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的兩條生死路_風聞

    伯陵説：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政治立場決定知識分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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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刷了30集《覺醒年代》，看完只有一個感受，終於有講究的正劇了。再看一眼豆瓣評分，高達9.0，評分這麼高的正劇不多見。

如果大家劇荒，強烈建議刷這部劇。

《覺醒年代》從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説起。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不久後改名為《新青年》，專門宣傳科學、民主和新文化，新文化運動自此拉開帷幕。

由於文章辛辣，敢噴人所不敢噴，很快吸引了大批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喜歡《新青年》，也願意在雜誌上發表觀點，於是《新青年》有了非常優質的作者團：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魯迅……毛澤東也深受影響，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發表《體育之研究》。

《新青年》聚集了百年前最有才華的年輕人，也因為年輕人的奮進，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如果説“五四運動”是新中國的開端，那麼《新青年》就是“五四運動”的起源。

然而在“五四運動”以後，《新青年》的作者們開始分化，慢慢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毛澤東，走上左翼的革命道路，要徹底掀翻舊社會，重新打造新的中國。

胡適從才華橫溢的青年，淪為貪生怕死的國府狗腿子，屬於極右了。

錢玄同和劉半農很早去世，沈尹默和高一涵成就不大，暫且不去説。

《新青年》作者團的分道揚鑣，其實也是民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

可能有人要説，國共爭雄，知識分子肯定要站隊。這只是最表面的原因。因為即便是站隊，往往也不是個人能決定的，其背後有一些深層次的邏輯。

而這些邏輯，也決定了他們在49年的命運。

今天借《覺醒年代》聊一下，有沒有看過劇不重要，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常識問題。

2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知識分子的基礎，便是政治立場。他們以後向何處去，往往是政治立場決定的。

《覺醒年代》裏，毛澤東和邵飄萍有段對話，説的是如何做好新聞記者。

毛澤東説：

“要做好一名新聞記者，知識博學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比知識更重要的是思想、立場還有職業操守。不能人云亦云，要對自己獲取的信息分析、論證、去偽存真，做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

“這裏面立場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只有站在大眾的立場上，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我們的文章才有助於這個社會的進步。”

所謂立場，只能是政治立場。

簡而言之，毛澤東的意思是講政治，這也是他一輩子堅持的原則。

從青年時代的新聞追求，到創立根據地的政策理論，再到建國後的“政治掛帥”，都有濃厚的毛澤東“講政治”風格。

曾經有段時間把“政治掛帥”批臭了，有些人説政治就是政治，永遠不要插手文化和經濟，要讓文化和經濟自由發展，政治統領一切就變味了。

但不講政治是什麼樣子？

如果沒有政治立場，知識分子可以給貧苦人民説話，也可以給美帝和資本家搖旗吶喊，經濟可以實業報國，也可以壟斷行業聚斂財富，總之就是沒有政治立場，任何事情都沒有參考的標準，結果就是羣魔亂舞。

可見政治才是一切事情的源頭，它提供的立場，給了人們價值標杆。

有了政治立場，大家做什麼事情都能知道，該往什麼方向走。

比如知識分子信仰了共產主義，就有了左派立場，寫文章引導輿論的時候，自然會給貧苦人民説話，而不是給資本家的剝削唱讚歌。

於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立場鮮明的知識分子，基本都站在共產黨一邊，以解救貧苦人民為終生事業。

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有信譽的問題。

我們説起百年老店，首先想到的是不賣假貨、不欺詐等等，這些都是長時間積累下來的信譽，只要中間出一次錯誤，招牌就砸了。

知識分子也一樣，你説出來的話就一定要做到，哪怕現在做不到，將來也必須去做。

因為你説出來的話，就是許下的諾言。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毛澤東等知識分子，説要解救貧苦人民，便真的去做了。有的寫文章搞理論，有的專噴黑暗面，有的組織軍隊去戰鬥。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也反過來加深了自己的信譽，最終形成吸虹效應，事業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所以在民國時期，左派知識分子的力量特別強。

而以胡適為首的一些人，是不講政治的。

在北大的時候，胡適經常説的一句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且在文章裏説，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説，不去實地考察中國社會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言外之意就是，學術和政治要分開。

猛一看非常有道理，於是吸引了不少粉絲，前些年胡適都被説成民國聖人了。

但是有個問題，做學術研究問題，不就是為了解決現實困難嘛，要解決現實困難，必然要選擇政治立場，才能決定從哪方面入手。

政治立場站在人民還是權貴，區別可大了。

而且胡適們希望全盤照搬美國，標榜民主自由科學，但民主自由和科學，哪個不是政治？這方面的學問，根本不可能和政治脱離關係。

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也有政治立場。

如果偏向人民的民主自由，就是和共產黨站在一起，他們不願意。如果偏向資本家和權貴的民主自由，又違背了他們改變中國的心意。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到處標榜自己是“獨立知識分子”，導致胡適這些人的表現非常擰巴。

既然不想有政治立場，只想做學問，那麼避開政治之後的學問，對於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有什麼意義呢？

無非是尋章摘句的酸秀才而已。

沒有政治立場便沒有成績，信譽也破產了，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於是，胡適這些人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鍵盤俠，除了“自由主義者”的頭銜以外，什麼都沒有。

知識分子不能實踐自己的理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只能淪為反動政權的附庸和狗腿子。

有沒有政治立場，是民國知識分子的第一道分水嶺。

3

民國知識分子的第二道分水嶺，和他們的出身有很大關係。

1922年，胡適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們的政治主張》。説好的不談政治，還是忍不住談上了，可見他是真的擰巴。

胡適在文章裏提出“好人政府”的觀點，也就是政府要管事情，但必須由社會上的“好人”做官，領導政府管理國家。

凡是腦子正常的人，都會覺得“好人政府”的觀點很荒謬。

什麼是好人，好人的依據是什麼，如何在社會上選出好人？完全沒有任何明確的標準嘛。

既然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那麼誰是可以做官的好人，唯一的標準就是大眾的評價。

誰能得到大眾的好評？

要麼是地方豪族，要麼是社會名流，反正不可能是工農羣眾，甚至連小知識分子都沒機會。

這種“好人政府”的論調，其實就是翻版的九品中正制，而且和儒家士大夫的“明君賢臣”一脈相承。

可是想改變20世紀的中國，哪裏是好人和明君賢臣能做到的，如果真有用的話，慈禧太后和袁世凱早就成功了，還有胡適唱高調的機會？

胡適主張“好人政府”，不是蠢就是壞。

不過胡適有美國博士學位，説他太蠢也不至於，那他為什麼要主張“明君賢臣”和“好人政府”呢？

自古以來，知識分子都是學而優則仕，讀書就是為了做官。而從古至今的政府，也是給知識分子準備的。

胡適這些人的潛意識裏，天然就認為自己是國家領導階層，開啓民智指明方向是自己的天職。

換句話説，和清朝一脈相承的民國政府，永遠是胡適等名流的後花園，想怎麼玩都在他們的一念之間。

既然如此，共產黨徹底改造中國的理論，豈不是砸自己的飯碗？

他們肯定不會選擇左派立場了。

所以胡適在抨擊三綱五常的時候，又在標榜明君賢臣，無非是要維護知識分子的優勢地位。

有改變中國的理想，偏偏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只能在改良、完善的舊套路里轉圈。

可要是改良真的有用，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呀。

於是他們在註定失敗的舊套路里，撞得頭破血流，失望之餘，又把一切希望都寄託於外國，希望外國帶着他們走出苦海。

這是什麼？

文化買辦啊。

更多的民國大師則親自説明，什麼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比如《亮劍》裏的田墨軒，一輩子躲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做，等新中國成立了，又出來唸叨什麼民權、民主之類的話。

總而言之，這些民國知識分子身處亂世，又有知識和地位，卻沒有在改造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實踐過。

而在胡適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之後，共產黨對“好人政府”很不滿意，推陳獨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直接指着胡適的鼻子罵：

“軍閥勢力之下，能實現好政府嗎？北京不過是走了一個徐世昌，你們就開心的不行，根據歷史經驗，你們就是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物。”

就差向胡適吐唾沫了。

他們要徹底推翻舊中國的一切，然後在一張白紙上另起爐灶，所以不可能接受任何改良、明君賢臣之類的東西。

左派的政治立場，也讓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去實踐操作。

先是用《新青年》宣傳理論，然後是“五四運動”動員學生青年，緊接着便是工人運動、和國民黨合作北伐，最後在南昌舉起武裝起義的大旗。

魯迅等左派知識分子用筆戰鬥，寫出一系列優秀文章，屬於另一條戰線上的戰士。

不管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還是用筆戰鬥的戰士，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每天都能讓中國進步一點點。

到了1930年，毛澤東經過多年實踐，寫出《反對本本主義》，開篇第一句就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他在文章裏説：

“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嘆氣，不能解決。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隨後毛澤東講了調查的技術，包括調查什麼人、開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定調查綱目、要親自出馬、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

事無鉅細，安排的明明白白。

10年前胡適號召學生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並且實地考察中國需要什麼，卻由於脱不開歷史包袱和個人利益，什麼事都沒做成。

10年前的青年學生毛澤東，反而因為堅定的政治立場、不在乎個人利益的勇氣，和無數知識分子走上解決中國問題的路。

從這點來説，民國知識分子在1920年代的分歧，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隨着歷史進程的推進，民國的各種政治勢力不斷分化組合，最終在40年代後期形成國共爭雄的局面。

那些只談學術不談政治的、崇洋媚外的、沒節操的知識分子，都團結在國民黨周圍，做一個合格的花瓶，以及萬年國大的舉手機器。

稍微有些理想，願意為中國進步而奮鬥犧牲的，則和共產黨站在一起。

4

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每個月的工資是8塊錢。

他在借書的知識分子中，認出一些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物，其中就有胡適，特別想上去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

但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説湖南土話。

可想而知，那時候的毛澤東對胡適等人，有一種仰視的心態，直到18年後和斯諾説起，依然是一肚子怨氣。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説起胡適，態度完全改變了：

胡適這個人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説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

言外之意，除了新文化運動，胡適的其他方面……也就那麼回事吧。

原本大家都是相同的起點。

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為首的左派知識分子，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通過幾十年努力親自創建了一個政權，挽救了國家，也實現了曾經吹過的牛逼。

雖然很多人犧牲了，但活着的人有足夠的理由驕傲。

再看胡適為首右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幾十年的時間一事無成，甚至淪為反動政權的狗腿子，還有什麼可説的。

偶爾説幾句好聽的話，給他們留足面子，有機會的話繼續做一個花瓶就行了，不能再要求更多。

這樣的結果也説明了兩個道理：

政治掛帥其實是沒問題的。

跟定主義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