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的《姐姐》到底好不好？這篇文章告訴你_風聞

睡覺之前亂刷微博，忽然翻到了鄒小櫻老師的一篇微博，有關於王源剛放出來的新歌——改編版《姐姐》，以及丁太升老師對這首歌的評價，以及鄒小櫻自己對於這首歌和丁太升觀點的評價。

看到這條微博，我知道今天早睡的企圖又拜拜了。也罷，反正也睡不着，就花點時間把這個問題討論清楚吧。

這裏面有三個問題：

1.王源的改編版《姐姐》好還是不好？

2.丁太升的評價對還是不對？

3.鄒小櫻的評價對還是不對？（包含對歌曲和丁太升觀點的評論）

這看起來是三個問題，其實內部有相關性，丁太升的觀點是王源這首歌不好，那麼認為丁太升對，自然對問題1的立場就是否定的，那麼對鄒小櫻的評價（兩者）自然也就都是否定的。

反之，如果丁太升是錯的，那麼對問題1和問題3的立場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這三個問題，似乎只是1個問題。

但再細一點剖析，會發現問題也許沒那麼簡單。因為丁太升和鄒小櫻都舉出了自己否定/肯定這首作品的理由，雖然鄒小櫻否定了丁太升的觀點，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立場和角度，但是他的觀點和立場是否一定是對的呢？或者這麼説，有沒有除了丁太升和鄒小櫻之外其他的觀點、立場或角度？

在我看來是有的。我們先來總結一下丁太升和鄒小櫻各自的觀點：

丁太升認為：1.王源的新歌改了歌詞，去掉了原詞最有力量的部分。2.王源的唱比改的詞更差。3.拋開原作在流行文化史上的影響和地位，王源的新歌作為獨立的作品也是不好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強行煽情。

鄒小櫻認為：1.王源和張楚是不同時代的歌手，不能強行要求這個時代的歌手唱出那個時代的情感和記憶。2.張楚的《姐姐》唱出的是九十年代初那幫人出走體制的記憶，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所以做出了這樣的改編。3.而王源唱出了這個時代的姐姐，煽情不是問題，恰恰證明他傳遞出了歌曲所要表達的情感。

雖然鄒小櫻和丁太升對王源這首新歌的觀點“針鋒相對”，但我覺得兩人的觀點其實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對話的結果，除了證明兩人確實是兩代人外（丁太升1977年，鄒小櫻1984年），基本南轅北轍。

我們先來看，原歌曲中最有力量的是否是“我的爹他總在喝酒是個渾球”？

知名網絡博主和菜頭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回憶母校——我的南京大學》。和菜頭是南京大學氣象學專業1993級學生，是南京大學浦口校區啓用後的第一批學生。這裏簡要介紹一下，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的高校開始在各個城市的郊區、開發區等興建新的校區，以做擴容（擴大招生）、合併等用。其中南京大學浦口校區就是最早的一批新建校區之一。九十年代的浦口非常荒涼，周邊都是田野，只有寥寥幾路班車可以進城。可以想見的是，一羣剛剛脱離了高中煉獄般苦海的熱血青年，被扔到這麼一個荒涼的郊外校區，會有怎樣的心情。

和菜頭文中這樣描寫：

就在這種變亂紛呈和篳路襤縷的時局下，我作為浦口一期的學生，開始了在浦園的學習。到今天為止，我都不喜歡浦口。記得當時我抵達南京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校車把我們送到江北去，看着一路上黑黢黢的景緻，讓人懷疑是否走錯了方向。等到了浦口校區，兩扇大黑鐵門在車後緩慢而沉重的合上的一瞬間。我的心在“呯”的一聲中，沉到了底。毫無疑問的，我覺得這裏與其説是一個學校，倒不如説是一所少年犯管教所。而隨後的半軍事化管理，也證實了我的這種預感。

在94年春節前的一個晚上，大家的思鄉之情達到了頂峯。我在12點左右，跑到陽台上。全校區一片漆黑，北風劃過樹梢，發出尖鋭的嘯聲。我扯開喉嚨唱張楚的《姐姐》。等唱道“姐姐，我要回家”一句時，幾乎所有的男生宿舍裏都傳出一樣的狼嚎般的歌聲，到了最後，簡直聲震四野，我淚流滿面，這是最值得記憶的事。

這就是我在浦口的歲月，浦口就是那麼個地方，一個囚禁了無數青春和熱血的田院。

這篇文章寫道，“姐姐，我要回家”（應為“我想回家”）引發了最大的羣體共鳴。和菜頭是1975年生人，與丁太升是一代人。當然，浦口那個環境也許會最大程度激發人的思鄉之情，並且一首歌的高潮部分一般都最能激發人的情感，也不能作為這句歌詞是最有力量（丁太升原話為“扎人”）的證明。就像萬能青年旅店的《揪心的玩笑和漫長的白日夢》中，很多人喜歡那句“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於晝夜、廚房與愛”，有人卻認為“看到父親坐在雲端抽煙，他説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就像我們從前那樣”更有共鳴。

鄒小櫻認為當下的95後00後已經難以對“我的爹他總在喝酒是個渾球”、出走體制、抑或是父權產生共鳴和共情。插一句話，我並不認為父權和“對抗體制”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在情感的方向和力量的象徵性上這兩者是很相似的。説到這兒，我不由得再一次引用90後木村拓周的那篇《80後還有下半場嗎》中的文字：

許知遠總是很難理解像李誕這樣的 80 後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對這個體制這麼順從，為什麼你們的笑容是“收縮性”的。其實很簡單，因為他是 70 後。

對於 60後、70 後來説，他們是沒有選擇的，他們的痛苦和惋惜有着必然性。在他們成長的過程裏，集體主義碾壓掉了每個人的個人意志。這代人的反思會把痛苦歸結於體制，歸結於個體意志的被打壓。只不過有的人被打下去了，有的人像許知遠這樣，一直在反彈。

而更年輕的一代，比如 95 後或者 00 後，則像李誕形容池子那樣，“沒有包袱”。如韓寒那篇文章裏説的，“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窗口期不會超過幾代人”。當 00 後成長起來的時候，階層的上升通道已經幾乎關閉，打破階層壁壘的希望會變得渺茫。這代人回首一生，可能會更多地把變量歸結為出身，起跑線決定了太多東西。

所以 60 後把痛苦歸結於體制，00 後把痛苦歸結為出身。只有夾在中間的泛 80 後這代人，經歷了中國社會最急速分層的階段之後，把痛苦歸結於自己的選擇。

按照這段文字的觀點，丁太升對《姐姐》歌詞的共鳴，確實是很六七十年代的，那麼鄒小櫻的質疑也就成立了，因為時代變了嘛，80後有80後的理解，60、70後有自己的理解，那麼王源這樣的95、00有自己的理解又有什麼不可呢？

不過我總還覺得有點不對。我有如下理由：一，我對《姐姐》的感受與丁太升、鄒小櫻都並不完全相同。二，我也完整經歷過九十年代，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兩人，甚至與《姐姐》這首歌也不盡相同。三，據説《姐姐》當年紅火到在新加坡的公交車上都能聽到，中國台灣音樂人張培仁正是聽了《姐姐》的小樣感動落淚，才簽下了張楚。台灣地區和新加坡的文化氛圍跟大陸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為何都能對《姐姐》共情？

現在聽《姐姐》，我們能聽到很多時代的痕跡：城鄉變遷、商品經濟、鄉村倫理，甚至從“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誰”中能聽到校園/鄉鎮暴力和嚴打等。

張楚自己説：

張楚 ：這首歌是1990年創作的。其實我的家庭是很正常的家庭，在這首歌裏，我把家庭的一些東西誇張化了，很多人都以為這是我的真情流露，但這首歌其實不是在寫我自己的故事。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了，我想在這個比較老的文化大背景下講，是描述當時一種年輕人的願望。那時候在父母的眼裏，你是必須按照他們所設計的方式來做選擇，但事實上，往往會有很多個性的小孩，他們想要有自己的選擇。這首歌表達了一種年輕人的不滿，也展現了他們渴望改變的願望。其實這首歌很理想化，但是苦於無法實現所以會有一點絕望的情緒在裏頭。

從張楚的話裏，我們似乎能聽到他對很多聽眾“腦補”的不滿，似乎很多人是把自己“代入”了這首歌，因此以一種想象的姿態來“對抗”自己想要反抗的那個東西，而作者的本意被“越俎代庖”了。

而回到王源的這版《姐姐》，首先這是電影《我的姐姐》的一首主題曲，屬於“命題作文”。那麼我們似乎首先應該從這部電影出發來評論這首歌，只要這首歌的主題和情感契合影片內容，那麼就是一首合格的作品。

鑑於電影還未上映，我們只能從網上現有的信息大致總結一下劇情：影片講述大學剛剛畢業的女孩（張小楓）正在準備考研，而此時她的父母忽然因為意外去世。她還有一個小她十幾歲的弟弟，是她上大學時出生的，兩人感情不深，見面也很少。女孩面臨要撫養弟弟、撐起家庭責任還是追尋自己的生活和自由的問題。

這個題材有一定的“時代特色”。在八九十年代，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但那時候很多家庭還是有兄弟姐妹的。而“長兄如父”、“長姐如母”也是一種常見的文化傳統。

而95後、00後很多不要説這種傳統文化，連兄弟姐妹都未必有。當然這幾年，因為二孩政策的放開，很多家庭裏出現了成人的哥哥姐姐突然多了一個弟弟妹妹的情況。

因此，這部電影的題材是有時代性的，但從主題來説，選擇個體的自由OR家庭/社會責任，與是否反抗父母意志&走自己要走的路，從精神上倒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從這個角度説，兩版的《姐姐》在精神上是相容/互通的，只是在具象上（反抗對象）有一定的區別。

從這個角度，兩版的《姐姐》似乎是殊途同歸，雖然我們並不知道王源版的《姐姐》中的“姐姐 你去飛啊”是指什麼，“你去飛啊”與“帶我回家”在“境界”上似乎也不能顯性地分出高下。

甚至我在微博上還看到一些言論，即所謂“男拳”或“女拳”們磨刀霍霍，似乎女主人公如果選擇撫養弟弟就是“扶弟魔”，宣揚男拳，打壓女性。而主流輿論這些年對“放棄或者少承擔責任是否就是女權”也不乏爭論，似乎我們又要陷入到一些老生常談的二元對立裏去。

這種狀況，實在太過乏味。丁太升的時代性，鄒小櫻的時代性，我的時代性，都不免最終陷入到一種自媒體時代的喧囂中去，而各自的問題卻都沒有解決，連發泄一下情緒都做不到。這個時代真是既充分寬容又極度吝嗇。

這也是在這個時代做文藝評論的困難之處。起初我們認為，評價一類事物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因為不這樣比較就失去了意義。後來我們發現，大家在標準這件事上本身就無法達成一致，因為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無論承認哪一方的標準，都意味着其他人“輸了”。

所以王源的粉絲可能和丁太升或者鄒小櫻達成一致嗎？是否丁太升的否定從另一個層面恰恰肯定了王源的這版《姐姐》，而鄒小櫻的肯定恰恰造成了對王源版本的“曲解”或者“我注六經”的效果？

我不想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和稀泥或者裝酷，我還是試圖給這個，或這幾個問題一個明確的屬於自己的回答。

原版《姐姐》中最觸動我的，不是“酒鬼父親”，而是這幾句：

面對我面前的人羣

我得穿過而且瀟灑

我知道你在旁邊看着 挺假

這幾句歌詞也保留到了新版的《姐姐》中，在我看來有這幾句就夠了。那些新加的歌詞，雖然也是張楚寫的，在我看來信息量並沒有在原版基礎上有什麼提升。

對這幾句歌詞理解最到位的，是某論壇上某位疑似王源粉絲的女孩的文字。這位女孩也有一個年齡相差懸殊的妹妹：

我才意識到“姐姐”是妹妹小小的世界裏除了父母以外最厲害的大人。擁有一個姐姐，不需要美貌，不需要優秀，不需要能幹，就是一件可以炫耀好久的事情。除了親人，沒有誰這樣無條件愛你了。

她會因為我隨手摺的小船開心好久，她會在我嘲笑她胖嘲笑她黑的時候咯咯直笑，她會期待我帶回來的每一個禮物，她會堅持給錯過她生日的我留下一塊蛋糕……

“他們説是姐姐就應該付出和忍耐，我不明白” 

“哦！姐姐，你去飛啊 放開我的手，就不會累了”

聽着《姐姐》，我突然理解了親情的交互，想要謝謝我的妹妹，因為你的出現，除了父母以外，我才擁有了二分之三的愛。

作者：木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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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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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好奇的一個問題是，在九十年代初的那個環境裏，為什麼紅火的會是《姐姐》？當然，那時代還有一首很火的歌叫《大哥你好嗎》。這兩首歌都有一種面對時代變遷惶恐不安、手足無措的茫然和焦慮感，而同時，親情，尤其是手足之間的親情又是最值得依賴的情感。

雖然親情是亙古有之，但在不同時代有着不同的意義。在張楚寫作原版《姐姐》的那個時代，一切牢固的關係都在鬆動和變化中，親子關係，手足關係，同學關係，男女關係，體制與社會的關係，都體現出一種不穩定的變化。

而在這種變化中，“姐姐”和“大哥”作為替我們擋在前面的、率先遭遇時代的人，必須承受更大的社會壓力、更多的責任與期待，當然也會承受更多的挫折和痛苦。於是，醉酒的父親的拳頭，侮辱過自己的男人，都是這種時代疼痛的縮影。這並不意味着其他的時代沒有這些，只是當初的我們記憶更深刻。

而當下這個時代，社會關係的變化雖然一方面呈現多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出現某種程度的固化。這源於三十年來階層躍升機會窗口的逐漸收窄，當野蠻生長的大幕逐漸落下，當我們學會用一些更精緻的方式包裹自己的慾望，原版《姐姐》中的血與淚自然成為疏遠的時代記憶。而“你去飛啊”相比“帶我回家”，似乎多了獨立、自信，少了依賴、牽掛，但那也可能是我們對於親情的需求降低了。

八十年代有一部台灣電視劇，在大陸引起過不亞於後來的《渴望》的轟動效應，叫《星星知我心》。這部電視劇講述一個家庭中父親因為車禍不幸去世，母親又身患絕症，不得不將五個孩子分送給不同的家庭的故事。

這部電視劇賺足了大陸觀眾的眼淚。片中五個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不僅讓觀眾們熱淚盈眶，也深度影響了之後的很多文藝作品。然而也正在那時候，獨生子女家庭正成為中國社會結構的主流。

而幾十年後，社會再一次走到變化的關口上，宅文化和小確幸成為青年文化的主流，反而同齡人、同輩人之間的親情關係不再是支撐我們情感體系的支柱，這時候唱起《姐姐》有多大的現實意義呢？

由此不由得想起當下火熱的《你好，李煥英》。雖然這是賈玲紀念母親的作品，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現實中的賈玲也有個姐姐，而她姐姐在她成長過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從網絡的文章知道，賈玲的姐姐不僅為了妹妹的前途放棄了自己的學業，還在母親離世的情況下，用自己的收入供養賈玲上學。在賈玲畢業後一度生活困窘的情況下，還幫她在家鄉尋找工作，直到得到了賈玲恩師馮鞏的承諾，才放心讓賈玲在北京闖蕩。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傳統的“長姐如母”，更能看到傳統家庭培養孩子的策略，即“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以及“一個追求穩定，一個追求夢想”等。

而在獨生子女、四二一家庭成為主流的情況下，一方面，整個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和資源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能夠給他/她更大的物質助力和期許，以達到更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孩子所承受的壓力和責任又空前地大。這不僅造成了當下社會競爭劇烈、996內卷、年輕人負擔重等問題，據北大戴錦華教授的觀察，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權意識的增長（望子成龍與望女成鳳性質等同）。

而“姐姐扶弟”、年齡差距將近一代人的“同輩人”，雖然是過去年代並不鮮見的現象，卻是大部分95後、00後缺乏的社會經驗。

也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不能強迫現在的年輕人對當年原版的《姐姐》共情，同樣也不能讓獨生子女一代承受超出他們能力範圍之外的責任和壓力，因為獨享了父母家庭的資源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丁太升也許耿耿於懷於年輕時無法對抗他的“老爹”，從而對《姐姐》的表達產生了執念，而鄒小櫻一向對年輕歌手翻唱經典這事表示寬容（參見他對時代少年團翻唱《一無所有》的評論），卻也許是怕“成為自己討厭的人”。

但這都無助於解決問題。時代並不能成為阻隔共識的理由，這不僅僅關乎於共情能力和審美能力，更重要的在於，如果沒有穿越時代體會不同代際人的理解能力，也同樣沒有理解同一時代人的能力，因為不同時代的人可能有相同的際遇，而同一時代的人也許境遇天差地別。

就像當下這個時代，階層固化導致的“悲歡並不相通”，並不僅僅屬於這個時代，可以説人類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但現在缺少的卻是同齡人、同輩人之間的共情、共鳴能力，因為成長中我們缺少這樣的經驗。我們習慣於把同齡人當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者，因為生命中沒有一個姐姐，或哥哥給我們遮風擋雨。

並且，當下的時代更缺少那種對於不同結果境遇人的寬容能力和競爭退出機制，在九十年代哪怕兩千年初都不是如此。正像競爭成功了的如賈玲拍了《你好，李煥英》；失敗的張楚留下了《姐姐》，至今仍被銘記。而當下則只有成功者才能留下名字。

説到底，為什麼我們試圖穿越時代去理解不同年代的人，因為他們都曾擁有一樣東西，叫做“青春”。而這樣東西，擁有的時候我們往往不珍惜，卻一去不復返。正像和菜頭那篇文章裏寫的一樣：

在母校的四年裏，一直在抱怨。抱怨伙食太差，抱怨宿舍條件太爛，抱怨校圖書館的書太少，抱怨漂亮的女生都被人先一步掐了。那時候，做夢都想盡快畢業，逃回我四季如春的家鄉。畢業看似遙遙無期，但是我現在居然已經畢業四年了。聽説大學同學裏，生了孩子的都有了。真的到了社會上，雖然混得人模狗樣的，夜夜笙歌，卻總找不到大學時代的那種美好的感覺。現在的我，比當窮學生的時代日子好過多了，再不抽廉價的大橋香煙，再不喝簡裝的洋河大麴了。面對着金裝紅塔山2000，激光防偽的五糧液，卻怎麼也興奮不起來，怎麼也開心不起來。

所以現在再來回答那幾個問題：

1.王源的改編版《姐姐》好還是不好？

不夠好，但態度真誠。我認為這版歌曲從詞到編曲到唱都有些稚嫩（是的，即便是張楚親自操刀也是如此，也許為了貼合王源自身的質感而潛移默化成了這樣），有進步的空間。另歌曲的demo感強了一些，這是製作問題。

2.丁太升的評價對還是不對？

最有力量的部分各執己見，但我部分認同對於經典作品需要有統一的認知，哪怕角度不同。

3.鄒小櫻的評價對還是不對？（包含對歌曲和丁太升觀點的評論）

王源唱出了這個時代的某些斷面，因此他還沒法代表這個時代。至於“無法與過去共情”，我並不十分贊同，一是我們並沒有完全超越過去那個時代，甚至沒有脱離；二是，重要的是“試圖靠近”這個過程，而不是結果。靠近是為了體驗那份灼熱，儘管最終的結果都是烤熟。這也是煽情，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