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連科：日軍的一顆“糖”？_風聞

閆連科不但小説寫得好，説段子編故事也是信手拈來。

今年3月10日下午，作家閻連科在接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儀式上，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在那個村落裏，有位母親七十多年來，無論是在電視上或是村人的談論裏，當大家看到或談到中國與日本的仇殺歷史時，那位母親總會記起1945年，日本軍隊從中國敗退時，一位穿着破爛、身上掛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枴杖從口袋裏摸出一顆小糖給了她。這位母親説，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叫糖的東西，竟然那麼甜。所以她終生記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張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臉，終生都渴望還給那個日本士兵一些什麼去。”

愛，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價值都不會超過愛。當我們在那個村莊看到有人渴望中國用核武毀掉人類時，也看到那個村莊最柔軟、博大的內心在愛着人類和世界，希望這個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充滿愛。我慶幸我出生在那個村莊裏；慶幸至今我幾乎所有的至親都還生活在那個村莊裏；慶幸我不僅擁有那片村莊和土地，而且我還是那個村莊不可分的一部分。我的本身就是那個村莊之本身。我今天所有的努力和寫作，都不是為了給那個村莊積累和增添，而是為了發現那個村莊本身就有的它與人類世界共有、共存的互生、互動之關係。

閆老師為了闡述他對“和平"、對人類“大愛”的追求，為了證明“愛可以化解一切”，不惜編造了這麼一個故事，不惜把侵華日軍説成關愛中國百姓的“王師”，中國婦女沒有記住日軍侵華、屠殺百姓的仇恨，只記住了一顆糖的甜味，一生都想着報答…….這未必是閆老師用心良苦**，而是他腦子裏本就充滿了這樣的套路和故事，已經產生了條件發射，隨便摘一個出來，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了。**

實際上，這個故事是有原型的，那是一個講漢藏民族團結、解放軍軍民一家親的温暖故事。

娜喜，藏族，四川巴塘人，1936年出生。娜喜13歲便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軍157團第二野戰軍，1951年3月離開巴塘參加進軍西藏。1952年在藏軍幹校學習，學成後調文工團工作。1957年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畢業後一直以藏族幹部的身份在西藏統戰、宗教部門工作，直到退休。

娜喜回憶起早年的往事時，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記得，當時解放軍就借駐在孤兒院旁邊的小學裏。我們常常會偷偷跑到解放軍駐地“偷窺”。那羣哥哥姐姐們也發現了我們，然後跑過來笑着跟我們這些髒兮兮的孩子打招呼。由於當時我們聽不懂漢語，與解放軍哥哥姐姐們的交流完全靠手勢，但我從他們的臉上感受到了温暖和親切。他們不像那些官家、貴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個姐姐笑着遞給我一顆彩紙包着的東西，示意我剝開放進嘴裏。當我把它剝開放進嘴裏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後來我知道這是糖果，那個甜味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我記住了，那顆讓我甜了一輩子的糖果，是解放軍給的。”

我無意説閆老師這個故事是剽竊的，雖然這兩件事敍事結構、描寫筆法非常相似；閆老師作為一個大作家，腦子裏本就儲藏了無數個創意、點子、大綱、劇情，可能他也分不清哪個是自己的，哪個是別人的，在接受美國獎項的時候，為了順應“普世價值”，可能出於條件發射，脱口就講出了一個“日軍的糖”的故事，可以理解，畢竟這種場面，他腦海裏早已排練過千萬遍了。

中國作家也是有“財富密碼”的，這財富密碼就是描寫“第三世界的落後、野蠻、荒誕”、“編造利維坦的殘酷、冰冷、抹殺人性”，迎合西方價值觀，讓西方人像欣賞未開化野蠻人一樣欣賞我們的文明，那樣就能獲獎了。

這種模板、套路，學起來很輕鬆，你看看閆連科、莫言、方方……其實講的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描寫“現實的荒誕和黑暗，寄託對人性和美的追求”，把他們的所有小説拿出來翻譯出去都有可能拿獎的。

我不否定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我甚至不否定傷痕文學的價值，我也不否定他們的藝術成就，畢竟描摹人物、構造情節、運用筆力，都是需要天賦和努力的，某些作品不管三觀如何，文學性是強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們為了所謂的“文學性”，拋棄了一切，為了“文學”而“文學”。

説白了，這其實是一種“應試作文”，主考官就是西方政治趣味和西方藝術審美。

閆連科老師拿過卡夫卡獎，莫言老師拿過諾貝爾獎…….有時候，西方誇你，給你獎項，並不是因為你文學水平真的高，也不是因為你的作品真的好，而是因為，你這麼寫，可以滿足他們輿論宣傳、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但凡痴迷於西方對自己評價的人，下場都不太好；比如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當年痴迷於西方社會對他的“褒獎”，每天都有幾個小時，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命令秘書大聲朗讀西方報紙媒體誇獎他的文章，樂此不疲。

很多人進大學中文系學寫作，進作協、文聯混資歷，就得拿出這樣的作品，才能得到前輩、大師們的賞識，久而久之，這個圈子也內捲了，所有人寫小説，都是衝着這個“標準”去寫的，寫作背景、人物塑造、社會環境、故事結構，都是一樣的。

誰説中國文藝圈水平不行的？其實行的很，他們這一套流程，也是工業化流水線作業，熟極而流，如果改編成電視劇，編劇導演的工作也很輕鬆，只需寫一個劇本，把主角人物換一換即可，故事情節都是差不多的。

最後，我是支持我國作家“創作自由”的，但是也請作家們想一想，捫心自問，自己創作的時候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到底是你想寫這個故事呢？還是刻在你DNA中的東西在不由自主地跳動呢？你總是喜歡寫“辮子”的事，到底是對“辮子”感到憤怒呢？還是因為你心裏就長了辮子？你總喜歡寫“小腳”，是為了批判“小腳”，還是因為你本來就喜歡“小腳”？

你到底是在為自己創作？還是在為人民創作？還是在給帝國主義“寫命題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