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年代，諾獎得主多蘿西·霍奇金為中國科研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_風聞

現代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學術交流。1966年3月，中國成功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在那個還“必須把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語錄寫在科學論文的篇首作為‘指導文獻’”的閉塞年代，諾貝爾化學獎（1964）得主Dorothy Hodgkin（多蘿西·霍奇金）不遺餘力地將中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世界科學界，建議東西方科學家會聚一堂，把中國晶體學送入了國際大家庭的懷抱。

中國科學院院士樑棟材教授和王志珍教授都曾與Hodgkin教授有密切的接觸。1966年，樑棟材曾於牛津大學在Hodgkin教授指導下進行蛋白質晶體學研究；1977年，年輕的王志珍負責Hodgkin教授訪華的陪同工作。1993年5月，在印度著名物理學家Ramaseshan的邀請下，梁教授請王志珍共同撰寫了一篇介紹Hodgkin教授的文章。文中的Dorothy形象生動，躍然紙上；字裏行間也流露出那個年代中國科學家們特有的熱烈的深情。《返樸》經授權重刊舊文，以饗讀者。

撰文 | 王志珍（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樑棟材（分子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雖然只有我們二位有幸為Hodgkin教授的論文集寫這篇文章，我們相信其他的中國科學家，不管是認識Hodgkin教授本人還是耳聞她在國際科學界崇高的聲望，都希望表達他們對Hodgkin教授的崇敬和愛戴。Hodgkin教授對我們中國科學家來説，不僅是一位榮獲諾貝爾獎的傑出的科學家，還是我們的一位親密的朋友，她對我們的科學研究給了直接的巨大的支持和幫助。

我們中的一位，樑棟材，晶體學研究工作者，曾於1966年到牛津大學動物系，在Hodgkin教授的指導下做尋找胰島素重原子衍生物的研究。在實驗室裏，不管是其他教授還是Hodgkin教授的大大小小的學生們，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普通的技術員或外國學者，都熱情地直呼她的名字“Dorothy”，很少有人稱她“教授”“博士”。在Hodgkin教授的世界一流的國際性實驗室裏，梁是當時第一位從“紅色中國”來的年輕訪問學者，Dorothy很快注意到這位黑頭髮的中國年輕人，他把肉眼難見的蛋白質晶體裝進毛細管中是那樣的迅速和準確。梁經常對他的同事和學生們説“在牛津的時光是我一生難忘的”。

1993年5月Dorothy的學生Guy Dodson來電話告訴梁，Dorothy希望今年來北京參加第16屆國際晶體學大會。當然，能在我們自己國家召開的國際大會上見到她，我們會多麼高興！為了爭取這屆國際大會在中國召開，我們曾付出了艱鉅的努力。然而屈指一算，她已經83歲高齡，我們還是很擔心她的健康和體力能否承受得住，在相距半個地球的牛津與北京之間的來回奔波，能否承受得住晶體學家們三年一度的盛會一定會給予她的繁忙和疲勞。6月，我們又得知Dorothy已經下定決心今夏一定要來北京！我們怎能不理解她的決定？年邁的身體，炎熱的氣候，長途的跋涉與她的科學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科學才是她的生命，即使不是在中國，在天涯海角，Dorothy也是一定要去的！我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到來，第八次來中國！

50年代許多西方人士還不瞭解中國，更不瞭解中國的科學。可是Dorothy憑着她固有的對人類進步和文明事業的責任感，憑着她對發展中國家人民和科學的熱情和關心，早在1959年就與她的丈夫、成人教育和非洲史學家Thomas Lionel Hodgkin教授一起訪問了中國。1965年她再度訪華。

1967年在中國，科學家用化學方法全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結晶牛胰島素巨大成功的直接鼓舞下，也受到Dorothy實驗室胰島素晶體學研究工作的啓示，年輕的中國晶體學家們在北京開始了胰島素的晶體結構測定，到1971年和1973年我們分別發表了在2.5Å和1.8Å的高分辨率上用同晶置換法所獲得的三方二鋅豬胰島素的三維結構，當Dorothy獲悉中國科學家也測定了胰島素分子的晶體結構後，1972年她第三次訪華時，親自帶着她自己的胰島素結構的電子密度圖來到北京和我們北京胰島素結構研究組仔細地逐一比較兩個研究組的結果。當時兩個實驗室的電子密度圖都是在1Å/cm的比例上繪製的，應該説核對工作不應有太大的困難，可是當我們把兩套圖放在一起時，它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這可真使大家焦急了好一陣子，後來我們才發現，嗨！原來是在兩套圖之間的分子Ⅰ與分子Ⅱ“顛倒”了位置，這下大家才鬆了一口氣。疊合比較之後，我們興奮地發現兩家的電子密度圖，如果説不是絕對無誤地重疊，至少也應該説其相應關係已經非常好了。自那以後，凡是在討論我們的二鋅胰島素結構時，由於免不了要與牛津小組的結果相比較，總要用“北京的分子Ⅰ，也就是牛津的分子Ⅱ”或“牛津的分子Ⅰ，北京的分子Ⅱ”來確切地進行描述。這一次Dorothy還專程去上海與生化所的科學家們討論胰島素分子的結構與功能關係。緊接着她繼續東飛到日本參加第九屆國際晶體學大會，在大會上她向國際晶體學界介紹了她在北京和上海兩地的訪問，介紹了中國科學家在胰島素方面的研究結果，為長年來處於與外界隔絕狀態的中國科學向國際科學界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是這位德高望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把中國晶體學家的成績介紹給了世界，把我們帶入了國際大家庭。

1974年，我們在中國科學上報道了1.8Å的胰島素分子的精細結構，上海研究組則報道了胰島素和胰島素衍生物與其受體相互作用的文章。不久我們驚訝地在世界最有名望的Nature雜誌上讀到Dorothy的題為“Chinese work on insulin”的文章，這篇文章專門介紹我們上面的這兩篇論文。眾所周知《中國科學》儘管是中國國內最高水平的學術期刊，但當時在國際科學界仍鮮為人知，當初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功也是因為不可能發表在國際性的雜誌上而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及時宣佈於世。在那個我們還必須把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語錄寫在科學論文的篇首作為“指導文獻”的年代裏，Dorothy把我們的科學論文在Nature上通報全世界，這是對中國科學家何等的愛護！我們知道，Dorothy信仰的是真理，崇尚的是科學，凡是對真理的揭示，凡是屬於真正的科學成果，她都熱情地傳播，正直地支持，從不介意政治和國籍。

在Nature的這篇文章中，她高度評價了我們的工作，儘管當時她們在牛津正在進行1.5Å分辨率的計算，她卻謙虛地説我們當時的1.8Å電子密度圖是用實驗得到的同晶置換確定的最精確的電子密度圖，Dorothy從不以牛津的領先成就來輕視別的實驗室，而處處給予我們中國的年輕科學家以鼓勵和支持，把我們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共同討論科學問題。她説盡管很少有人會去做同一個蛋白分子的X-射線結構分析，因為其間的工作量實在太龐大了，但是我們二個實驗室對這樣一個奇特的非常吸引人的胰島素分子的分別解析所得到的收益是極大的，交叉檢驗兩個實驗室的結果是十分有價值的。在這篇文章裏，她還全面地肯定了中國科學家自1961年以來一系列的有關胰島素研究的成果，包括牛胰島素的全合成，讚揚中國科學家在多種學科和在多個實驗室之間的全面合作。可見她很早就在注意着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在文章的末尾，Dorothy滿腔熱情地建議東方的和西方的所有科學家能在不遠的一天，會聚一堂討論胰島素的結構和功能。感謝Dorothy看到東方的我們。

1977年在Guy的陪同下，Dorothy第四次訪華，這一次我們幾乎佔有了她在華的全部時間來討論胰島素的結構，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每次討論我們都得益匪淺。我們中的另一位，王志珍，研究胰島素的生物化學，在1977年她還是生物物理所胰島素小組的年輕成員，但十分幸運地被梁指派去陪同Guy and Dorothy。志珍的任務是安排、聯繫、陪同他們每天的活動，這使她有了一個比其他中國科學家更難得的機會，更多的接觸Dorothy和了解Dorothy。在中國，不像在西方那樣是女士第一，而是長者第一，Dorothy不僅是長者，又是女士，更是一個頭頂諾貝爾獎桂冠的著名女士，不僅如此，她還是被英國女王授予最高立功勳章的第二位英國婦女，一位名副其實的“big lady”，因此在這個年輕的中國女科學工作者心目中，Dorothy不知有多偉大！她第一次見到Dorothy時的心情用“誠惶誠恐”來形容實在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加上她那時的英文還不怎麼樣，和Dorothy那一口標準的牛津英語對話（我們中國人把Oxford English看作是最標準最高級的英語），平時尖嘴利舌説話像掃機關槍的她，此時不是語無倫次也是張口結舌，可是很快，Dorothy那慈祥和可親，那寬容和耐心，那睿智和典雅，把志珍的拘謹和侷促一掃而光。一天志珍陪Dorothy去拜會她在北京的朋友，著名新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在艾黎家，Dorothy很有興趣地欣賞一件瓷器古玩，艾黎順手拿來説一定要送給Dorothy。當時中國人民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也正好在場，他們都是傳播人民友誼的傑出使者。這一次訪華，Guy和Dorothy僅能抽出半天時間做匆忙的採購，他們立即去了榮寶齋，買了許多中國字畫，以及石碑、拓片的複製品。這些有成就的西方科學家對東方文化還是很有鑑賞力的啊。與Dorothy分別時，志珍得到Dorothy贈送的一個暗色的小陶器作為紀念，這是Dorothy家鄉的土產，志珍視為珍寶，把它放在她家裏存放各種紀念品的櫃子中最顯眼的地方，朋友們若要問起這件看起來過於平常樸素的陶器，她總是以最崇敬的心情，最驕傲的語氣介紹這件陶器的來歷。我們胰島素研究組的男士們每人從Dorothy那兒得到一件背上印有胰島素三維結構的T恤衫，可是從沒有人見到他們穿過，可見他們一定也像志珍一樣把這件T恤衫當作寶貝珍藏了起來。二年後，志珍獲洪堡獎學金到西德亞琛Brandenburg博士的實驗室做胰島素研究，當然想去牛津看望她崇拜的Dorothy。她寫信給Dorothy表示有意去看她，很快便得到了她的親筆回信，那是用一個小小的信封寄來的，信上的字體也是小小的。那麼娟秀，那麼生動，志珍不由地想，就是這樣的小小的字母首先揭示了生命物質的結構規律。在牛津的實驗室裏，Dorothy滿足了志珍的願望，讓她拍了好幾張與自己的合影，還把她介紹給實驗室中的許多同事。更讓志珍感動的是，她這個nobody的中國年輕人，居然還得到Dorothy去她家作客的邀請。

1979年，Brandenburg教授組織召開了第二屆國際胰島素討論會，共有幾十個國家的180名科學家，也包括中國的龔嶽亭、馮佑民與王志珍，在亞琛會聚一堂深入地全面地討論胰島素以及有關激素的結構，化學和生物學功能，實現了Dorothy 1975年在Nature雜誌上表達的美好願望。大會開得極為成功，並按照與會者的一致心願，把內容豐富的會議錄獻給了Dorothy。

1980年Dorothy在她的另一位學生Blundell教授夫婦的陪同下第五次訪華。根據Dorothy的建議，樑棟材還邀請了也在高分辨率上分析胰島素結構的日本名古屋的Sakabe教授夫婦，這樣三個小組聚會北京討論胰島素的精細結構，實在是難得的機會。這已經是Dorothy第五次訪華了，可是她居然忙得還沒有機會去看看中國的象徵——長城，這一次我們總算給她安排了參觀長城的節目。攀登長城對一位已經七十高齡的婦女確是一件頗為考驗體力的活動，Dorothy一路攀登，一路觀賞長城內外氣勢雄偉的風景，她那麼興奮，那麼激動，不聽我們讓她多休息一會兒的勸告。Sakabe看來真是一位很專業的攝影師呢，至少他的拍照技術像他拍攝晶體的X光片一樣高明，在樑棟材的照相本里，記錄着這一次攀登長城的許多有意義的鏡頭，五十歲的中國學生攙扶着七十歲的英國老師在45度的陡度上向上攀登，戴着皮帽子的Dorothy在最高的烽火台上為自己成了到過長城的“好漢”而開懷大笑……1980年是樑棟材剛從廣東接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再教育後回到北京工作的第三年，總算可以在自己擁擠的家中“招待”老師和朋友喝一杯中國茶了，在那個小小的居室中留下的一張温暖的照片中，中國的、英國的和日本的學生圍繞在老師身邊，而Dorothy那樣慈祥地摟着分別坐在他身邊的兩個小男孩——樑棟材的兩個兒子。

1985年，Dorothy在Guy的陪同下第六次訪華。這一次我們是在1.2Å的高分辨率上與牛津小組的1.5Å的電子密度圖做比較討論，二套圖的吻合程度令人吃驚地好，Sir David Phillips（牛津知名蛋白質晶體學家，因其科學成就而獲得英女王頒發的爵士稱號）從Dorothy處得知這個情況後，專門寫信給我們，他説，對於一個蛋白分子的結構，在二個實驗室裏分別獨立的通過對電子密度圖的精化和修正，而達到高分辨率上的完全吻合，説明這種提高分辨率和精化結構的方法是十分可靠的。這是對蛋白質晶體學的發展的一個巨大的推動。

從1967年開始的25年來，我們已把胰島素分子的結構分析從2.5Å提高到1.2Å的高分辨率，而且在不同的分辨率上分析了一系列十餘個胰島素類似物的結構，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結構與功能關係的信息。除了我們的實驗室外，現在中國又有好幾個生物大分子晶體學的實驗室，我們也擁有了面探測儀等最好的裝備。在過去的25年中我們已經培養了許多的碩士和博士，並把胰島素的工作開拓到天花粉、脱氫酶和磷脂酶等多種生物大分子。

感謝Dorothy的幫助，使現在中國的蛋白質晶體學家和胰島素研究工作者與國際大家庭建立了密切的交流關係，在倫敦、約克、牛津、波士頓……都會看到有中國人在那裏研究胰島素。

我們衷心地祝Dorothy健康，長壽！

Dorothy Hodgkin （1910.5~1994.7）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CC BY-NC-ND）

原載《化學通報》1994年第3期，原標題為《Hodgkin教授與中國的胰島素晶體學研究》，作者王志珍、樑棟材當時所在的工作單位是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樑棟材於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王志珍於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圖片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