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基辛格著《論中國》再評毛澤東_風聞

基辛格作為與毛澤東直接打過交道的美國政治和外交菁英的頂層人物，近距離觀察研究過毛澤東。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與其他觀察家持同樣的觀點：毛澤東因為對蘇聯的恐懼而尋求與美國和解。這是依據他一貫秉持的所謂傳統均勢理論，即弱國必然尋求強國的保護。這也是世人對中美和解的通常認知。但是，2011年，88歲之際，基辛格出版了《論中國》一書。書中對美國當初與中國和解的動機做了如下闡述：

“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給美國人民展現一幅和平前景。”

基辛格不再提美國與中國和解是為了合作對付蘇聯了。人們的印象中，當初美國與中國和解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蘇聯。為什麼不提了呢？答案在中國，在毛澤東。基辛格接着分析毛澤東與美國和解的動機：

“為了抵禦來自莫斯科的進攻威脅，北京也在尋求迴旋空間。”

他不再提早期持有的觀點：即中國尋求美國保護，或者依靠美國的力量對抗蘇聯。基辛格在以後的章節裏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

“從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當然無法和三角關係中的其他兩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經不起打擊。但是，他把核超級大國之間的敵意為己所用，給外界造成不懼核毀滅的印象，因而為中國謀求了一種外交保障。”

基辛格筆下的傳統強權政治指的是十九世紀歐洲由梅特涅、俾斯麥等主導建立的國際政治和法律體系，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基辛格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這一理論，為他贏得卓越的學術聲譽，成為日後進入政治外交界的台階。基辛格並不滿足於他在早期著作中對毛澤東的論述，顯然，涉及毛澤東的某些歷史事件超出了他的理論能夠解釋的範圍，所以他一直在尋找新的解答，在88歲高齡之際還要為此著書。書中基辛格從一個新的視角進一步寫到：

“毛澤東為強權政治添加了一個據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層面。按照傳統的均勢理論，他該尋求其中一個超級大國的保護，但他卻特立獨行，利用蘇美彼此的戒懼來同時反抗它們兩國。”

作為世界上強權政治的學術泰斗，基辛格在此承認毛澤東反抗美蘇兩大霸權超出了傳統強權政治的範圍，也即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層面。基辛格完全否定了毛澤東與美國和解是尋求強權保護的觀點，也就否定了與美和解是出於對蘇聯的恐懼。基辛格參與了美中和解的全過程，這個結論來自於他的親身經歷，而非出自書齋，更不是道聽途説。所以我們不必懷疑這一結論的真實性。

既然毛澤東與美國和解不是出於對蘇聯的恐懼，也非尋求美國的保護，而是反抗美蘇兩國，美國再把與中國的和解説成是聯合中國對抗蘇聯就顯得自作多情了。

還可以引述他的另一段話來佐證這一點：

“面對大國核戰爭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係中周旋，它們各自都有能力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假若它們聯手，中國則會遭到滅頂之災。對於這一形勢，毛澤東的應對辦法是人民戰爭。他宣稱不懼核威脅，公開表示不怕犧牲，説它會保證共產主義勝利能夠更快到來。毛澤東關於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顯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國相信他並非虛張聲勢——經受住了對他聲譽的最終考驗。（當然，中國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終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儘管其規模比蘇聯或美國小得多。）”

基辛格再次表明：毛澤東不是因為恐懼蘇聯而與美國和解，更不是尋求美國保護。那麼基辛格找到基於“新層面”的最終答案了嗎？他顯然比以前理解得更多，然而，從他寫下的“毛澤東關於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我們不得而知”這句話可以知道，基辛格依然沒有完全理解毛澤東。他看到了毛澤東的“新層面”所帶來的現實成果，但卻不知道毛澤東是如何做到的。也許是基辛格老了，也許是受他的知識限制，他未能在新的視角和層面上建立一套新的理論。但是，他的論述並非沒有新的價值。

我們不妨從基辛格對毛澤東所作的分析反推：如果毛澤東遵從傳統的強權政治，屈從核大國的核威脅，尋求美國或者蘇聯的保護，勢必以中國的獨立作為交換代價。如果屈從、追隨蘇聯，中國就會隨着蘇聯的解體而失敗，中國不會以現在的完整面貌立於世。如果尋求美國的保護，就等於退回蔣介石屈從於美國的年代，唯美國馬首是瞻，一步也不會越過美國劃定的界限。中國人會認定美國和西方文明不可超越，不會再有趕超美國的雄心壯志，並且會步民國後塵，繼承或者發明各種美國不可超越的理由，譬如白人文明優越論，中國人種低劣論，中華文明惡劣論，使之成為主流輿論。

然而，按照傳統強權理論必然演繹的這一幕沒有出現，歷史沒有隨着蘇聯解體而終結，也沒有隨着美國獨霸而停息。毛澤東“只爭朝夕”，在冷戰中奮力建設了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奠定了台灣歸屬的法律地位，在冷戰後依然保持了獨立完整，並且第一次與西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了聯繫，這就是基辛格説的，“為中國謀求了一種外交保障。”自1840年以來，正是這一外交保障的缺失，亦即未能抵擋西方以及日本的入侵，中國才屢次被打斷工業化進程，國勢呈螺旋式下降。本來這種外交保障在列強紛爭的時候比較容易爭取，卻由於中國精英階層的腐朽懦弱致使機會一失再失。到了列強決出超級霸權的時候，已經機會渺茫了。超級霸權在經濟和技術上具有更大的領先差距，也因此比先前的列強對弱國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也擠掉了弱國在列強之間折衝迴旋的餘地。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即使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仍舊擺脱不了境內有超級霸權的重兵駐紮，劃分勢力範圍，境外有惡鄰侵犯邊疆，割佔大片領土，致使國家面臨分裂的局面。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衰亡之路上的中國滑向谷底的一次強烈反彈，他把此前僅限於精英階層的救亡擴大到動員所有階層，可以説是挽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最後一次機會。毛澤東突破了中國傳統的內向思維方式，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沒有人比他更深刻地意識到決定中國命運的是與世界的關係，且主要是與工業化西方的關係，併為此給出了天才的解決辦法。毛澤東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縱橫捭闔，先是力送外國重兵離境，而後通過抗美援朝拒敵於國門之外。這只是第一步：解決了霸權入侵的問題。然而這一步並未完全解決國勢衰亡的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然不得不放棄武力侵犯中國的意圖，卻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中國並不能關起門來重複西方歷經約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要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接觸到西方最新的工業技術，而不能坐困愁城。為了打破封鎖禁運，毛澤東主動出擊，走出了第二步：推動針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歷時十年，迫使美國與中國和解，成功建立了中國從近代與西方交往以來一直缺失的“外交保障”，搬掉了阻礙中國發展工業的百年路障，為今天中華文明的崛起並趕超西方文明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所走的這兩步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都走出了中國，主動向境外出擊。這顯示出毛澤東獨具的世界眼光。中國衰亡的危機最終是靠走出國門，通過境外戰爭解決的。支撐毛澤東走出這兩步的則是他領導下的中國所達成的自立。在毛澤東之前，沒有一位領導者具備這樣的世界眼光以及出擊的意志和能力，也遠遠沒有達成這樣的自立。而毛澤東為出擊境外所營造的世界革命輿論和意識形態，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勢，澎湃洶湧，不可阻擋，為那一段歷史添上了無比絢爛的亮色，令人歎為觀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傳統西方強權政治體系下，美蘇爭霸的兩極世界本來不可能出現一個分庭抗禮的第三極。毛澤東突破了西方主導當今世界的傳統強權政治，完成了一次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可以自成一部史詩級的敍述，可惜至今付之闕如。歌德説過，要理解一個天才，必須藉助於另一個天才。前者是行動的天才，後者是解釋的天才。基辛格沒能完成解釋的任務，我們只能等待另一個天才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