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村”調研：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_風聞

澎湃新聞： 03-16  12:36

不久前，國家衞健委就全國人大代表《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作出答覆，認為“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組織專家進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當地經濟增長、社會和諧穩定、資源環境戰略、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東北地區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方案。”這一答覆雖未直接允許“東北地區全面放開生育限制”，但是卻也表明相關政策已經存在鬆動空間。不僅如此，《“十四五”規劃建議》也明確要求“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為今後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了方向性指導。可以看到，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年齡結構已經成為了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要切實提升我國生育率，需要進一步理解年輕人的生育意願為何低迷，然後對症下藥。

人們從計劃生育政策宣傳欄前走過一、不願多生的農村年輕人筆者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發現，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一些傳統文化和宗族觀念較為濃厚的地區以外，其他地區農村的年輕人都已普遍秉持“一個就好”的生育態度，實際上，即使在宗族觀念較為濃厚的地區，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只願意生育一個孩子，但是往往礙於家庭的壓力而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這使得單一的生育政策改革已經難以推動農村年輕人增加生育行為。以筆者去年調研的一箇中部農村“牛村”為例，該村位於C市郊區，人口為1853人，其中育齡婦女有200多人，在國家放開二胎限制後的四年中，牛村僅產生了9名二胎，願意生二胎的年輕家庭十不足一，年輕人的生育意願之低可見一斑，為什麼年輕人都不願意多生呢？

從調研來看，導致牛村年輕人不想多生的原因在於“現實所迫”。以牛村婦女主任王瓊為例，王瓊現年39歲，育有一子，正在上初中，雖然王瓊的主要工作是計劃生育，但是當被問及是否願意生二胎時，王瓊立刻給出了否定答案，並給出了四個原因。一是經濟壓力太大，王瓊的經濟條件還算富裕，她本人每月工資到手為2500元，丈夫每月工資到手為3000元，以外，夫妻兩人還開了一家小型婚慶公司，各種收入加起來一年大約能有20萬元。但王瓊認為，這個收入實際上只夠養育一個孩子，王瓊前年剛在城區買了房子，不僅花光了積蓄，每年還要還5萬多元的按揭；王瓊的兒子同時在上3個輔導班，一年的費用接近兩萬，這意味着除非王瓊降低的生活標準，否則根本無力再承擔一個孩子的支出。

二是精神壓力太大，這種精神壓力主要是來源於孩子的教育。王瓊告訴筆者，從兒子上小學開始，她就為他“操碎了心”，幾乎每個階段，老師都要告訴她“學生在這個階段非常重要！”“感覺自己一直在受恐嚇”，“現在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一，又要再來一遍，我怕自己挺不過去。”三是如果生了二胎，王瓊認為自己會“忙不過來”。和傳統的老人不同，王瓊的父母很少幫助她帶孩子，王瓊的父親在城區當保安，母親則是一個廣場舞和社交愛好者，他們兩人的社會生活都很豐富，因而沒有時間為王瓊帶孩子，所以兒子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由王瓊自己負責，這意味着一旦生育了二胎，王瓊也許就不得不關閉婚慶公司，家庭收入將會鋭減。最後，對於王瓊而言，“生多幾個孩子也沒什麼意義，生一個好好培養才是最重要的”，王瓊很反對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認為孩子最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培養。王瓊現在最後悔的事情就是以前由於工作繁忙，很少陪伴孩子，這使得兒子的性格稍顯內向，因此現在只想將時間和精力全部放在對一個兒子的培養和陪伴上。

從王瓊身上可以看出，年輕人之所以不願多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系列客觀原因的制約，那麼，這些客觀原因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年輕人生育意願低迷的社會原因

從更進一步的調研來看，年輕人的生育意願低迷是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個人觀念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年輕人不願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下一代教育的擔憂。減負與市場化是當前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的市場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年輕家長感受到經濟壓力。在牛村所在的C市，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私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已經顯著優於公立學校，這在當地已經成為了共識。因此，富裕的家庭會花費巨資將孩子送到一些收費很高的私立學校就讀；經濟條件尚可的家庭會在城區買房，從而將孩子送到實驗小學、實驗初中就讀；普通家庭由於沒有能力送子女進城讀書，就會為孩子報大量的輔導班加以彌補。無論採取何種教育策略，都會增加家長的經濟壓力。

同時，教育減負則在另一種程度上使得年輕家長的精神壓力增加。為了減輕小孩的課業壓力，C市規定小學放學不遲於16:30，初中不遲於17:10，非寄宿制學校不許上晚自習，而公立學校幾乎都是非寄宿制的。牛村的一年輕家長表示，自己上小學兒子每天4點半就放學了，那些經濟條件好的家長會給他們的孩子找各種輔導班，而他的經濟能力有限，無法報太貴的輔導班，只給他報一個晚託，所以現總是很擔憂自己的孩子趕不上別人。教育是普通人通向優質就業機會的唯一有效渠道，所以即使學校不佈置太多的課業，學生家長也一定會想方設法為自己孩子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因而學校的教育減負舉措其實並沒有真正實現為學生減負，家長無形中承擔起了更多的教育責任。當由學校提供的教育資源無法滿足家長的期望，而家長也沒有能力為孩子提供更優質的教育時，家長的精神壓力就會很大。

在這種趨勢下，年輕人會覺得生育二胎即需要面對更嚴峻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對於那些已經經歷過一次“折磨”的一胎父母們，又有幾人會願意再經受第二次？

其次，年輕人不願生育是家庭結構變遷的結果。在傳統家庭中，撫育孩子是兩代人的共同責任。對老人而言，帶孫子是自己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種消遣，“兒孫繞膝”本就是天倫之樂。隨着我國社會逐步走向現代化，家庭關係結構也在逐漸鬆散化，老人開始有了自己新的生活目標，以往的天倫之樂成為了負擔，家庭由此失去了共同撫育第三代的能力。王秀是牛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今年60歲。她早年出去工作，退休了被自己女兒接到了武漢，幫她帶孩子。王秀將女兒第一個孩子帶到了3歲，女兒又生了二胎，對於女兒家的老二，王秀帶了一年就匆匆回家，不願再帶了。在王秀看來，幫助女兒帶孩子 “是責任不是義務”，自己幫女兒帶了一個孩子已經盡到責任了。回家之後，王秀蓋了房子，辦了一家農家樂，取名“秀水山莊”，她認為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從王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老人相較於傳統的老人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將自己的生活意義完全寄託在子孫後代身上，而是有了自己獨立的生活目標，因而不願再將自己全部的時間花費在帶孫子上，年輕人只能獨立承受養育子女的負擔，不堪其重。

最後，年輕人生育意願下降也是其自身生育觀念轉變的結果。在傳統社會中，子女承擔着諸多職能，尤其是兒子。兒子是勞動力資源，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也是傳宗接代責任的承擔者，具有很強的價值意義；還是父母的養老依靠，具有社會保障意義。女兒的職能沒有兒子那麼豐富，但在技術制約下，子女的性別在出生前無法作出預測，因而女兒的出生是一種難以避免的風險。這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多生多育”觀念的現實基礎。但是當下已經沒有這種現實基礎，這導致80後的生育觀念正在發生劇變。李志軍是牛村的治保主任，今年37歲，兒子正在讀初一，李志軍認為，“兒子就像是一個朋友”，“和兒子一起打球、跑步，看着他長大是自己最快樂的事情”，但是李志軍同樣表示，他已經繳納了社保，因而不需要兒子養老，同時“都是現代人，傳宗接代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沒有兒子不行，那生活就不完整，但是多了也不行，那壓力太大”。

對於80後的父母而言，子女的意義已經高度萎縮，僅限於相互陪伴產生的情感體驗。所以生兒生女不再重要，同時子女的價值也會出現邊際遞減，“生一個就夠了，生那麼多幹什麼”成為了年輕人的普遍生育態度。

三、如何提升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人口是國家的根本，人口的數量與結構直接關乎國家興衰。當下我國人口結構主要面臨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老齡化嚴重，二是新生人口嚴重不足。2019年，我國人口65歲以上的人口占比12.6%，創歷史新高，新生人口數量僅為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創歷史新低。如若任由這種趨勢進行下去，不久我國將會面臨適齡勞動力數量減少、社會負擔加重以及產業升級受阻等一系列問題，甚至會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與存續。為此，國家於2016年正式施行“二胎政策”，試圖通過生育政策調整來扭轉這一趨勢。（詳見下表）

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二胎政策完全沒有效果。在生育政策之外，必需有進一步舉措來破除抑制年輕人生育意願的現實困境。首先，可以調整當下教育改革的方向。當前教育改革在減負與市場化等方面的舉措，相應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將教育的責任從社會和學校轉交給家庭和市場的現象。當下的一部分年輕家長們會感到不堪重負，如果一個孩子的教育負擔就已經難以承受，那麼就不太會有生二胎的意願了。因此，在教育上應該也要注意為減輕家長的壓力而有更多舉措，為每個孩子提供公平而高質量的教育，而非是簡單的減負與市場化。

其次，可以鼓勵開辦“學前全託機構”，提供嬰幼兒照料服務，適配當下的社會需求，減輕家庭的撫育壓力。在當下，家庭結構轉變使得老人不再是承擔嬰幼兒撫育責任的可靠力量，而中國絕大部分城市職工家庭都是“雙職工結構”，這意味着一旦生育之後，要是年輕女性如果為了撫育下一代而不得不放棄工作，家庭就可能陷入經濟困境。學前全託機構的意義正在於此，讓生育儘可能小地影響雙職工家庭的經濟收入。

再次，可以調整住房市場，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當下我國住房價格高企，這是很多年輕人生活壓力的重要來源，人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當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難以保證時，年輕人自然會減少生育。因此，要鼓勵年輕人生育，應該要進一步調整住房市場，減輕年輕人的生活負擔，當然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許有子女的夫婦優先購買政府保障性住房“組屋”，我國重慶地區的廉租房政策實踐也有很多的可取之處。

最後，人的生育行為本質上而言還是取決於其生育觀念，因此，國家應該加強對於國民生育觀念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