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理解西方的，作為“民主象徵”的“市民社會”？_風聞

【本文由“多動症孩童沒有愛”推薦，來自《張昕、酈菁：西方和本土精英合謀，蘇東轉型中的“市民社會”走向失敗》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在西方，教會不僅僅是一個發揮倫理教化功能的組織，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準國家職能的政治組織，這一點是非西方國家容易忽視的。因此，教會與正式的政治國家的分立不僅是表現為政教二元分立，更表現為世界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兩個國家的分立。

認識到西方歷史傳統的這一特點，對準確把握市民社會的性質非常重要。

教會是近代市民社會的源頭，市民社會繼承了教會的傳統。

這意味什麼呢？

這意味着，市民社會不僅繼承了教會的倫理教化職能，是散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集散地；也吸取了教會構築準國家獨立王國的歷史經驗和傳統，更是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的幕後國家。由此現代西方的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的分立，與其説是國家與社會的分立，倒不如説他們構成了一個相互配合的二元國家複合體系，這才是我所要強調的結論。下面我將進一步分析市民社會的本質。

西方官方政治學説的核心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的核心是要限制國家，而限制國家的前提是強化市民社會以與國家並立，於此同時，國家採取三權分立，相互制約，這就是西方的所謂自由體制。據説，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

那麼，市民社會真是我們所理解的“社會”嗎？是每個人組成的“社會”嗎？不是。

另外，也切不可用看待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眼光，把它看作自發的，鬆散的，無界限的。相反，市民社會是一個狹小封閉的圈子，其實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自覺的有形之手操控的社會，是一個自覺建構的隱形的準國家，居於幕後。

這個隱形國家用各種基金會，協會和新聞媒體構成一張無形之網，柔性的伸出自己的觸角操控日常生活。而前台的正式國家不過是這個幕後國家的工具，是維持資產階級基本政治秩序，防範顛覆的暴力工具，各有分工。因此所謂社會/國家的分立，不過是一個假象，是二元國家的粉飾。

前台正式國家的弱化，權力的分散，不過是防範前台政治代理人的反客為主，從而確保後台資產階級隱形國家權力的集中和不可侵犯。

正如中國的傳統皇朝，市民社會就是皇帝的內廷，外朝相權的分散，不過意味着後面君權的高度集中。因此市民社會就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徵，而是資產階級專制（專政）的體現。市民社會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意味這個隱形國家越專橫，資產階級的特權越大，越不受侵犯。

再來看看西方的新聞媒介，它是隱形國家的政治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實質也正是市民社會這個幕後國家對人民思想控制權的不受侵犯。所以才有這樣的怪事，如果説，掌握絕對權力的人會導致腐敗，要受制約，那麼掌握新聞媒體的不是人嗎，不具有人的弱點嗎？

何以新聞媒體就具有無限權威，哪怕顛倒黑白，都可以不受質疑和制約？

二元國家從來是基督教日耳曼西方的傳統。今天的市民社會/國家是對歷史上教會/國家的延續。教會在西方歷史上就不僅履行思想控制，還履行準國家的職能，具有收税，司法裁判和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職能（西方的“政教分離”實質上是剝除掉教會的準國家的職能，把政治統治的職能集中於前台正式的政治國家，但作為一種傳統的延續，這種準國家的職能實際又轉移到了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上去了）。因此西方的國家體制是一種二元國家體制，市民社會正是對教會政治體制傳統的繼承，媒體人正是教士的變種。

同樣因此，ngo這個市民社會的體現，真是“非政府”組織嗎？

不如説它也是“市民社會”這個地下國家的政治機構。

拿這次西方疫情來説吧，那些NGO平時是多麼活躍啊，那麼他們這次在政府之外組織人民防疫抗疫發揮了什麼積極作用沒有？我們看到的只是人民的一盤散沙，被動地任其自然。市民社會只是在保衞資本的政治秩序？和根本利益上才勁頭十足。非西方國家缺乏二元國家體制的傳統，往往認識不到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實質。

這也是非西方國家同樣模仿西方的弱國家，卻不能如西方保證社會穩定的原因所在。

西方所鼓吹的“三權分立”只不過是權力職能的分化，而非權力本身的分散化。

什麼是真正的統治權力？

真正的統治權是一種實際的力量，就是軍權，財權和輿論權。不掌握上述三種權力的所謂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不過是一個擺設而已。市民社會作為隱性國家恰恰保持着權力的集中性和統一性，它直接掌握着財政權和輿論權，它用軍隊國家化和司法獨立的方式，使軍隊和司法不受前台代理人控制，從而間控操控軍隊和司法，規定着使用軍隊和司法的政治原則。

順帶説一句，司法獨立實為市民社會司法專政的表現，它把自己的基本政治原則司法化，從而在運行過程中，讓自己的政治偏向帶上技術化、中立化柔性欺騙的色彩。比如去年香港動亂中，鼓吹吸取了西方司法獨立精髓的香港司法機構，在法治的面紗下，卻表演了一場強烈政治性偏袒的鬧劇，這暴露了司法獨立的真面貌。

因此，西方前台的正式國家雖然是弱國家，但幕後自有市民社會這個隱性國家，有力地規範社會秩序，引導它的政治大方向，從而整個社會不致失序。非西方國家缺乏二元國家體制的傳統，往往認識不到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實質。

這也是非西方國家同樣模仿西方的弱國家，卻不能如西方保證社會穩定的原因所在。非西方國家模仿了前台的弱國家，卻缺失了這個隱形國家的強有力存在，缺失了雙保險，可謂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可以説，西方體制的本質，一言以蔽之，自由主義其表，馬基雅維利主義其裏。

今天，西方對於非西方國家的操控，由老的，公開的殖民政府的前台國家的操控，變為以市民社會的方式，構築國中之國，架空前台正式政府，並凌駕於它之上，實行隱形控制，這就是新殖民主義的實質。

這也是香港問題的實質，一個正式的港府和一個植入的木馬政府的對抗。

香港的司法和教育的表現狀況，都鮮明的説明有一個隱形的木馬政府在正式的港府之外，暗中進行有組織的操控。所以，市民社會不是什麼”社會“，它就是資本力量的體現，是傳承了教會的有組織性以及掌控人心技術的資本力量的顯性粉飾用語。教會對 市民社會的塑造作用，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因此，“市民社會”的本質就是資本力量構築的，與廣大人民毫無關係的，操控前台正式政治國家的幕後隱形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