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藥企中國研發中心集體大潰敗，最短壽命僅6年_風聞

　　文 | 張鈴   編 | 錦瑟

　　本土藥企和跨國藥企正面廝殺

　　3月10日，迪哲醫藥向上交所提交的科創板上市申請獲得受理。至此，阿斯利康的研發團隊總算有了一個歸宿。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剝離中國的臨牀前研究業務，隨之迪哲醫藥成立。阿斯利康原來的中國創新中心（ICC）幾乎所有研發人員均加入新公司，ICC負責人張小林出任迪哲的首席執行官。阿斯利康和國投創新一起，成為迪哲的大股東。

　　ICC創建於2007年，原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研發中心之一，十年來，ICC不是沒有過輝煌的時刻：這裏承擔過肺癌新藥泰瑞沙在中國的研發。即便如此，仍免不了被分拆的命運。

　　知情人士告訴健識局：“阿斯利康以獲批的土地和實驗樓入股迪哲，完全拋棄了在華的研發中心。”

　　饒是如此，阿斯利康還算是外資藥企研發中心撤退潮中處理得最好的一家。和其他企業的簡單“關閉”不同，阿斯利康的分拆模式得到員工的認可，沒有出現裁員潮，過渡也比較平穩。

　　但不是每家撤退的企業都能考慮員工的感受。上述知情人士稱：“現在行業裏還在到處找工作的，很多都是某瑞士藥企研發中心解散後的科研人員。”

　　從2004年羅氏建立中國研發中心開始，研發中心就成為外資藥企“是否看好中國市場”的投名狀——既然都宣稱中國是重要的戰略市場，那麼就應該把製藥企業最核心的研發環節也放到中國來，而不僅僅是在中國賣藥，這是政策制定的大邏輯。

　　當然，外資藥企也樂於在中國開展研發工作。一方面這些研發中心通常針對中國未滿足的疾病進行定製研發，另一方面，中國人力、政府等各種資源也為外資藥企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以上海為例，2000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上海市科委聯合下發了**《上海市外資研發中心認定扶持政策》**，明確對開設在張江的生物醫藥產業外資研發機構給予政策傾斜，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續至今。

　　2020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辦還下發了**《上海市鼓勵設立和發展外資研發中心的規定》**，繼續釋放税收、土地、補貼、人才引進等多方面的優惠。

　　那麼如今，這些外資企業的研發中心為什麼要撤呢？

　　眼見他起高樓

　　眼見他樓塌了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一開始敲鑼儀式有多熱鬧，最後關門裁員就有多低調。

　　1997年5月，諾和諾德在北京成立研究發展中心，掀開了外企在華設立研發中心的序幕。回顧這些研發中心成立時的盛況，令人不免有些唏噓。

　　2003年10月10日，禮來中國研發中心正式落成，甚至請出了退休不久的科技部原副部長惠永正擔任研發中心負責人。

　　2006年，諾華在中國建研發中心時表示：將中國研發重心放在肝癌上，並認為自己的研究能夠和中醫結合。

　　2007年，葛蘭素史克規劃中國研發中心時曾放出豪言：要在10年之內，擴展到千人規模，使上海的研發中心與倫敦和費城的規模相當。

　　同年5月，葛蘭素史克中國研發中心落成，時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尼森説：“中國研發中心將開展從頭到尾的藥物研發，從靶點發現、臨牀研究直至藥品註冊。”

　　2010年，阿斯利康曾透露，選擇在上海建研發中心的初心並不僅僅是研發，而是為了“瞭解中國的病人和醫療的本地需求”。當時，阿斯利康在海外的部分研發中心正在陸續關閉，時任阿斯利康全球執行副總裁艾達生説：“當然，我們不會關閉做得好的研發中心。”

　　如今，這些當年風光無限的外資藥企研發中心都已經關閉：

　　2018年9月，諾和諾德宣佈重組全球研發中心，作為轉型的一部分，丹麥和中國的研發中心共裁掉約400名員工。

　　2017年9月，禮來製藥宣佈關閉其位於上海張江的中國研發中心。幾個月之後禮來成立了中國創新合作中心，改為和本土藥企、學術機構合作研發藥物。

　　2017年8月，葛蘭素史克宣佈裁撤中國研發中心，將其中的研發項目轉入美國研發中心。

　　2016年，諾華解散了中國生物藥研發團隊；2018年，諾華宣佈將終止抗生素、抗病毒藥物的早期研發，並裁員140人。

　　艾伯維是這些外企裏面中國研發中心“壽命”最短的一家，2009年3月，艾伯維的前身雅培公司中國研發中心成立，成為該公司全球7個研發中心之一。2015年，艾伯維關閉了中國研發中心，前後只存在了6年。

　　跨國藥企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不外乎幾種情況：將一部分非核心研發工作轉移到中國；試圖研發出中國迫切需求的新藥；或者將中國更常見的病種研發放到中國，比如默沙東就側重在中國研究中國常見的肝炎等疾病。

　　不過，這些研發中心沒能給企業帶來多少回報。時間和資本不斷投進去，卻沒能研發出一批中國特有的創新藥。

　　表面光鮮、各藏私心

　　難以為繼並不奇怪

　　中國研發中心在跨國藥企內部的地位始終比較尷尬，只在特定領域有研發優勢，研發成本並不低，投入產出比也不高。

　　這種情況下，往前走很難，後退也很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研發中心對某些跨國藥企來説，成了一種近乎“雞肋”的存在。**成本是原因之一，在華興建研發中心的投入成本越來越高，土地、人力、跨國管理等成本都在上升。

　　2013年7月，葛蘭素史克爆出商業賄賂案，此後政策趨緊，裁掉盈利能力不足的研發中心成為跨國藥企控制成本的方法之一。

　　但對於資金雄厚的跨國藥企來説，這顯然只是表面原因。有消息稱，這些研發中心被跨國藥企放棄，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發生產率危機，投資回報率不足，“沒能做出達到國際水準的研發成果”。

　　2017年，某跨國藥企大中華區CEO在媒體公開表示：研發中心成立後，很多預期難以實現，臨牀前研發非常困難，甚至只能**“跟着總部研發屁股後面打雜”**，深入的開創性研究和新藥的發現都很難，順理成章地成了裁撤的重點。

　　這種水土不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各家始終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存有疑慮，不輕易將核心業務放到中國，自然也很難做出核心的成果。另一方面，外資藥企在華研發中心的“初心”裏，其實還有些私心。

　　外企在中國的研發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企業為了加快新藥在中國的上市速度。過去，中國新藥審批有個不成文的説法，即：純進口新藥審批一般會比國際上慢一個節拍。這當然是出於用藥安全性的考慮，同時也有鼓勵國內企業創新的意味。

　　但外企在華開設研發中心後，臨牀研究能全球同步，在中國的申報節奏也加快了。這是眾多研發中心最重要的意義之一。

　　2017年6月1日，中國正式加入ICH。ICH即“國際人用藥品註冊技術協調會”，宗旨是建立關於藥品安全、有效和質量的國際技術標準和規範，從而減少藥品研發和上市成本。加入ICH後，中國與歐美的研發數據結果可以實現“互認”。這讓跨國藥企投入巨資在全球設立多個研發中心變得不那麼必要。

　　與此同時，中國本土藥企也不停地加入研發混戰，各路資本也開始進入生物製藥領域，這不僅擾亂了外企研發的節奏，更攪動了“軍心”。

　　外資藥企研發中心關停潮到來之前，人才流失大潮已經悄然開始：據不完全統計，輝瑞中國研發中心總經理譚凌石、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陳力、賽諾菲亞太研發中心總裁江寧軍、葛蘭素史克中國研發中心負責人臧敬五等人，都先後離職，創立或者加入華領、基石天境生物等本土創新醫藥公司。

　　不掙錢、沒產出、小算盤失算、人才流失……外資藥企的研發中心難以為繼，也就不奇怪了。

　　合作盈利渠道廣泛

　　研發中心漸成雞肋

　　一些外資藥企的研發中心還在承受着上述壓力，但更多的外企，已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選擇道路。

　　2月底，阿斯利康代理君實生物PD-1的消息轟動業界。同樣擁有PD-1類藥物的阿斯利康幫君實“賣藥”，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君實的PD-1擁有阿斯利康所不具備的價格和適應症優勢。

　　和10年前不一樣，如今重磅單品不再是外資巨頭們的獨創，相反，大外企很難持續拿出驚豔世界的品種，世界製藥行業格局正在悄然變化。別説中國研發中心了，就連這些外企的全球總部研發基地，恐怕都沒把握能拿出重磅藥物來。

　　如今，藥企越來越多地選擇戰略合作的方式做新藥，將研發的某一階段與外部協作不失為更高效的方式，這當然包括早期研發。因此研發中心的關閉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中國的開放程度在進一步加大。3月8日，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發佈《境外已上市境內未上市化學藥品藥學研究與評價技術要求（試行）》，未來，境內外數據可以統一標準，研發中心存在的意義進一步減少。

　　選擇退出中國研發領域，這些外資巨頭顯然是有着充分考慮的。2017年，美敦力中國研發中心高級研發總監李元勳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各大跨國藥企研發中心存在競爭，一旦選擇出局，再入場的成本將會很高。”

　　我們有理由相信，跨國藥企選擇進入中國做研發，是一個時代的開始：那些年裏，巨頭們的高歌猛進，映照着本土企業的野蠻生長。

　　我們也該相信，跨國藥企選擇撤出中國研發團隊，正在按下另一個時代的啓動鍵。接下來的這些年，巨頭們可能會收縮，可能會倒下，世界醫藥行業市場格局將會有很大的變化。

　　大戲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