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之爭，其實是挑戰全球殖民主義體系、帝國主義體系五百年來的上層建築集團_風聞

【本文由“末末”推薦，來自《黃平：“普世價值”脱離歷史，“民主”不應被賦予道德含義》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要意識到當前中美之爭，具體的説是挑戰統治全球殖民主義體系和帝國主義體系五百年的上層建築集團。 這個統治全球五百年的上層建築集團，根深葉茂，觸角廣泛，具有十分深厚的底藴；已經積累了統治全球各民族、各文明的，純熟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技能，具有熟練的意識形態的控制技巧。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才能深刻理解問題的實質，做到深思熟慮的思想準備，做好長遠打算。

在世界歷史出現的各個成熟文明，中華文明相對偏據一隅。除了漢與唐的某些特定的時期，缺乏與其他文明頻繁且深度碰撞的歷史經驗，在與其他文明的接觸中，明顯缺乏免疫力，容易丟失自我；也容易接受其它文明對自我的意識形態化的表述，缺乏以自己的眼光去批判性地考察這種表述的事實基礎是否成立，這是一個問題。

其次，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把自身的經驗投射到一個歷史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上，從而對其他文明的認識上，容易產生誤讀。

比如，中華文明作為世俗文明，往往以看待本土佛教、道教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低估或者忽視基督教之類的一神宗教在西方文明以及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一神宗教不單單是個解決個人精神世界的問題，它其實是以神的信仰為紐帶，以宗教儀式作為溝通人心，激發情感，凝聚共同意志的機制，來整合超越血緣關係的社會成員，具有高度嚴密控制力的社會組織形式。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的意義就在於在關鍵時刻產生萬眾一心的凝聚力，從而有組織的使用 暴力。

不能被西方所鼓吹的個人主義表象所迷惑，只有在強有力的集體中，才會產生所謂個人主義的問題；換句話説，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是互為補充的，自由的背後是理性自律，而理性自律不過是集體規制的倫理內化。因此千萬不能低估西方社會的那種組織性力量。一旦局勢緊迫，或對外戰爭，它們就會換上另一副面孔。

自1840年以來，中國則是被動，不自覺的與其他文明全面接觸。一路一帶的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將是中華文明以高度自覺性和主動性與其他文明互動的新起點。

因此，我們需要在實踐中逐步積累經驗，並且需要學習這個上層建築集團的統治史及相關的意識形態史，全面、具體、深刻地認識西方世界。這就必須要注重史學，注重近五百年的世界史，注重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做好智力準備。

如果説，不是單純理性的演繹推理，而是觀察試驗才是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那麼史學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中國曆來有經史互補的傳統，經以史為依託，才不致變成鑿空虛説，看似言之有理，其實毫無價值。史以經為綱，才可以超越事實的海洋，從而獲得一種反思力。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對於事實的獲得熟悉就是學，對於獲得的事實進行反思提煉就是思。今天的經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創造要和史學結合在一起，理論邏輯要和實際歷史進程中的事實邏輯統一起來。

同樣的，我們對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要和對西方史的學習結合起來。古希臘羅馬存而不論，和英國打交道也有一百多年了，我們對英國這樣近代第一代的全球化的帝國的真身和麪貌是否真有主動的，近距離的，全景式，仔細觀察和認識，還是隻停留在從他們的意識形態的自我標榜中摘取的零碎説法所拼成的模糊圖像上，被牽着走？

以這樣的狀況，研究西方，真是好比盲人騎瞎馬，一不小心，就會夜半臨深池。我們只有深入體察他們生存的具體情境，像諸如自由，權利，法治，個人主義之類的説法，才會得到生動具體的體驗，才會顯示出它們清晰的內涵和意義，才不至於誤導或誤用。

任何一種説法都是植根於特定的歷史情境和需要中，不瞭解這種歷史情境和需要，就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就會生搬硬套，而不知靈活對待，不知道既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巨大的的反差。

這向我們自己提出一個反思，我們對於西方的理解是否陷入某種誤區。

我們腦海中的西方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於學術理論中的西方，更深入些説是存在於哲學中的西方，是存在於洛克，休謨，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理論著作中所塑造的西方。我們一向是從哲學及理論性強的著作中瞭解西方的。但西方的哲學及其理論理性是基於認識對象的複雜，把認識對象抽象化，從而實質上是把對象簡化處理的理性。它因其有從具體到抽象的特徵，往往引出的是理想化的模型，離全面反映認識對象，還有許多距離。

所以這種理論理性是一種有很大侷限性的理性。對此侷限性如果沒有清醒認識，乃至把有侷限的認識結果絕對化，誤把對認識對象的局部性認識結果當作全體，那就產生新的遮蔽和矇昧性。不幸的是，我們就把這理想化的模型當作真實的西方存在了。其實我們更應該從史學的角度，去逼近一個現實存在的西方。那麼，我們要如何做呢？

研究近五百年的西方史，我們需要編類似於二十四史那樣的原生態的史書。也需要翻譯嚴肅的人物傳記，因為人是歷史的載體，事情是人做的，只有落實到人，我們對歷史才會有真切的瞭解。翻譯是重要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關鍵是怎麼去知，知什麼。

我們不僅要知他們所思所想，更要知他們實際所行，知他們的生存情境，以及這一情境下的生存智慧。真希望有這樣一個學術組織，從各個角度，全面收集英國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文獻檔案資料，像中國傳統編寫二十四史的方式，以志傳為核心，編纂一部英帝國史，供大家研習。

要改變翻譯思路了。

除了馬列主義以外，傳自社會科學的理論自命科學，卻缺少指導實踐的科學性，人文科學自命人文關懷，卻做不到知行合一，缺乏推動行動的力量，只是空談。

總之，中國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缺乏紮實的歷史學的基礎，其結果就是誤讀，弄不清理論的針對性，就是被動的傳聲筒，也不能鑑別這理論的優劣，把理論與現實想混。其實，我們要多收集翻譯他們原生的歷史文件和檔案，首先要弄清歷史事實，弄清他們的具體生存情境，要能體察他們的實際生存感受。因此，首先要把他們的概念化的意識形態話語放到一邊。

在這裏，我們要發揮中國傳統史學的作用。中國傳統的史學與西方的歷史學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西方的歷史學是以哲學的思維方式為基礎，把歷史作為外在於人的，非人化的客體，它探討這個客體的因果關係，是邏輯取向的。這種處理方法實際上扭曲了認識的對象，與認識的主體同時也是實踐的主體相分離，是主客分離，知行分離。

而中國傳統的史學，關注的是身處歷史中的人的成敗得失，是是非非。在中國傳統史學中，讀史者要與歷史中的人合而為一（“我”與“他們”融為一體），把他們的得失成敗、是是非非，當作自己的得失成敗與是非，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史為鑑，前世之事，後世之師，可以説是效果取向。

歸根結底，中國的史學是要人從前人的言行中培育德性和智慧、在前人的言行的薰陶中移情化性；在歷史的流變中，通達“變”與“不變”的辯證法，獲取對世事人心的洞察力和判斷力，獲取處世行事的準則和處理事情的實際能力。

它通過回顧歷史之河的流動，觀察過去向今天的演變過程，梳理其脈絡，通其變，而展望未來的流向。是“易彰往而察來”，“動則觀其變而玩其佔”。絕非是通過對過去事實的歸納演繹，得出一個簡化固定的死的，固體化的模型（歷史規律）。所謂的“歷史規律”正是哲學思維的產物，它裁剪了豐富的事實，無視歷史無窮無盡的流變性，導向“歷史終結”的輕率論調。

今天，我們突破西方的理論束縛，打破其經意識形態話語修飾的華麗面具，繞開由概念和抽象模型營造的迷霧，就要直奔有豐富細節的事實。還原西方文明，西方社會的真實面貌，進行新的思想解放，就不能不發揮史學的作用。“實事求是”的本來含義，也就是，不要在大腦中進行天馬行空般的空洞思辨；而要從對歷史事實的，全面紮實的回顧研究中，得出正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