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與陳獨秀的責任_風聞

因為我母親的祖父鄧壽荃在大革命時期是湖南省建設廳長，所以我對那一段歷史比較感興趣。通過在圖書館查找資料和網絡上搜集，看到了大革命失敗的一些比較根本的原因。現在有一些人為陳獨秀翻案，實事求是地講，過去對陳獨秀的批判有偏頗之處，共產國際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相當的責任，但是翻案之人也沒有搞清楚大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就忙着給陳獨秀開脱責任也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為了搞清楚這一段歷史，我查找了許多資料，從“李維漢回憶錄”中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大革命時期李維漢是中共湘區書記，就是湖南省委書記，許多文藝作品中都有的不許農民革命的黨的領導基本上以他為原型，而且後來幾個反思大革命失敗教訓的黨內文件，好像有蔡和森等人寫的機會主義史都拿他做反面典型。

李維漢回憶1926年大革命開始時，他到湘南與唐生智接洽合作，唐生智當時非常靠近革命，與共產黨合作也是非常有誠意的。唐生智要把幾個縣交給共產黨管理，讓共產黨當縣長，被李維漢拒絕了。從唐生智那裏出來後，鄧壽荃是唐生智指定的與共產黨聯絡人，當時是湖南省財政廳長，鄧有意把若干厘金局長交給共產黨去做。厘金局相當於現代的地税局，是肥差，也被李維漢拒絕了。這就埋下了後來大革命失敗的根本因素，共產黨人忽略了政權的作用。等到“馬日事變”，共產黨人組織10萬農軍撲城，馬日事變的許克祥只有1個團，1000多人，但是共產黨的農軍沒有正規軍事力量作骨幹就是“烏合之眾”，撲城之事最後成“鳥獸散”，各地共產黨人遭到地主武裝的撲殺，損失慘重。

大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沒有重視政權，沒有重視武裝，特別是基層的武裝，可以得到的政權也不要，可以爭權的錢也不要，沒有政權和武裝的支持，單純的農民革命和工人運動都不能達成目標，當反動派一發動武裝鎮壓，革命立即就失敗。所以毛主席經過大革命的教訓發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呼喊，所以他上山搞武裝，建立革命政權，搞武裝割據。

忽視軍隊和政權，反感軍隊和政府是陳獨秀的根本錯誤。早期肖勁光在蘇聯學習軍事就遭到陳獨秀的斥責，斥責肖勁光學軍事想幹嘛？想當軍閥嗎？這説明陳獨秀的意識中就排斥軍事鬥爭和爭權政權，這種思想也影響了黨內一大批人。這些黨員包括陳獨秀追求革命，這比胡適前進了一個台階了，但是他們只熱衷於工人運動，或者農民運動，忽視了政權，不懂如何建立一個政權和維護一個政權，這是不懂政治，這是他們的缺陷。正是這個缺陷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如果當時湖南有若干縣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那麼共產黨就可以合法地掌握一批軍隊，當時縣政府是可以有保安部隊的，黃埔培養的共產黨員軍官可以領導這些軍隊，這樣湖南就不會出現一個許克祥就顛覆了政權，有了正規軍隊作骨幹的農民軍很容易撲殺許克祥的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