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考公的背後，誰賺得盆滿缽滿？_風聞
壹零社-最新鲜的互联网产业资讯2021-03-16 18:14
“以前不想考公務員，現在發現是考不上”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在化學系學習；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讀機械製造專業；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是1990年《標點符號用法》中的一個例句，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代變遷後重新被網友翻出來和現狀對比，而“光明的前途”已經變成“張華考上了公務員；李萍備考事業編；我在學校當老師”。
這種調侃背後映射出的其實是被迫或主動佛系的年輕一代新的職業態度。居住在重慶的李銘迪正朝着這個“光明前途”努力。“剛畢業的時候家裏勸我考個公務員，我根本沒往心裏去。”以前大學還沒畢業的時候，都是地方基層公務員的父母就力勸李銘迪入黨、準備公務員考試，但野心勃勃要闖一片天的他一畢業就向家裏聲明，自己要找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留在北京決不回家考公。
“在大城市奮鬥成就感抵不過漂泊感。父母年紀也大了，能像這樣離家近點陪陪他們也挺好。”老家的發小們都紛紛選擇進入體制內，雖然收入和在北京有一定差距，但家裏早早幫忙置辦好了房產、車子，平時上班955幸福感比自己007高多了，“小城市物價不高、工作機會少，體制內在這裏就像個金字招牌，名利雙收。”
不同於被社會毒打之後才認清體制內優勢的李銘迪，畢業於廣州普通二本院校中文系的林鑫早在大一就規劃好了自己就業路徑——進入學生會、積極入黨、抓住進入機關單位實習的機會、公考入編。
公考分為國考和省考，國考即是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考，省考的招考機關單位則涵蓋省、市、縣、鄉鎮四級。國考時間較為確定，筆試時間為每年年末，而省考時間由各地自行決定，部分地區每年上、下半年各組織一次。
對於林鑫來説，這一切始於開學後的一場生涯規劃課。一位考入當地某街道辦的學姐警示他們，中文系本就是這個普通二本院校的邊緣科目，放到外面市場上並沒什麼競爭力，多數人從大三就開始準備考研或者考公。
“相對企業招聘而言，公務員招錄更加重視筆試、面試分數，除了定向招錄之外，一般不區分畢業院校，而且薪資待遇水平相對較高，所以院系裏瞄準公務員考試的人很多”。學姐私下告訴林鑫，她的班上總共四十三個人，最後選擇考公的就有三分之二，一定要早做準備，並幫她規劃了上述攻略。
林鑫家境普通，父母都在東莞打工，能留在廣州自然是首選。家裏微薄的支持讓林鑫明白自己並沒有多少冒險的資本，而公職安穩、社會地位又高，是自己的最優選擇。
根據獵聘網發佈的《2020應屆畢業生春招求職報告》顯示，面對“疫情下，畢業後如果不能及時就業，是否考慮其他選擇”的問題，38.73%應屆生選擇了“考公務員”。能上户口、收入穩定、工作規律、學歷“變現”快、父母滿意等原因成為林鑫們選擇公務員的理由。
而公務員考試不同於高考，帶有天然的神秘性。“考題靠回憶，每個地區每個崗位都有不同，根本不知道每個地方的題有什麼風格、怎麼練習。”習慣了分數為王的考生們迫切需要一個可以量化的評價體系，明確的告訴自己需要做些什麼才能獲得一張進入體制內的門票。
這種焦慮自然會吸引資本入局競逐。中公教育、華圖教育兩大行業巨頭之外，粉筆教育、腰果公考、導氮教育、啓政教育、知滿天教育、山東聯創世華等較小規模的培訓機構也紛紛湧現，老牌教育培訓行業“龍頭”新東方也按捺不住，2019年5月重啓公考培訓。
教培行業不同於其他互聯網賽道可以砸錢定勝負，這裏需要人與人的互動，需要對教學效果的交付，金錢並不是萬金油。對於公考考生來説，選擇一個可靠的機構和技術、資金無關，口碑和上岸率永遠優先，這也是為什麼在公考賽道出現了強者恆強的馬太效應。
2.行業龍頭崛起：左手直營，右手協議班
“任何教育機構要做生意都必須要製造出相當大的就業焦慮、教育焦慮，創造需求。中公們在這點上是趕上天時了。”長期關注教育行業的分析師劉毅楠評價，中公的每一個發展節點都正好趕上了時代的風口，“運氣好到不需要大力營造市場焦慮”。
當“公考熱”稍露頭角之時，有競爭者想來公考市場分一杯羹卻苦於師資難尋、線下成本高、影響力小而難成氣候。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管理學院的李永新則在1999年開始創業，2002年就創辦了中國公務員考試資訊網。擁有重要的流量入口，以及自己的師資和教材，早早佈局的李永新靠着北大的招牌和人脈一下子在彼時魚龍混雜的教育市場上脱穎而出。
但真正讓中公教育領先賽道的還是兩大殺器——直營模式和協議班。
2005年，中公教育開始了全國化的嘗試。李永新通過代理的方式與30餘家地方性培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在同行業中率先完成了全國市場跑馬圈地。
此後的15年，隨着高等學歷不斷貶值，就業競爭加劇，中公教育也隨之進入營收快速增長期，而加盟模式的弊端開始顯現。
“公考內容每年都有更新變化，一個強大且實時更新的中央研發體系對於中公來説非常重要。然而研發費用均發生在總部，加盟渠道在扣除銷售費用後仍然可以獲得豐厚利潤。”中公教育內部人士還透露，一些加盟代理不理解總部的政策，招的講師質量也很難管控，導致中公的口碑受損，這讓中公處在一個賠錢不叫好的尷尬地位。
2010年，在付出和收穫無法對等的情況下，中公教育全面停止加盟業務，此後把強管控的直營模式發展到了極致。
除了強直營模式鎖定收益外，中公教育另一個財富密碼則是首創業內爭相模仿的協議班。
所謂協議班，指的是在考生在付費時和中公教育簽署一份協議，如果最終沒能成功上岸，能夠返還絕大部分學費。這就相當於和機構進行“成績對賭”，很多人懷揣着“沒考上不花錢，考上了也不虧”的心態，報名高價協議班。
協議班模式也讓中公教育在短時間內牢牢地抓住了想要旱澇保收的考生們，超越同行，就像微信在2014年春節以微信紅包偷襲支付寶，搶佔第三方支付市場一樣，收割了大量新用户。
李銘迪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對公考情勢不瞭解，他在線上加了一箇中公銷售老師的微信，沒聊幾句就為他推薦起了協議班，“協議班雖然比普通班貴幾千塊，可是不過包退，就當免費蹭課了。”見李銘迪還有些猶豫，老師又搬出了和其他“老學員”的購課記錄，勸他“趁早上車”。
從線上新增用户的變化來看，2016年到2017年，中公教育的線上新增用户實現了跨級式的增長，變化的拐點就始於協議班的推廣。
2017年開始，中公教育加大協議班的推廣力度，引導學員報考協議班。雖然比不上K12 領域號稱每天1000萬，一個暑假15億的廣告投入，看重在校內及周邊地推的中公教育，在2017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仍然達到了15.08億元，佔營收的37.4%。同年，協議班佔面授課程比例從59.02%增長到73.75%，公司收入同比增加56%。
“協議班更多是一個概率問題。一個班裏只要有30%的考生成功上岸，培訓機構就能覆蓋掉師資、場地等各種成本。”曾在中公教育做銷售的李老師給《電腦報》算了筆賬，一個10人小班，每個人學費4萬元，成本僅需7萬，就算有7個人滿足所有條件需要退全款，中公仍有5萬利潤，而協議班通過的概率平均60%以上。
根據最新的數據，公務員考試的協議班普遍在2萬元以上，且5萬以上高價班的種類和選擇更豐富，與兩年前相比提價明顯，“2017年的時候一個普通班可能就7000元，包裝一下成了協議班價格馬上翻番。所以只要來諮詢，我們都首推協議班”。
這種降低銷售門檻的協議班不僅為中公吸引了大量學員，也成了中公教育漂亮財報的關鍵因素。中公教育2020年Q3財報顯示，大量預收款不僅讓公司現金流保持充足，也為公司帶來了可觀的財務性收入。根據中公教育財報數據，18-19年公司理財收益分別為1.06、1.84億，佔業績的9%、10%。
“預收款從產生到確認收入通常有幾個月的時滯，一般的公司都會將這部分款項投入理財產品，賺利息。”劉毅楠説，這在職教機構幾乎是默認的做法。
協議班和直營優勢轉化成了中公教育加速資本化的底氣。自2019年2月21日中公教育在A股市場借殼上市以來，兩年內其市值一度高升超過2000億，成為繼新東方、好未來之後的第三大教育股。
3.千億市值背後的隱憂：學生背上信貸、師資難辨
中公乘風口而上不斷賺取高收益的同時，也面臨着多方質疑，首先就是考生信用貸款風險，前述協議班僅在2020年前三季度就為中公教育貢獻了超74億元的預收款，佔當期營收的99.62%。但動輒4、5萬的學費並不是人人都能負擔得起，為了保證收益、留住生源，中公教育特意推出一款金融產品“理享學”，號稱“教育界花唄”。
據宣傳資料顯示，“理享學”是中公教育公益助學計劃的一部分，由中公教育聯合上海貝丁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簡稱貝丁網絡）共同推出。其合作資金方包括張家口銀行、重慶富民銀行、華夏銀行等在內的銀行機構，雲南信託、廈門國際信託等信託機構，以及中銀消金、河北幸福消金在內的持牌消費金融公司。
與花唄、白條的用法相似，學員可以先選擇指定協議班免費上課，學費由中公墊付，考上了再由考生分期還款，含利率7.5%-14%；未通過則由中公負責償還。
但這樣“不交/少交學費就上課，考試未過0收費”的好事，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考生的雷區。需要明確的是理享學並非公益產品，而是由中公教育作為中間平台，幫助考生以考生本人的名義從第三方機構申請貸款，貸款直接到中公教育賬户，期間產生的利息歸中公所有，學員才能無成本上課。
而當學員申請退款時，就不再如廣告一般美好了。
河北考生梅亦在簽約報班後，因為覺得課程不適合自己的節奏，第三節課前提出退課申請，要求撤銷理享學貸款並按要求提交材料。但中公教育方面則以“等兩天就辦理”“需要走流程”等説法一直拖延，最後告知梅亦需要30-45個工作日才能申請退款。
“申請退款只是剛開始流暢，之後還是要繼續等。我籤協議的時候可是一天就簽完了，為什麼只上了兩節課流程就要走這麼久？”等了45天后再去詢問，負責的老師卻説“機構年末不走賬需要年後再處理”。因為擔心理享學貸款會影響自己的徵信，梅亦最終決定找來代理律師和中公交涉。沒想到三天後就收到了貸款協議取消的證明。
“一旦你説要退款、取消貸款，那就是等。”內蒙考生奈奈去年6月在當地報名了內蒙古省考協議班，當時繳費4000元，理享學貸款31800元，“當時省考筆試沒過，中公的老師勸我等待省考補錄。補錄我依然沒被錄取，而理享學馬上就要到期了。中公教育的老師開始是以各種理由不退，還給我推薦其他職業培訓課程；後來又説我沒有補錄未錄取的截圖。因為內蒙古網站的查詢窗口已經關閉，我沒辦法給提供補錄沒被錄取……”
退款難在中公教育的考生中屢見不鮮。在黑貓搜索中公教育，顯示該公司收到了2800多條投訴，其中大部分與“退費難”“拖延退費”“理享學貸款”相關。就在2020年7月，中公教育還因過多用户投訴“不退費，退費難，霸王條款”，被海淀區市場監管總局點名。
考生的不滿並不影響資本滾雪球。依託中公教育不斷下沉的網點資源和每年超過300萬的參培學員資源，截至2020年7月，“理享學”累計放款金額近70億元，在貸餘額近42億元，件均3.5萬元。
所謂的“公益項目”更像是中公教育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李老師透露，由於公考的週期性，從報名學習到出成績，再到提交退費材料，最後正式退費，快則6個月，慢則9個月是很正常的，“學生貸款的錢放在中公的賬面上時間夠長，就算再還回去也有一筆利息收入，中公還是默許了這種拖延。”
教育機構的金融化本身就自帶風險——一旦用户大量退款，或平台自身資金鍊斷裂，結果都將是難以估量的。平台難以運營、暴雷跑路，初入社會的學生背上高昂債務並非杞人憂天，優勝教育、韋博英語等教培機構就是前車之鑑。
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K12領域的教培機構資金監管再次被熱議，多家從事K12領域的教培機構預測2018年7月國務院下發的《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國辦發80號）》將再落實，資金監管將成為重點。如果這股監管風吹至非學歷職教領域，要求上繳“預付款”，中公處境又當如何？
除了金融化風險以及退費難的痼疾外，中公教育的師資是另一個被考生質疑的重點。
“老師只是給資料，看着你填鴨式做題，再統一看在線講解課。”林鑫在去年5月在當地中公教育報名了一個39800元的線下封閉逆襲班，名為提高效率，實際是高強度的刷題集訓，“每天都密密麻麻排了課，也不管學生能不能理解。有不會的題問答疑老師，他也講不清楚，年紀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大，那我幹嘛不自己在家做題？”
如今為了減少授課教師數量，提升優質教師資源利用效率，很多教賠機構都推行“雙師制”，即一位授課老師和一位答疑老師。授課老師上課通俗講就是看視頻，全國各地統一時間在線看視頻，由僅有的幾位優秀老師授課；答疑老師則負責解決考生日常疑問。
但不管哪個階段的教育，都需要人與人的互動，需要對教學效果的交付，網絡視頻課程作用總是有限的，這時就需要答疑老師的填補。“現在市面上你接觸到的老師70%都是入職兩三個月的新人。”一位年初離職的鄭老師告訴《電腦報》，一般能在中公教育做到兩年以上，不管水平如何，都可以晉升管理崗位，因為“人都熬走了”。
“新老師入職後就會被召集到北京，由優秀師資培訓兩個月。所謂培訓，就是讓新人把他們所講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比如課程導入的話術、內容講解的要點，講解中的引導話術，他們講一遍，差不多兩天就講完了，剩下的時間老師們就在寫逐字稿，並進行兩兩互練。”
這樣流水線培養出的“老師”不僅要負責考生日常教學，還要承擔銷售轉化的任務，高強度下的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很多老師私下都是一個想法：只要把時間撐下來，別太尷尬，每天多給學員找點事幹，一個課程很快就結束了。”鄭老師坦言，離職也是想對得起自己良心，“我都不知道答案怎麼來的，怎麼跟學生講課？”
“不想賺錢的老師做不好企業”
為應對疫情之後的新局面，中央推出“六穩”“六保”政策，將“就業”放在首位，這也為中公等職教機構提供了更多發展的可能：中公教育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業績虧損2.33億，但Q3業務恢復後培訓迎來爆發，實現收入46.3億、業績15.5億。
與此同時，考生、從業者對機構的不滿也與日俱增。企業發展最初的願景，總會因為各種內部、外部原因而“走形”，如何平衡教培行業追求長期反饋的特性和企業追逐用户規模、利潤增長，仍需進一步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