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稱美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概念_風聞

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IRIS）近日發表該所副研究員羅穆亞爾德·肖拉託的文章《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概念》。作者以親眼目睹的一場鬧劇為例，描述美國社會分化嚴重程度，並指出其內部深度撕裂的原因在於社會不平等長期加劇，但不同族羣只顧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由此造成國家共有價值的內核被逐漸掏空。作者認為，現在的美國社會幾近分崩離析。文章編譯如下：

上午10點，紐約地鐵N線上，我看到了相當超現實的一幕——一男子將手伸進一位60多歲亞裔女士的揹包中。幾乎同時，兩名便衣警察衝向這名男子，看來可能早就盯上他了，希望抓個現行。女士對眼前的一切感到意外，陷入驚恐之中。一名警察向她解釋，警方需要她的證詞，以便將小偷送進監獄。然而，她聽不懂，她連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説。同時，另一名警察向犯罪嫌疑人闡明他的法律權利。然而，他也聽不懂，同樣連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説。於是，女士提高了嗓門，用激烈的言辭對兩名警察叫嚷。她是在叱責他們嗎？我不知道，兩名警察也不知道。我們甚至不知道她説的是哪種語言。後來，女士離開了車廂。警察只能讓那名小偷離開，也沒有再詢問旁邊的人。其實，就算詢問其他人，他們可能也不明白。我們可以將此事視為一個缺乏內聚力的美國的寫照。這樣的美國，社會羣體越來越多樣化、分散化，數以百萬計的個體形成集羣，卻對其他人充耳不聞。

這與美國值得自豪的、“幸福”的文化多元時代相去甚遠。這是誰的錯？顯然，首先是反對融合者的錯。但同樣也要歸咎於那些主張放任自流的人、貪婪的人、總是支持要求更多的人。這些人一同為現在的美國作出“貢獻”。馬丁·路德·金所夢想的“種族熔爐”——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和平共處、温和而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社會，永遠也無法實現。政治家們從未通過立法使英語成為美國的官方語言，由此留下一個法律空子，讓各類分離主義者受益。一些社羣領袖出於對權力的在意，在推動自己人主導文化隔離上無所不用其極，從而使這些社羣培養出某種形式上的不可滲透性。所有這些都導致今天的美國出現一定規模的，更傾向於使用西班牙語、俄語或波蘭語的“摒棄英語”社區。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們也往往盲目沉迷於其行動的益處，而對由此導致的社會影響視而不見。他們建立或贊助數百個社羣主義電視頻道、開設大批營業員不説英語的麥當勞。教育部門負責人則允許在公立學校不學習英語。是的，上述所有這些都是美國文化多元失敗以及社會分裂的部分原因。不過，這僅是部分原因。還有另一個根本原因可以解釋這種失敗與分裂：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

幾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建立和發展並不是圍繞在準確地理位置上紮根的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而形成的。它是由來自不同背景的移居者建設起來的。這些人來這裏的目的有時是出於避難，更普遍的目的則是為了發財。此外，這一切還建立在對原住民的屠殺上。事實上，美國的歷史是一段殖民化如此成功、以至於殖民地獲得獨立自治、進而擺脱母國的成功故事。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美國神話”中的“宙斯”——曾在一次演講中説道：“我無意實現黑白兩個種族之間的政治和社會平等……這兩個種族之間存在的生理性差異，將使二者永遠無法在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條件下生活在一起……”當你瞭解這樣的表述後，除了知道這片“自由大地”上從未誕生過有志於所有人一道生活的真實意願，還可以相信什麼？不，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托克維爾對此也是相當明白。美國就是一個概念，一個誕生自一種信條的概念：以個人基本尊嚴為基礎的政治制度；所有男性的基本平等；財產權和致富權（在我們的語境中，這一點叫做“社會上升電梯權”）。這種信條曾經讓不同社羣聚集到星條旗下，在很長時間裏帶着狂熱凝聚起來。如今，它卻不再意味着什麼重要的東西。在一個數十年來危機不斷的國家，國內不平等達到巔峯，警察暴力如家常便飯，民主制度也在年年弱化。這樣的美國，個人基本尊嚴或所有男性的基本平等實際上都無從談起。至於“社會上升電梯”，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出現故障，而且連“維修電話”的號碼也丟失了。

由此，一個合眾國的社會迅速分化，而維護自身利益的各個族羣和社會羣體則在壯大。因為不再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就算是乘着“五月花”號抵達新大陸、最為接近所謂原始美國人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們，也同樣無法避免這種情況，分裂成了多個無法調和的宗派羣體。狂熱的信教者反對自然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反墮胎者反對支持墮胎者；支持擁槍者反對控槍者；性少數族羣權利支持者反對極端保守主義者……當美國的交友網站都在提供同社會階層、同膚色、同教育水平、同政見人士等等限定條件的時候，每個人就只會跟和自己類似的人羣相遇、相愛。這些就是法國作家韋勒貝克筆下的那種孤獨個人組成的微型社羣。

總而言之，我是這麼認為的：美國最初曾算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有一個牢固紮根於特定歷史、文化和地理空間的民族，並不僅是如今這樣掏空內核的一個概念、一種信條、一個項目。原本，隨着移民的不斷加入，那種相互分享、温和、不過度放縱的文化包容性是可以得到發展的，可以抵禦極端主義，並長期存在下去。如果是那樣，紐約地鐵N號線上的那位女士就可以明白警方的意思，社會上也會少一個扒手。但是，我們沒法重新改寫歷史。法國人熱羅姆·富爾凱曾提出，法國社會在“羣島化”。而在美國，社會幾乎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