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國士無雙”的伍連德，怎麼看中醫？_風聞

　　“我真心希望未來的幾年，將會見到在社會醫學進步方面有巨大的改善。”

　　伍連德博士是我國公共衞生事業的奠基人，也是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110年前，他帶隊前往東北，用不到4個月時間，就撲滅了那次“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在那次抗擊鼠疫疫情的過程中，伍連德博士發明了一種口罩，被認為是現代N95口罩的前身。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今天，為了紀念他為後世的貢獻，3月10日他142歲誕辰當天，谷歌搜索把首頁的塗鴉牆換成了伍連德博士的卡通圖片。

　　伍連德博士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人，國內出版的一本他的生平傳記，書名就叫《國士無雙伍連德》。除了這本傳記外，《鼠疫鬥士：伍連德自傳》去年也在國內再版。

　　在伍連德博士的這本自傳的第21章，他詳細記述了他對傳統中醫的看法，這一章的章節標題為“中西醫的對立”。

　　曾領先於世界的中國醫學

　　伍連德博士對中世紀前中國醫學科學領先世界的發展，也表示了讚歎，因此對從中世紀開始中國醫學科學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也充滿遺憾。

　　伍連德博士記述，在周代（前1046—前256），中國醫學就已達到很高的發展程度，特別是在醫事組織、衞生學和公共衞生方面。《周禮》中就已將醫生分為四類：內科醫生、外科醫生、營養師和獸醫。在孔子、莊子、周公等人的著作中，已經包含有許多健康生活行為的論述。

　　《周禮》中還有包括古代醫學教育體系的記載，並一直沿用至唐、宋，宋代立足於科舉考試製度設立了正規的醫學校和考試製度。宋代以後就不曾再有改進。

　　對於中醫的理論基礎《內經》（《黃帝內經》）的內容，伍連德博士也進行了詳細介紹。對於《內經》中人體臟器的插圖，他也認同英國醫學傳教士雒魏林的評論：這些都只不過是某些人曾經見過的不完善的體內解剖結果，而且是憑記憶畫出的器官草圖，並摻雜了按想象填補的那些沒有看到的部分，只憑主觀想象畫出而並不考慮實際如何。

　　對於脈診術，他還記錄了一種特殊的脈：太素。“可以揭示一個人的命運和財運。”伍連德博士認為，脈診術是在脈搏記錄儀和心電圖問世前，關於脈搏的複雜臨牀表現的記述證據。

　　伍連德博士認為，雖然古老的中醫文獻存在着某些帶有進步性質的理念，而且某些治療藥物也總是能在現代醫師的標準藥典中佔一席之地，但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與創新性日漸式微。猶如中世紀的歐洲，對古代信仰的過度尊崇，成了繼續進步的絆腳石。

　　廢除中醫的嘗試

　　1910—1911年的鼠疫大流行是中西醫的第一次公開同台競技，受西方醫學教育的醫生在4個月內表現出的效率和勇敢，成功阻止了鼠疫疫情擴散，取得了載入史冊的成就。而舊式醫生（傳統中醫）在疫情中束手無策，在東三省的200名著名舊式醫生，至少有80人死於感染。

　　伍連德博士寫道：當舊式經驗醫學再次被拿來和原子時代不斷進步的醫學體系相比較時，我們應當記住那次教訓。

　　這次疫情，讓當時的政府正式承認，新體系的西方醫學更有利於國家的需要，上千年的舊醫體制需要改革。

　　1929年，包括伍連德在內的18位中國醫界領導人組成了“第一屆中央衞生委員會”，於2月23日至26日舉行了會議，會議決定在全國廢除中醫。

　　為幫助舊式中醫度過困難時期，這次會議也制定了一些計劃，包括：由衞生部實施舊醫登記，給予執照，許其繼續經營；政府設立醫事衞生訓練處，凡登記之舊醫，必須訓練補充教育，授以衞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識；禁止舊醫學校開設；禁止登報介紹舊醫，禁止非科學醫學之宣傳。

　　但當時舊式中醫勢力強大，西醫在中國還剛剛興起，這次廢除中醫的嘗試，最終也僅僅只是一次嘗試。伍連德博士寫道：舊式中醫繼續大行其道，以至於分娩、嬰兒疾病及各種傳染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庸醫橫行

　　在中國從事近30年防疫專業和醫院管理工作後，1937年，伍連德博士回到馬來亞，開辦了一間私人診所，也讓他得以與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有了更密切的接觸。

　　“我主要在同胞中行醫，令我驚訝的是，儘管教育和物質生活有了改善，但他們對待科學和醫學的態度卻一如既往。”

　　在伍連德博士看來，舊式中醫幾乎等同於庸醫。“國家富裕了，庸醫也隨之滋生。當某個城鎮這類從業者達到一定數量時，便會成立一個‘中醫協會’，而且在政府辦理了註冊手續。”

　　伍連德訪問過很多舊式中醫的家庭和辦公室，令他十分不解的是：他們的醫學知識是那樣有限，而他們的業務卻如此興旺。

　　伍連德也描述了這些醫生行醫場景：在接診病人的單間房屋裏，竟有許多孩子跑來跑去，他們的一個或兩個妻子也經常來參加會診。那裏根本沒有供病人躺卧檢查的牀榻，總認為切脈診斷即已足夠，不管是頭痛還是膽結石，一成不變。他們總是表現的很博學，誇誇其談於寒症熱症、元氣虛弱等，並據此開出處方。

　　令伍連德還十分不解的是，對於因患瘧疾發熱來求診的患者，那些草藥醫生很少用奎寧或新的抗瘧疾藥劑，他們只相信那些難以割捨的古老的解熱藥，而這些草藥只能用來治好輕微的感冒或流感。但這些醫生在其它方面又“遙遙領先”，例如用阿司匹林減輕疼痛。伍連德發現，他們的處方藥物總是極限劑量，因此認為，不少年老病人發生心力衰竭有可能源於此端。

　　對於這些見聞，伍連德感慨，在中國，醫學教育和醫療職業都已經不同程度地現代化了，在1928—1940年間，大城市的舊式中醫不得不去學習簡單的解剖學與生理學、基礎衞生學，以及學習使用西方平民熟知的有效藥物。

　　反思

　　進入閲歷更為豐富的年紀後，伍連德博士進行過一些深入的思考，其中一個思考的方向是關於家庭醫生的。

　　他看到在馬來亞極少或根本沒有家庭醫生，而家庭醫生在英國已經存在很多年了。他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通常講求實際，如果病人不立刻出現好轉跡象，就會毫不猶豫地更換醫生，而新請來的醫生並不會去詢問此前的醫生，各自看各自的。

　　因此，伍連德博士認為應該引入一種經過修改的健康服務制度，這一制度下，醫師的責任感更強，執業中能更好地領會醫療的理念，執業醫師也不再為收入擔心，他們作息有度，並且有把握享受獨自的或帶家屬的研究假期和國外旅行。

　　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健康制度下，公眾會更好地瞭解現代衞生學和社會醫學的實際情況，不再抱住用了多少年的藥瓶不放。醫師對病人更家坦率直言，因為這與費用多少沒有關係。更年輕更熱情的畢業生在課堂上就被教導要對團隊工作忠誠不渝，能勝任衞生站、診所及實驗室的重任，或負責視察學校、講課等，這便有助於得到準確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統計數據。

　　“我真心希望未來的幾年，將會見到在社會醫學進步方面有巨大的改善。”伍連德博士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