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胡適究竟是怎樣一個人？_風聞

　　編者按：

　　近日，電視劇《覺醒年代》以《新青年》雜誌為中心，展現了新文化運動前後知識分子的羣像及其歷史環境。保馬今日推送的是江勇振老師關於“蔣廷黻和胡適”的訪談內容，以饗讀者。江老師分享了寫作《捨我其誰：胡適》和《蔣廷黻》兩部傳記的緣起和研究的方法，同時比較了兩個傳主的某些特點。在江老師看來，蔣廷黻志在政界，棄文從政是其“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所致，政治生涯是其一生的重要部分。政治上兩人幾乎都是“選邊站”，選擇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但胡適“愛惜他自由主義者的光環”、“不願意透露他的政治立場”；蔣廷黻則毫不掩飾，明確地表明瞭自己的政治立場。在對待美國的態度方面則有着更加微妙的差別：胡適“愛美國，而且是越老越愛”，晚年結交了許多極端保守的共和黨員；蔣廷黻親美卻還保留了批判的距離。文章分享了兩位與國民黨有着緊密聯繫的知識分子的諸多片段，讀者朋友可以一窺“覺醒年代”的另一面。

　　本文轉載自“上海書評”，感謝“上海書評”授權發佈！

　　江勇振著 《捨我其誰：胡適》，聯經出版公司。該書共四部，分別是《璞玉成璧》、《日正當中》、《為學論政》和《國師策士》。（左右滑動可查看相關封面）

　　江勇振談蔣廷黻與胡適

　　採訪者：毛升

　　您一直在研究胡適，為什麼會轉而研究蔣廷黻？

　　江勇振：我並不是專門或者一直研究胡適的，研究胡適完全是因緣際會。第一，如果不是北京近史所在1990年代開放胡適檔案，我不可能會走上研究胡適的道路。研究歷史的人，都是跟着史料走的；什麼地方有精彩豐富的史料，就往什麼地方走。我想我們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胡適那樣留下了那麼精彩豐富的史料的人。這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夢寐以求，但都不一定會求得到的機會。我能有這個機會，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説，真可以説是人生夫復何求。第二，如果不是因為台灣“胡適紀念館”工作人員竭力相助，如果不是因為“中央”研究院各圖書館專業的設備與服務，如果不是因為我在研究過程中有那麼多人、那麼多機構以各種方式，在資料、研究經費上協助我，如果不是因為今天網絡發達，讓我能夠輕鬆自如地從網絡上取得從前必須要到圖書館才找得到的資料，我是不可能那麼快地完成《捨我其誰：胡適》四部曲的。第三，如果我沒有機會到美國留學，如果我不是留在美國教書，如果我不是在教學相長之下閲讀了許多跨學科、跨領域的書籍與論文，我也不可能會有新的視野來重新詮釋胡適。

　　寫蔣廷黻傳，也是因緣際會。如果不是因為我寫胡適，需要去參考使用胡適自己沒有留下來的資料，特別是他諱言1949年以後他在美國協助蔣介石籌謀劃策的種種作為的資料，我是不會想到去用蔣廷黻的日記的。我在寫完《捨我其誰：胡適》以後，並沒有馬上想到要寫蔣廷黻傳。我是在2019年春夏之交，才突然間領悟到蔣廷黻那二十二年的英文日記是一個研究他的寶藏。英文日記、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口述史，再加上廣西師範大學所出版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典藏的蔣廷黻的資料，這豈不是像胡適檔案一樣的第二個史料的寶藏嗎？主意既定，我就在2019年夏天開始蒐集資料。

　　胡適與陳獨秀

　　您對胡適下的功夫，對研究蔣廷黻有多大幫助？

　　江勇振：做任何研究都有觸類旁通的效應。研究過胡適，一定對我研究蔣廷黻有幫助。特別是，他們還是朋友、同志、同事，而且在想法、做法上有不少相似處。許多我對胡適的分析與詮釋，都可以在蔣廷黻身上找到印證。整體來説，我認為這是一個準備工作的問題，任何一個研究，其所體現的，就是研究者的學養。這個學養是經年累月的工夫所累積而成的。研究胡適，不是從研究胡適開始，而是從研究胡適以前所做的奠基工作開始。我常對我們學校的中國留學生説，把英文學好需要長期的努力。我們很可能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都不會看到自己的進步，然後，在偶然之間，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的英文進步了。這是在經過經年累月的努力以後，在不知不覺當中所出現的成果。學習英文如此，從事學術研究也是如此。一個在涉獵跨領域、跨學問的書籍與論文的研究者，可能偶爾會自問到底自己所看的書對自己的研究有什麼幫助。然而，有一天，豁然開朗，那似乎不相連貫的斷片，開始在那拼圖裏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無論研究胡適還是蔣廷黻，您都強調不能只讀中文材料，更重要的還是英文材料，為什麼？

　　江勇振：研究歷史的人是要跟着史料走的。我所指的，不單只是英文。那只是舉例而已。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説。第一，是在個人方面。如果傳主留下了用日文、德文或法文寫的史料，研究他的人就必須去使用那些資料。由於我的日文不夠好，德文、法文更不用談了，我自然就不會去研究一個我必須要去使用日文、德文或法文資料的人物。然而，這牽涉到的，不只是史料的問題。這還牽涉到近代中國留過學的人物，有把不可為國人道的秘密用外文寫的傾向。這種做法，或者是為了保身，或者是為了惜譽，或者是為了其它原因。第二，跟研究的方法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不能關起門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是東亞，乃至世界史的一部分。不把中國放在東亞與世界的脈絡之下來研究，就是以管窺天。而要把中國放在東亞與世界的脈絡之下來研究，研究者就必須要有使用外文的能力。至於是哪一種語言，就端賴研究的主題而定。這所謂的外文，不一定是英文，而可以是日文、法文、德文或俄文。

　　江勇振著 《蔣廷黻》，聯經出版公司

　　《蔣廷黻》一書共分七章，從蔣廷黻出生的1895年一直寫到1965年離世，涉及他求學的日子，短暫的教授歲月，以及漫長的外交生涯。您安排章節的主要思路是什麼？

　　江勇振：我在《前言》裏描述了我寫《蔣廷黻》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章寫作的次第。由於需要核對資料的原因，我是用倒吃甘蔗的方法從他晚年開始寫起的。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一共會有幾章。我一開始的假定是這本書會有十二章，外加序幕和幕落。所以，我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把最後一章定為第十二章。即使是在我寫完了蔣廷黻的晚年再回過頭來從第一章寫起的時候，我還是不知道我會用幾章寫他的前半生。從這個意義來説，我寫蔣廷黻跟我寫胡適是一樣的，就是邊看資料，邊研究，邊寫作。換句話説，資料帶領我前進。然而，重點是，套用胡適的話來説，不讓資料牽着我的鼻子走。

　　青年書店1939年3月版的《中國近代史大綱》

　我們來談談蔣廷黻的學術生涯。我們今天還記得他，主要是因為他的小冊子《中國近代史》，這本書今天還在不斷再版，很多學者受其影響。您如何評價這本書，以及他的史學成就？

　　江勇振：我在《前言》裏説明了為什麼中國近年來沒有蔣廷黻熱的幾個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説，為什麼只有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一再被重印的理由就呼之欲出了。這也就是説，出版他的《中國近代史》是最安全的做法。然而，這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蔣廷黻一生中成書的只有這本《中國近代史》。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口述史》只完成了一半，而且還是英文的。中譯本也出了好幾版，但那是激不起太多漣漪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所典藏的蔣廷黻資料也只是資料，而且還是中英文都有。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不是一本嚴格的學術著作。它不但篇幅小，而且完全沒有註釋。我在我寫的傳記裏分析評斷了它的主要觀點，在此不贅。它之所以在中國風行，我想原因很簡單，它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詮釋主調。因此，它雖然是一本舊書，還是讓中國的讀者覺得耳目一新。

　　再來談蔣廷黻的政治生涯。他從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開始，最終做到了駐美“大使”，可謂一路高升。您認為他的政治生涯成功嗎？

　　江勇振：我覺得作為個人，蔣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運，我認為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擔任政務處長，以及接着所擔任的“行總”署長的官涯固然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所在。“行總”署長還是被宋子文趕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來説，他是蔣介石派駐美國的外交官裏官運最好的一個。拜美國的中國政策之賜，他在“駐聯合國代表”任內維持住了在聯合國裏的席次。

　　至於他的政治生涯是否成功？貢獻為何？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端賴我們是要看一時，還是看長遠。長遠來説，他在聯合國為蔣介石所作的奮鬥，到頭來還是失敗的，雖然不是在他任內。這期間的甘苦，他雖然在日記裏透露出了一些，但那真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蔣廷黻過世當下寫給他的一封信裏説得最好：“我認為你的成就讓你有資格——我希望你確實是那樣覺得——為你在公僕生涯裏所作的貢獻有着無比的成就感。在你從政以後，現代中國毫無疑問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歷史家。我知道在政府工作可以讓人很挫折，因為不像寫一部歷史，政府有否建樹不是操之在個人。當一個政府遇到困難甚至遭遇挫敗的時候，作為官員的人可以是灰心罩頂的。”

　　1945年，蔣廷黻出任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圖為他與同為獨立評論社社員的陳之邁。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圖為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

　　您在書中勾勒了蔣廷黻從一位試圖“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從政後變成蔣介石的效忠者，國共內戰後期他又試圖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中國自由黨”，最後變成“冷戰鬥士”的歷程。您如何評價蔣廷黻跟蔣介石之間的關係？

　　江勇振：我説蔣廷黻採取獨立不依傍美國或者蘇聯的政策，是指他剛出任駐聯合國代表的時候。其所指的，是他希望當時的中國能以不捲入美蘇之間衝突的方法來自保。這個立場，不消説，他並不能堅持多久。等美蘇所領導的集團形成以後，他就不得不選邊站了。

　　在對於中國內政的態度，他在《獨立評論》時期，就已經屬於傾向蔣介石的一派。等他從政以後，他毫無疑問是選邊站了。在這方面，他跟胡適最大的不同，是胡適雖然跟他一樣選了同一邊，但胡適愛惜他自由主義者的光環，是不願意透露他的政治立場的。蔣廷黻則不然，他不但選邊站，而且他也明白地宣示他的立場。就像他在一則日記裏所説的：“胡適毫無疑問地會反對我接受行政院長或行政院副院長的職位，因為他不會希望我支持蔣介石，也因為他認為蔣介石只是借我的名字來充場面而已。他不是沒有道理。然而，在野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同樣地，坐在一旁自怨自艾對我們一點用處也沒有。”

　　當然，這並不表示蔣廷黻沒有掙扎，沒有對蔣介石失望，甚至在日記裏激烈批判的時候。所有這些，我都在書裏分析了。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

　　您曾指出胡適外表是中國人，內心卻是一個“美國人”。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在外交政策上，他“一直是以美國馬首是瞻”。蔣廷黻雖然也接受了美國的教育，英語極好，平時主要閲讀英文書籍，也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但卻試圖堅持“不偏不倚的獨立外交姿態”。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蔣廷黻做到獨立外交了嗎？

　　江勇振：説胡適外表是中國人，內心卻是一個美國人，這句話是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説的。從某個角度來看，韋利説得不錯。胡適愛美國，而且是越老越愛。同樣是留美，同樣是長期住在美國，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蔣廷黻確實跟胡適有所不同。歸根究底，這是因為蔣廷黻跟胡適畢竟是不同的個體。他們在個性、思想、意識形態上有所同，但也有相當大的差異。胡適愛美國，蔣廷黻則只能説是親美。同時，他即使親美，他對美國能夠保持批判的態度。比如説，胡適晚年所來往的美國朋友都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員，蔣廷黻則不然。雖然他也喜歡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但他受不了那些極端的保守的共和黨員。極端保守的共和黨員在國內政策方面，完全不對他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胃口。至於獨立的外交，蔣廷黻自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他需要美國的幫助才得以留在聯合國。

　　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談蔣廷黻的婚變。這讓我想起您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一書。為什麼您會如此關注情感這一面向？我們需要對名人的感情生活了解那麼多嗎？蔣廷黻的婚變能告訴我們什麼？

　　江勇振：我寫《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完全是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因為北京的近史所不讓我複印胡適檔案，我只能用抄的。那是一輩子也抄不完的工作。因此，我從英文檔案看起。這一看就看到了情書，而且是多到可以寫成一本書的地步。有些人對我寫胡適的情感生活大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那屬於私領域，無關傳主的思想，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成見。這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説。第一，寫傳主的情感生活誠然可以是完全基於窺淫、煽情、投射，甚至是護主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來説，我寫《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是要矯正1980年代以後所興起的對胡適的窺淫、煽情、投射，甚至是護主的潮流。那些完全是從男性的角度寫的，完全抹煞了胡適的女友的個性、愛恨、掙扎與怨懟。第二，胡適的情感生活，所謂他的私領域，與他在公領域裏的作為是息息相關，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在“公”領域——國際關係和政治參與等等——所揭櫫的行為準則，與他在“私”領域對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比如説，他之所以認為他的婚約是“不可毀”“不必毀”“不當毀”，就正是這種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準則的體現。

　　我寫蔣廷黻，也特別闢了專章寫他的感情生活與婚變。這並不是因為我對情感的問題有偏好，而是因為這是蔣廷黻在他所寫的日記裏的一個重要的部分。蔣廷黻自詡他是一個把愛情擺在第一位的人。為了事業可以拋棄愛情的説法，他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他敢愛，也願意為愛情而犧牲事業。他不瞭解胡適，所以他才會説：“在解決他的婚姻問題方面，他刻意地從眾、隨俗，而不是選擇愛情與幸福。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但換來的是一個枯藁，甚至閹割了的人生。”蔣廷黻會用這麼重的字眼來説胡適，就是因為不瞭解真正的胡適。胡適雙贏：他不但贏得了“舊道德的楷模”的尊號，而且還在這個尊號的光環之下得享他作為情聖的實際。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胡適能夠雙贏，就是因為他“從眾”“隨俗”，所以他能面子、裏子都有，裏外通吃，清譽與愛慾雙雙入手。

　　蔣廷黻與第一任妻子唐玉瑞。圖為1936年10月24日他攜家人、幕僚從上海啓程出任駐蘇聯大使。

　　蔣廷黻與第二任妻子沈恩欽。

　　寫蔣廷黻傳，而漏掉了他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為了愛可以犧牲事業，那就連立傳的第一個目的——知人——都沒有達成了，更何況是要達成立傳的第二個目的——論世！同時，我闢出專章寫他的感情生活與婚變也是要矯正這麼多年來對蔣廷黻婚變的訛傳。我用蔣廷黻自己在日記裏的説法，讓已逝的他有機會用自己的話去反駁所有後來人對他的婚變人云亦云的訛傳、遐想與窺淫。至於蔣廷黻是否説了所有的事實，那就不是任何人能回答的問題，除非我們找到了其他當事人的證詞。

　　胡適和蔣廷黼的個人經歷，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民國史？

　　江勇振：學術研究有其累積與斷裂的所在。從累積這一個部分來説，我們每對一個民國時期的歷史人物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就有助於我們對整個民國史的瞭解。然而，我們也必須謹記一點，亦即，胡適與蔣廷黻都不是典型的人物。由於他們都不是典型，由於他們是特例，我們不可能從他們兩個人的個人經歷來概括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我常比喻説，寫一本書就像在蓋一棟房子一樣。我這個比喻的寓意，是指寫一本書是須要有持久的精力與毅力的。如果我也可以用這個蓋房子的比喻來描寫整個學術領域的話，那也是意味着説，這是一個經年累月的大工程，是需要無數的學者孜孜不倦地蓋起他們各自所蓋的房子。然後，在集體的努力之下，在其領域裏蓋出了一整個社區。

　　有人對蔣廷黻從政很惋惜，認為如果他能潛心治學，對社會的貢獻會更大。從政是否誤了他？對於一個學人，從學與從政的關係該如何處理？

　　江勇振：我們不可能去推測如果蔣廷黻不從政的話，他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會更大。最重要的是，蔣廷黻的志向一直是在政界。我在書裏就提到，早在他留美的時候，大家就都知道他是志在政界。我在書裏也徵引了可能是他從前在南開教過、後來當了記者的一個學生所説的一句話：“這裏我記起他十多年前在南開大學對學生講的一句話。他以歷史教授的資格説：‘我希望諸位現在研究歷史，將來創造歷史。’”我在《前言》裏徵引了李濟、陳之邁討論究竟對蔣廷黻來説，“立德、立功、立言”孰重的問題。我説他們都問錯了問題。我説，對蔣廷黻而言，“治學”與“從政”並不是兩難，而是先後的問題。用傳統的話語來説，就是“學而優則仕”。

　您寫傳記時，似乎一直與傳主比賽智識，試圖戰勝他們，揭示他們有意或無意掩蓋的真相。是這樣嗎？

　　江勇振：這個問題在我出版《捨我其誰：胡適》四部曲的過程中，就有一些人提出來過。我認為這是錯把做研究當成是打擂台來看待的結果。這打擂台的比喻不只在跟胡適比賽，而且還跟其他研究胡適的學者比賽。先説跟胡適比賽。很多學歷史的人都愛用偵探來比喻研究歷史研究。這是因為研究歷史所用的方法，特別是在尋找資料、線索，抽絲剝繭方面，無異於一個在辦案的偵探。一如愛看偵探小説的讀者最喜歡看到，而且常會引得他們拍案叫絕的，就是一個傑出的偵探跟犯案的人鬥智，取得上風，而得以破案的結局。如果我們能夠接受偵探這個比喻，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立傳的人跟傳主也是在鬥智的這個事實呢？至於跟其他學者比賽的問題，則更是不喻而明的了。學者之間如果沒有存在着比賽的事實，學術怎能進步呢？

　　《覺醒年代》劇照：李大釗與工人開會。

　　《覺醒年代》劇照：胡適與李大釗爭論學生運動。

　　讀完您寫的傳記後，不少人很佩服您那種老吏斷獄的能力，但抱怨您寫的傳記不能給人愉悦感。有人甚至批評您“俯視”傳主，砸爛偶像。您同意這一説法嗎？您想寫的是怎樣的傳記？怎樣的傳記是好的傳記？

　　江勇振：所謂“俯視”傳主的説法，應該不會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會説的話，因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就是在“俯視”歷史的人。這是所有研究歷史的大師的共識。用司馬遷的話來説，他寫《史記》，就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何等氣派！試想：如果司馬遷不“俯視”歷史，他要如何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耶魯大學研究冷戰的權威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教授，出版了一本討論歷史研究與寫作的書，書名叫作“歷史的景域：史家如何測繪過去”（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Map the Past）。我舉這本書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找這本書來看，而只希望大家上網搜索看它的封面就可以了。這本書的封面，就是一個歷史學家站在山巔上，“俯視”着羣山及其環繞之下的山谷——歷史的景域。

　　約翰·加迪斯著《歷史的景域：史家如何測繪過去》

　　閲讀的“愉悦感”是個非常主觀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文風。那個文風不太可能會讓所有的人都喜歡的。文風有其社會的背景。同樣是用中文寫作，不同的社會會有其約定俗成，或者流行的文風。我在台灣出生長大，一定受到了我成長階段的文風的影響。我四十多年來生活在美國，工作上使用英文，閲讀研究上中英文同時使用。美國學術界的文風，不可避免地一定會影響到我。然而，這可以説是跟我具有類似背景的人的長處。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語言是互相滲透、互補、挪用的。通過這種互相滲透、互補、挪用的淬鍊，語言會變得更加豐富與多彩。

　　至於“砸爛偶像”的説法，那也是見仁見智，作者各施其長、讀者各取所需的問題。讀者的興趣、需要與品味各自不同。就像看報紙一樣，讀者並不是不加選擇地去看報紙的。他們會選擇在言論、立場上跟他們相近的報紙。一個讀者會去看一本傳記，有可能是被題目所吸引，也有可能傳主是其所欣賞、仰慕的。如果傳主是其偶像，而不幸被作者批判了，那自然就會在讀者心中造成了“砸爛偶像”的不快之感。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我寫胡適是否抱持着一個“砸爛偶像”的態度？我想任何細心閲讀了我的《捨我其誰：胡適》四部曲的讀者，都可以領會到我對不同時期的胡適有不同的評斷。我對胡適的褒與貶是就事論事，沒有一概的論斷。作者、讀者心目中都可以有偶像。有時候，社會上有偶像是一件好事，因為從好的方面來説，偶像可以激勵人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作者為偶像立傳也無可厚非。沒有一個作者沒有自己的立場和偏見。重點是，作者使用的資料如何，根據資料所作的分析如何。作者寫書，主要的目的不在説服讀者，而毋寧是在滿足自己的創作欲。能有讀者會意，那是一個額外的喜悦；如果引起的是讀者的反感與不快，那也許也是作者一個意外的收穫，因為能激起漣漪，要遠勝於掠過真空一無反響。

　　我寫《捨我其誰：胡適》或者《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衞戰的外交官》都沒有預設的立場。這兩套書的寫作，都是因為有千載難逢的豐富的資料在眼前，何不大塊朵頤的豪性所觸發的。我相信傳記有很多寫法，沒有哪一種寫法是最好的寫法。然而，可以確知的是，好的傳記的共同點，就是從豐富的資料出發，在資料所允許的範圍之內，讓自己的想象與文思馳騁至其極限。

　　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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