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達》重映:11年後,電影院裏的選擇好像越來越少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1-03-21 18:40
2021年3月15日,十年一遇的沙塵暴從北京上方刮過,席捲了整個華北平原。
在鋪天蓋地的黃沙之中,各種惡搞和自嘲的梗圖在互聯網上擴散開來。
其中最引發了最多共鳴和轉發的,是這麼一條:“感覺穿越了2009年,北京依然在沙塵暴,電影院依然放着《阿凡達》,A股依然是3000多點……”
段子的主角,即是上週末剛剛重映的《阿凡達》(2010年內地首映)。這部電影確實承載了太多時代情緒:它是許多人觀影回憶中重要的一環,也見證和推動了中國電影市場的崛起,隨後又不斷被新的票房神話所覆蓋。
《阿凡達》重新上映,與11年前相比,似乎一切都讓人有些恍惚。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專門為重映錄製了一段視頻,但電影出品方已經從20世紀福克斯變為已收購前者的迪士尼。
互聯網巨頭的崛起,與新的利維坦怪獸的誕生;網絡連通一切,世界卻愈加撕裂和敵對;十年間,好萊塢創造力的喪失與質量下滑。當然,還有造成這次重映的直接緣由:世界範圍內狀況還不甚明朗的疫情。
《阿凡達》的重映檔期,處於又創紀錄的2021年春節檔之後。至今,春節檔電影仍佔據影院排片的大部分,熱鬧背後,卻是一陣“沒什麼片可以看”的落寞。
加上已經確定在4月重映的《指環王》三部曲,似乎最近又掀起了一陣懷舊的風潮。但在製片公司的商業邏輯、檔期選擇和懷舊感嘆之外,回看《阿凡達》上映這十來年間中國電影的發展與流變,對比當下,仍有許多境況值得探討。
1.
《阿凡達》:它像是一個永遠無法抵達的遠方
在《阿凡達》宣佈重映後,萬達影院發佈了一則消息,持2010年觀看《阿凡達》的票根,便可兑換一張IMAX電影票。這當然是場營銷,卻從側面證明了當年電影上映的盛況。
當時電影票一票難求,許多黃牛連夜排隊搶購電影票高價出售,全國僅有14塊IMAX屏幕,有人選擇坐火車到外地體驗一次IMAX電影觀看,電影足足上映了3個月,幾乎所有的影院的排片、電影雜誌的封面滿滿都是《阿凡達》。
作為一部現象級作品,更重要的,《阿凡達》承載了許多人與「電影」有關的重要記憶:第一次走進電影院,第一次感受到3D特效的震撼,也第一次驚歎於電影瑰麗的想象力……
也許具體情節早已忘記,但許多人還記得當時看電影的感受:“飄來的種子想伸手抓住,至今沒有第二部電影有這種感覺”(@毛巾),“當年沒在電影院看過《阿凡達》的,現在再去看重映,可能真的沒法體會當時我們那種‘整個世界都被改變了’的感受”(@蘿蔔)。
《阿凡達》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2013年,賈樟柯在接受《電影手冊》主編付東(Jean-Michel Frodon)採訪時回憶,1980年代,隨着文化解凍,流行音樂闖入了普通人的生活,通過電視,人們能夠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街頭巷尾還到處都是哲學書籍。
80年代賈樟柯還在上中學,當時的他一點都讀不懂哲學,但那時的熱情是真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尼采書裏的一句話:“生活就像一陣風,時而穿過田野,時而拂過一張白紙。”是的,生活拂過一張白紙!
這種震撼與衝擊,也不僅僅只是對於觀眾而言。青年電影研究學者王昕解釋,從影史的角度來看,《阿凡達》是劃時代的,它讓3D這種“早產卻又停滯”的技術,再次在電影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影響了整整一代好萊塢商業大片的發展。
3D技術其實早在一百年前就已被髮明出來,當時就已經有用紅藍鏡片觀看的立體電影。但也一直陷入停滯,直到2009年,《阿凡達》讓3D電影“重新成為了一件事情”,並推動了影院與攝像、特效技術的革新。
“《阿凡達》是一個神話,但同時位置又有些尷尬”,王昕評論,“因為它好像是一個孤例”。
《阿凡達》證明了3D電影一種可能的路徑,卻沒辦法證明它是充分必要的,不像有聲電影取代默片、彩色電影取代黑白電影,3D電影始終沒有能夠在電影美學上獲得一種“斷代性的確立”。
為什麼説它是一個孤例?自《阿凡達》後,我們沒能再看到這樣的技術神話,而3D電影的美學與敍事卻並未有大的革新,11年後再回看《阿凡達》也並未讓人感覺過時。
已難產了近十年的《阿凡達2》,也從側面印證了技術革新的難度。這幾年,除了監製《阿麗塔:戰鬥天使》,卡梅隆並未拍攝新片,前者也被打趣為“《阿凡達2》的技術試驗品”;期間,李安等影人也在進行120幀的電影技術嘗試,但並未引發決定性的變革。
在當年的中國,《阿凡達》展現出了一種“未來性”,那正是在中國商業電影體系剛發展還沒幾年時,一場最直觀的展示,對比顯現出我們和全球最大的電影產業之間的頂尖技術差距有多大。
“2010年,《阿凡達》向我們(中國電影)展現了一種彷彿無窮上升的未來,一個無法抵達的遠方”,王昕補充説,“當然,我們現在再看,會發現這種好萊塢的‘未來’其實並未真正來到。”
2.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
有意思的是,《阿凡達》在國內的兩次上映,也正好與中國電影發展的兩個時間節點重合:第一次上映時,中國電影市場正處於騰飛的前夕;而此次重映,中國電影市場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票倉,也是藉着重映,《阿凡達》又反超《復仇者聯盟4:終極之戰》,重新奪回全球票房的冠軍。
可以説,《阿凡達》見證了中國電影票房的崛起,而它本身也參與和推動了這股浪潮的奔湧。
2010年初,《阿凡達》的上映與持續了數月的觀影熱度,直接催生了許多電影院的擴建與放映屏幕的革新;更不用説培養了許多人的觀影習慣——
從數據上看,在《阿凡達》上映之前,中國電影的單片最高票房也就在4億左右,《阿凡達》直接將這一數字提升到了10億級別的規模,這一季紀錄保持了4年之久,才被《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打破。
這一年,年度總票房突破了100億,全國城市主流院線新增銀幕超過1500塊。可以説,《阿凡達》是中國電影票房指數級增長的臨界點:此後僅僅9年時間,中國年度電影票房從不到百億就飛速增長至600億的規模。30億、40億、50億……隨着單部電影的票房紀錄被不斷刷新和打破,《阿凡達》當年創造的神話早已不再那麼耀眼。
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市場票倉(實質上來説)——美國,也擁有過類似的發展經歷。電影專欄作者葉郎在《2020無夏之年》一文中回溯,此前美國並沒有“暑期檔”的概念,直至1975年6月,《大白鯊》打破了票房紀錄並顛覆電影檔期遊戲規則。
而其中的關鍵性因素,是美式購物中心。上世紀60年代開始,附設多廳式電影院的購物中心在美國市郊快速崛起,很快這一有冷氣的場所,取代了炎熱的海灘成為了年輕人們約會遊玩的好去處,並逐漸形成了“暑期檔”視效大片的效應。
《大白鯊》
自2002年院線電影改革開始,中國的電影院線也是伴隨着城市化與房地產一同發展的,電影院是房屋配套的商圈的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被我們所接受的、慢慢變成許多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一處承載着文化觀看和交流的公共空間。
2019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已高達641億元,而同年美國的年度票房為117億美元(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819億元)。在美國電影市場基本趨平,中國電影市場快速發展的大趨勢下,幾乎可以預想,再過沒幾年,中國就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影票倉。
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世界範圍內狀況還不明朗時,中國率先從疫情中走出,恢復了電影院的放映,並以200億元的總票房(還不到上年的1/3)意外達成了這個冠軍,可以預見的是2021年也仍將如此。
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部分在中國院線上映、但同時“day-and-date”(與流媒體同步上映)的電影,更多好萊塢商業大片還是選擇延期上映,等待之後在全球院線公映。
《阿凡達》重映的時間節點,是在“史上最高春節檔”的狂歡之後,春節檔仍佔據排片多數,並未有太多新片上映,不免讓人感慨“覺得電影院好久都沒什麼可看”的空窗時期。
加上已經確定在4月重映的《指環王》三部曲,除掉製片公司的商業邏輯、和一陣懷舊感嘆之外,這背後仍有許多境況值得探討。
作為一種傳播度集中、時效性極強的大眾娛樂,商業電影的流行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思潮,某種程度上也是大眾情緒的宣泄出口。
一方面是國內電影票房市場的繁榮,卻為何又讓我們感覺到一陣“無片可看”的空虛呢?
3.
市場很熱鬧,可是我們的選擇很少
《我不是藥神》《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你好,李煥英》,我們已經習慣了這些排片逆襲、票房逆襲的神話,也很樂意看到這一部部電影憑藉口碑和質量翻身。
但王昕指出,“其實逆襲本身也是需要很高門檻的。需要符合許多條件,才能夠獲得相當比例的排片,才有能在這個市場上生存下來的准入券。在這個時候,質量甚至往往不是其中最核心的決定性因素。”
在今年的春節檔過後,有人評論,現在能躋身幾十億票房級別的爆款電影,往往都是“國民情緒型電影”,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有着好幾層的原因。
從院線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的影院放映其實非常同質化,除了極為少數的影院,全國幾乎所有影院都上映的是都是時下的幾部影片,依然缺失一個多元的、有着不同風格區別的、長線放映的院線系統。
這在國內電影票房排行榜上有着直接的體現——以2019年為例,票房前十名的國產影片票房總和佔據了2019年國產影片總票房的80%以上。與之相對的則是,美國近年來名列前十位的影片票房總和,每年僅佔到全年本土總票房的20%左右。
電影資深從業者、前光線影業總裁張昭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較為成熟的產業環境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影片票房分佈是較為均衡的。電影產業僅靠幾部爆款來支撐,是不健康的,而目前國產影片票房懸殊如此之大,也暴露了中國電影類型化敍事的不足。
另一方面來説,也正是因為今天的中國電影市場太大了,導致一部電影如果想要做些宣傳,各方面的成本加起來就會非常高,即便在院線一日遊的成本也會非常的高,小成本電影經常掙扎一段時間後就悄無聲息地死掉了。
即使看起來相對小成本的《我不是藥神》,其實投資規模也已經近1億元,“今天的電影必須跨過某一類‘商業片門檻’,才有逆襲的可能,這已經是一個很高的門檻了。每年兩三千部電影,有機會進入逆襲名單的最多也就一百部。而決定票房因素還有好幾種,質量只是其中一種”,王昕分析。
過去,香港電影中經常會有一些幾十萬元的小成本電影,就在院線上映三、五天,也能獲得不錯的排片和成績,這在今天的內地電影市場幾乎是難以想象的。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電影市場很大,但往往可以選擇的電影並不是很多的原因。
經常有人開玩笑説,今天在中國,幾乎所有的藝術電影都不可能掙錢,即使是張藝謀這樣的級別的導演、明星和投資,《一秒鐘》的票房也只有一億多。更不用提那些叫好但不叫座的電影,比如這兩年上映的《吉祥如意》《小偉》《棒!少年》《第一次的離別》……
而從電影內容來説,國內現象級的電影,一般需要主體能夠滿足大眾喜好最大公約數,而其中的情節內容又可以很容易被討論、解讀,成為一種現象、一種社交談資,一種集體性的情感共鳴。
當然,不是批評這一類電影不好,也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在院線的頭上。事實上,我們缺乏的是給予小成本電影、類型電影和藝術電影空間的機會,而這種空間的存在,必須依賴於許多在國外已經證實可行、並行之有效的運轉模式。
比如過去經常有人談及的專項扶持的電影基金、長線放映的藝術院線,以及電影獎項帶來的關注度,還有一些大廠商對於獨立廠牌的扶持。
以20世紀福克斯旗下的出品了《三塊廣告牌》《喬喬的異想世界》《犬之島》等諸多獨立電影的廠牌“探照燈影業”(Searchlight Pictures)為例,在好萊塢,影業巨頭也會被商業大片日益模式化、成本高昂的形態所綁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低成本的獨立電影反而能打破套路僵化,並獲得更優質獨特的內容和關注。
到了頒獎季,在整個好萊塢體系裏,以奧斯卡為例,其實是比較偏向“精英化”與獨立電影的,它傾向於從每年的電影中,挑選相對邊緣小眾的羣體,或是新的內容題材和表現形式,加以表彰。
比如奧斯卡曾經挖掘出的“墨西哥三傑”(阿方索·卡隆、吉爾莫·德爾·託羅、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裏多),去年大獲全勝的《寄生蟲》——戴錦華評價説,這是“好萊塢給自己下的一劑猛藥”;以及最近廣受好評和關注的《無依之地》。
頒獎季之所以稱之為“季”,就是因為從提名名單到最後的獎項公佈,中間會持續兩三個月,所製造的話題、吸引到的明星、鎂光燈與傳媒的力量,讓這些中小成本的獨立電影,也能夠在院線獲得不錯的關注度和票房觀看。
這些都是對於主流商業電影很好的補充。從另一方面來説,這些創意和電影人日後往往也會被主流電影體系所吸納,產生更有生命力、更能平衡藝術與商業的作品。
《小偉》
而即便在受到疫情廣泛長久衝擊的情況下,這樣的模式也仍然展現了某種生命力。葉郎在《2020無夏之年》中觀察了好萊塢如今的境遇:原本應該更容易受傷害的獨立電影院和小型連鎖品牌,卻因為更早體認競爭劣勢而更加具有彈性。早在疫情之前,有些獨立電影院就一直在主動摸索與串流平台之間如何建立互利而非對立的競爭關係。
另外一些獨立電影院則努力找到自己的市場:部分年久失修的單廳電影院陸續得到金援整修,並改以經典電影、藝術電影或是特定類型電影的策展形式擁抱專屬自己的觀眾,比如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自己就在洛杉磯經營一家專門放邪典電影(包含他的作品)的電影院New Beverly Cinema。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葉郎寫道:“放映這個行業也不會因此永遠地消失。電影院不會靜靜地走入長夜,而是更像黑膠唱片那樣,不安份地蟄伏數十年等待下一個或許會來、或許不會來的文藝復興。”
尾聲.
我們可以用電影票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娛樂產品飽和的年代,在短視頻介質流行開來之後,用前段時間的流行詞來説,一切都可以被“加速”,短視頻將高潮部分精簡濃縮至極致,只為給予最直接的感官刺激。而一些習慣了這一模式的觀眾,也選擇了更多這樣的內容。
當然,今天我們並不想只是感嘆,諸如時代變了、為什麼好電影這麼少這樣的論調。單純的哀嘆無濟於事,也遮蔽了那些還在這個時代夾縫中創作,試圖在藝術、商業和限制中找到平衡,創作者們的努力。
賈樟柯在《賈樟柯的世界》一書中説,“當年發生的事使我產生了創作衝動,自我表達和講述的慾望。生活經歷、承受的考驗、艱難的處境,這一切如果我們連講述的權利都沒有,真是最大的不公。
我沒有明確的計劃,但從寫詩變成了寫小説,從純粹的情感表達變成了敍述。因為現在我有故事要講。我對個體的命運有自己的瞭解和體悟,我一定要講出來。”
那麼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做出選擇,用一張張電影票做選擇,選擇支持那些我們心中的好內容和創作者。
電影可以選擇怎樣的觀眾,而觀眾也可以選擇看怎樣的電影。也許今天我們的選擇還很少,但我們希望,終有一天,這個市場能夠變成一個讓我們有所選擇的體系。
參考資料
1.《賈樟柯的世界》, [法] 讓-米歇爾·付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理想國
2.《2020無夏之年:沒了好萊塢暑期檔,我們都在 Netflix 的迷因世界》,葉郎,the Initium Media
3.《2010中國電影產業觀察:“資本時代”的產業升級》,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