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翔血池遺址北斗坊馬牲飼養方式及相關問題_風聞

摘要：本文對血池遺址北斗坊地點祭祀坑出土馬牲進行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發現，馬牲的食物來源多樣，同一個體馬牲肋骨的碳同位素比值高於其他骨骼。結合相關研究認為，食物來源的多樣性可能與飼養馬牲的苑廄散佈於不同地域有關；食物結構轉變恰與《周禮》中“芻之三月”“殊養之”等記載相符。

　　陝西鳳翔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的北斗坊地點2017年的發掘共發現34個祭祀坑。除個別為空坑外，絕大多數坑內出土了動物犧牲的骨骼，個體數量不等。經現場鑑定，馬的數量最多，少數黃牛和綿羊，牙齒萌出、磨耗及骨骺癒合情況顯示這些動物多屬於未成年個體。這些動物骨骼保存情況較差，大多糟朽，徒有形貌而無法提取。根據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年可知，北斗坊地點2個馬坑的年代範圍集中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2個牛坑的年代偏晚，大概是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前後。眾多遺蹟中，埋葬有馬、牛、羊的祭祀坑佔大宗。其中尤以馬的數量最多，這與殷墟以來高等級祭祀禮儀中以馬為尊的用牲制度相符合，為我們瞭解秦漢時期國家祭天禮儀中馬牲的選用提供了極其難得的研究材料。本文以北斗坊村北祭祀坑中出土的動物骨骼為研究對象，通過碳氮穩定同位素測試，來重建祭祀用牲生前的食物結構，重點分析馬牲的飼養方式，並據此討論其徵集與管理等問題。

　一、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所選樣品包括馬63例，黃牛8例，綿羊2例。因肋骨代謝速度要快於其他骨骼，對於9例骨骼狀況保存稍好的馬牲同時選取了肋骨和肢骨或頭骨，以對比同一個體不同時期食物結構的異同。樣品的出土單位等詳細信息參見表一。每例樣品取量約1克，機械去除樣品表面的污染物後，加入0.5molL–1鹽酸於5℃下浸泡，每隔2天換新鮮酸液，直至樣品酥軟無氣泡為止。去離子水清洗至中性，加入0.0125molL–1氫氧化鈉，室温下浸泡20小時，再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膠化48小時，濃縮並熱濾,冷凍乾燥後即得膠原蛋白。最後稱重，計算膠原蛋白得率（骨膠原重量/骨樣重量），列於表一。

　　樣品膠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穩定同位素的測定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考古同位素實驗室完成。測試儀器為ElementarVarioPYRO元素分析儀串聯Isoprime100穩定同位素質譜儀。元素含量的測定，採用磺胺（Sulfanilamide）作為標準。Ｃ、Ｎ穩定同位素比值的測試，採用IEAE-600、IEAE-N-2、IEAE-CH-4、USGS-40和USGS-41以及實驗室自制骨膠原標樣（δ13C=-14.7‰，δ15N＝7.0‰）作為標準。其中，USGS-40和USGS-41進行Ｃ、Ｎ穩定同位素比值校正，其他標樣用作進程監測。C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美國南卡羅萊納州(Caroline)白堊系皮迪組箭石C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氮氣（N₂，氣態）的δ15N表示。樣品的C、N含量以及C、N穩定同位素比值皆列於表一。

二、結果

　　穩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前人多有論及，最近又有學者撰文綜述，此處不再贅述。本次實驗所得骨膠原的C、N含量範圍分別為32.1～46.1%、11.7～16.7%、C/N摩爾比值介於3.1～3.2之間。根據未污染骨膠原的C、N含量與C/N摩爾比值範圍，這些樣品均可以用於食譜重建。

　　整體上看，黃牛（N=8）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值分佈範圍分別為-16.9～-9.3‰、6.4～9.5‰（圖一），均值分別為-13.1±3.2‰、7.7±1.1‰，這意味着黃牛個體間食物結構差別較大。檢視數據發現，BDF50與BDF70主要以C4類食物為食；其餘個體食物中同時包含C3和C4植物，其中BDF49、50與52食物中C4植物應多於C3植物，而BDF43、57吃了更多的C3植物。2例綿羊個體均同時取了2塊骨骼，每個個體2塊骨骼的同位素比值非常相近（表一），在儀器檢測的誤差範圍內，均呈現出以C3植物為主要食物的食譜特徵。

　　與黃牛和綿羊相比，馬的食物結構較為複雜。代表63例個體的72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分佈範圍分別是-19.8～-10.8‰、3.2～8.2‰，這意味着這些馬的食物結構個體間差異較大：既有以C3植物為主要食物來源的個體，又有基本以C4植物為食的個體；少數馬牲較高的氮同位素比值可能與吮奶效應有關，而部分表現出較低氮同位素比值的馬則意味着它們可能食用了氮同位素比值較低的植物，如豆科植物。概之，馬牲個體間生前的飼養方式有較大差別。

　　以坑為單位對馬骨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進行統計發現，同一祭祀坑內馬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差別均較大。其中，K7內馬肋骨（n=6）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分佈範圍是-18.7～-12.8‰、3.8～6.0‰，T0252-K5（n=6）內馬I趾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分佈範圍是-16.7～-11.4‰、4.0～8.0‰。這意味着，即便是同一個祭祀坑的馬牲，部分個體間的食物結構差異相當大，其生前的飼養方式也很可能並不相同。以K7為例，從肋骨δ13C結果來看，坑內的馬8（-18.7‰）與馬10（-12.8‰）的食物分別以C3植物和C4植物為主。

　　研究表明，肋骨的代謝速率高於其他部位的骨骼，肋骨的同位素比值代表了個體生前較短時間內的飲食情況。因此，通過對比肋骨與其他骨骼的同位素比值，則可以重建個體生前較短週期與長週期食物結構的變化情況。本研究針對9例馬牲同時檢測了肋骨和肢骨或頭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統計發現同一個體兩類骨骼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相比，除K3馬7以外，其餘個體肋骨的碳同位素比值相對較高，而氮同位素比值則差異並不大（圖二）。配對樣品T檢驗（Paired-Samples T Test）結果表明，肋骨與肢（頭）骨的碳同位素比值差異顯著（p=0.01<0.05），兩組數據的氮同位素比值卻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23>0.05）。因此，馬牲生前最後階段的食物結構與之前相比曾發生過變化，被宰殺前的最後一段時間內絕大多數馬牲食物結構中C4植物的比例明顯增加。

三、討論

　　從北斗坊發掘出土動物骨骼的組合來看，馬骨最多，牛、羊較少，這與商周以來高等級祭祀活動中多用馬牲的習俗相符。再考慮到本研究能夠獲取的有效數據大多來自馬骨，下文將主要討論馬牲的飼養問題。

　　馬的飼養是馬政的重要內容。《周禮》載“春除蓐，釁廄，始牧”。王世紅等據簡牘材料對此進行了考證，認為秦漢時期馬的圈養時間大致是從夏曆的十一月初至一月底，期間所需草料全部來自飼養者的供給；入春之後開始放牧，白天以採食牧草為主，但夜間仍需給食草料，且食用量幾乎與白天相當。當時，餵養馬匹的草料有精、粗之分，精飼料主要是以賦税徵收的粟、黍、稗、麥、菽等穀物，或稱之為“秣”，粗飼料分別指代飼草和農作物秸稈的“芻”“茭”和“稾”等。對於粗飼料的徵繳，秦簡和漢簡中均專門列有“芻稾之徵”，規定受田者除向國家繳納田租外，每頃需另交芻稾或芻稾錢。另外，漢簡常見“伐茭”“買茭”“入茭”等記載，説明當時邊郡地區時常派人收割和購買“茭”作為牲畜的飼料。這些記載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支持。如秦始皇陵東側馬廄坑便曾出土了穀子和飼草等精飼料和粗飼料，有些穀子專門還放置在陶盤中。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規定，“收入芻稾，縣各度一歲用芻稾，足其縣用，其餘令頃入五十五錢以當芻稾”。《睡虎地秦墓竹簡》載：“乘馬服牛稟，過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可見，秦漢時期地方上徵收芻稾目的主要是作為“乘馬服牛”的飼料。考慮到不同地區穀物種植情況、飼草種類以及植被類型的不同，各官營苑廄飼養馬匹所用精飼料（穀物）的種類以及粗飼料中禾稈和各種飼草的比例也會有差異。前文已述，北斗坊馬的年齡普遍偏小，基本是在2歲以下。據學者考證，西周時期已出現“執駒”之禮，為年滿2歲的馬駒初繫馬具，在此之前不受拘繫的馬駒隨母馬生活，其食物應主要取決於母馬所在苑廄提供的飼料。如此，我們推斷北斗坊馬牲個體間同位素比值的差異反映其飼料種類不同，這可能與它們被徵集作為犧牲前所屬苑廄的分佈有較大關係。

　　據考證，兩週時期甘肅東部至陝北一線的邊郡地區，以及寶雞等關中地區分佈有官營的養馬苑廄；西漢時期，漢武帝奪取河西與河套等地區之後，酒泉、張掖、居延、上郡等西北和北方邊郡亦成為西漢主要的良馬產區。因此，結合馬牲食物結構較大的差異我們推測，在北方長城沿線及關中地區苑廄飼養的馬駒可能都曾被徵集用作國家級祭祀活動的犧牲。這一推斷也可從傳世文獻中找到依據。如《周禮·天官》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鄭司農曰：“祀貢，犧牲、庖茅之屬。”王引之曰：“以供王祭祀之事。”可見，當時確實存在為祭祀活動徵集犧牲的制度。

　　《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系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有學者曾從文獻學的角度多方徵引，對犧牲被宰殺前的飼養做了考證，認為從選牲到郊祀用牲之間大概要經歷三個月的時間，此間犧牲由充人“殊養之”，別於一般的牲羣。如此，便可以解釋北斗坊馬牲肋骨與其他骨骼相比碳同位素比值存在顯著差異的原因。也即是説，北斗坊馬牲存祭祀之前曾被特殊飼養了一段時間，此期間所用飼料主要C4植物，也即是文獻中常見的被用於飼養馬匹的粟、黍這類C4類農作物的穀物或秸稈。

四、餘論

　　根據對北斗坊馬牲飼養方式的研究可知，雍城郊外祭天活動所使用馬牲生前的食物結構差異較大，這種現象應當是馬牲來源地多元化的反應，其背後當是國家掌控的龐大的祭祀用牲徵集系統。根據對馬牲肋骨碳同位素比值系統性的高於其他骨骼可以認為，馬牲生前最後一段時期與之前相比食物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食用了更多的粟（黍）類食物。這恰與《周禮》所記載的犧牲在祭祀前“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殊養之”相符。

　　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祭祀這類儀式性活動在鞏固既有社會規範、強化社會認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從徵集馬駒到殺殉祭祀的整個過程則反映出雍城畤祭禮儀在秦漢祭祀禮制中的重要地位。通過對祭祀權力的壟斷、祭祀禮儀的制定、祭祀活動的主持，精英階層藉以敦行倫理教化，凝聚人心，而祭祀犧牲的徵集與管理、祭祀儀式的組織和實施，則是社會動員能力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