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怎能妄稱只有儒家代表中國傳統?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3-18 20:41
【導讀】“我們是誰”，是事關民族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命題。亨廷頓的同名作品給出了一個“我們是誰”的美國答案。很多人也在問，作為中國人，“我們是誰”？
葛兆光教授認為，歷史基礎固然重要，但僅僅依靠歷史的源遠流長，並不足以證明“我們是誰”。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從來不是單一化的，而是高度混融和雜多的。正因為接納了多元文化與區域要素，中華文明才成其豐富，而其中真正起到維繫和凝聚作用的，是共同信賴和分享的文化和制度。一直以來，我們不斷追問“我們從哪裏來”，注重追尋自我與民族的血緣根脈，但這恰恰忽略了民族認同背後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他深感如今人們內心那些共同信賴的基礎並不堅固，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追問我們從哪裏來，更要追問我們如何才能獲得精神與思想上的安全感和親切感。而精神認同才是真正的“吾心安處”。
本文原載《信睿》2011年第9期，原題為《不要只問我從哪裏來》，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不要只問我從哪裏來
▍****“我們是誰”？還是“誰是我們”？
“我們是誰？”
這本是塞繆爾·亨廷頓一本書的書名。從我這個研究歷史的人聽來，這大概是要討論中國人的“來源”，我們的祖先是“誰”，我們身上流淌的是誰的血脈？不過，如果把這一問反過來説“誰是我們？”也許意思就反轉過來，成了追問中國人的“認同”，就是什麼人可以成為“我們”，什麼人能夠被我們承認為同一文化傳統中人？
我曾經多次提到日本加藤週一的《雜種文化》，在普遍相信“萬世一系”的純粹歷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語言一致、文化一致的東瀛，他居然敢説，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過是“雜種”，很讓人肅然起敬。倒是如今的國人，對“雜種”似乎依然忌諱，儘管當年“古史辨”已經為重建歷史，瓦解了傳説時代的種種神話，但為了重拾自信，還是要證明自己文化“源遠流長”和民族“淵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黃帝陵，還得要級別夠高的官員出來，向原本子虛烏有的“先祖”焚香祭拜。現在不止是炎帝、黃帝，還有女媧，也許將來這份越來越長的祭祀名單上，還得加上顓頊或者蚩尤。
▍****“我們”實際上具有混融性
儘管“起源傳説”很重要，每個傳統都會為新人講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訴他們“過去的故事”，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和誰“血濃於水”，我們會有哪些“同祖同宗”的夥伴。但是，實際的傳統卻常常就像一條河，上游匯入百川，中游攜泥帶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養整個流域，甚或沖積成洲擴大疆土。
你在長江下游取一瓢飲，這一瓢水可能已匯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前段時間，我曾應一家報紙的邀請，寫文章討論思想傳統，**我就説，就算孔子韋編三絕學富五車，單靠儒家一脈單傳支撐不起文化中國這片天。**南朝人宗炳就説，周公、孔子兩位老人家沒出過國，沒有見過獨目三首、馬閒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沒有見過不灰之木、不熱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沒有見過西羌、鮮卑、林邑、庸蜀的異俗，“周孔之述，蓋於蠻觸之域”，怎麼可以説儒家就一家獨大地代表了中國傳統，它就是一脈單傳地來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經窮盡知識世界，後人只需要吃“現成飯”呢？所以中國傳統裏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國的一個道教。
文化如此，族羣亦如此。現在的人對漢、唐有無限自豪，恰恰在漢、唐之間胡漢大混融。“三十六國九十九姓”，隨着北魏南遷便成了“河南之民”，隨北周入關中便成了“京兆人”。隋唐兩代的首都長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種”，據説城裏賣珠寶、耍雜藝、傳異教的波斯人就好幾十萬口。説來也無奈，古代經典裏面雖然一再説，“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事實上“中國”仍不免是“雜種”天下。**就説唐代罷，不要説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就連劉禹錫也是匈奴人種，元稹也是鮮卑後裔，更不要説當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來混沌，就算他們“僅就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但經過通婚血緣已經雜糅胡漢，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説，他們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陳寅恪先生説得是。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樣，經歷了種種異族藩鎮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錯從橫，經歷了各色民族首領先後執政的五代，宋代再強調華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統和風俗也還是草蛇灰線地潛入漢族中國，就連大書法家米芾，據説前世便是來自西域的外國人，偏偏他玩兒的是最中國的書法藝術。和陳寅恪並稱二陳的另一歷史學家陳垣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説的是蒙元時期好多西域人漸漸融入中國，學了漢家文化，不過，那時也有好多漢人經過通婚與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國人的血脈。反過來，蒙元並不長的一朝裏，好多漢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們不光“辮髮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害得明太祖朱元璋剛剛當皇帝三十八天，就急急忙忙下詔書要移風易俗，“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可是，明朝之後是清朝，又一個不是漢族人的天下。
▍****“我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何而來？
無法查遍每個人的血統，也無法檢驗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確知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樓蘭美人的基因，有沒有匈奴、鮮卑、高麗甚至羅馬（想想甘肅那個羅馬軍團的傳説）的血緣。也許，當我們追問“誰是我們”的時候，倒可以不必過度追尋血緣，“認同”的基礎在文化，錢穆先生早就説過，“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更是一個文化。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話看上去突兀，細細想卻有趣，或許這一方面是夫子對諸夏過於自信，或許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把國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其實就是儒家也承認，如果禮樂遵從中國，那個地方就是中國，如果風俗全是蠻夷，那麼即使地方在中國，也只是蠻夷而已。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説“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猶記得以前一句相當流行的話，“工人階級無祖國”，但只要聽到《國際歌》就能夠找到祖國，這讓我想起蘇東坡的“吾心安處是故鄉”，給你安全感的“祖國”是“吾心安處”，而**“吾心安處”就是現在時髦理論裏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
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有三個要素，首先，你得承認這些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其次，你要承認這些人現在與“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種差異，更重要的是文化差異；最後，這些人相信彼此共享一些價值，相信將來要走一個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這條道路上會同舟共濟。
這裏説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三個面向，所以僅僅靠共同的歷史淵源以及共同的膚色、語言、風俗，並不能簡單地提供認同與歸屬，“認同”並不僅僅依賴於外在的族羣特徵，而依賴於什麼可以是他們共同信賴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這種文化與制度是否能夠使他們安心，恐怕這才是最重要的。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姓社和姓資的兩大陣營冷戰結束後，曾看到“文明的衝突”，而“文明的衝突”的核心就是“宗教”。也許，他有西方立場或者什麼別的意圖，也許他是後冷戰時期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嘴”，不過他讓我們注意到，引起衝突的絕對信念和唯一信仰來自宗教，給人認同的巨大安慰與羣體歸屬也來自宗教。儘管他沿襲湯因比（Arnold J.Toynbee）把中國也看成是人類七大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強烈宗教性內核的中國文明，怎樣才能像具有強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蘭信仰內核的“西方文明”與“穆斯林文明”那樣，把各種各樣、分佈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個文化和制度的基礎上，使“他們”形成“我們”的親切感？
除了提供歷史上“我們”的“共同起源”，誰來提供“現實”中的安全感與親切感，讓我們覺得是“我們”，並且讓更多的人覺得，應當認同和歸屬“我們”？
▍****“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這是一首曾經很流行的歌，裏面有一種漂泊感。現在，有人用“離散”來形容這種悲涼，那麼什麼才能使人感到“歸來”的温暖？古代中國常説“歸”，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園田居，少小離家老大歸，那個“歸”字裏，有説不完的意義，並不只是秋風鱸魚蓴菜，要有“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那種温暖的家，才能喚來“風雪夜歸人”，讓他們成為“我們”，所以“認同”換個説法可以叫“歸屬”。
“不要問我從哪裏來”。需要問的倒是，什麼讓人安心，什麼讓這塊土地成為“家園”，什麼使人“歸來”，最終“他們”成為“我們”。
**本文原載《信睿》2011年第9期，原題為《不要只問我從哪裏來》，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