鄉“借名救荒……挨户派米……五分起息”，做起放債生意。

　　這種“綜合經營”，也成了鴉片戰爭前，清朝權力市場上的常態：只要手中有權的官員，都會先購置土地，然後以土地收益為本錢，經營各種買賣。在外貿發達的廣東，就是“官之賈十七”，百分之七十的商家，都有“官僚地主”的背景，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但紅火的另一面，卻是土地兼併加劇，大清境內“遊民”大量增加，道光年間廣州學政戴熙就給道光帝哀嘆“盜賊蜂起，民不聊生”，這樣的亂象，也預示了大清接下來“落後捱打”的國運。

　　雖然歷史已成過去，但一個簡單的“地主的錢從哪裏來”的問題，卻濃縮了中國幾大王朝，多少興衰的“週期律”。幾多嘆息，幾多回味，簡單回顧，就有多少思考意義。

　　參考資料：《宋代農民負擔與中國古代糧食安全研究》、《明代社會生活史》、《清代華北農民生活消費的考察》、《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研究》、《試論明清太湖地區種植業結構之變遷》、《明朝文官俸祿探析》、《三四十年代晉西北農村家庭生活實態》、《民國時期河南土匪研究》、《民國時期新興地主研究》、《中國古代農業》、《逐鹿神州》、《生活在清朝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