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獵巫"事件背後，焦慮又自卑的求偶情緒_風聞

幾天前，#iPad獵巫#衝上了微博熱搜榜。

所謂“獵巫”，是中世紀天主教信徒們鎮壓異端的一種方式。“巫師”通常為女性，而與獵巫相伴隨的，是全民失智式的對“巫師”的抓捕，以及全民圍觀的殘酷處決。

今天，獵巫已經被用來指代對女性或其他少數羣體的瘋狂的暴力及壓迫。而剛才提到的這場“ipad獵巫”，其實僅僅源於一起好心的失物招領——

成都某高校的一名男同學，上課時撿到了一台iPad。根據系統語言和iPad彈出的應用信息，男生判斷iPad的主人有可能是外國學生，便寫了一份中英雙語的尋物啓事。

然而，因為這份雙語啓事，男生在學校論壇上，遭到了來自同校同學瘋狂的網絡暴力，辱罵他“崇洋媚外”、“跪舔”……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因為“考慮周到”“字寫得好”“英語好”便推測寫下失物招領的是一名女生，進而將話語上升到“蕩婦”“亞洲女性要給白人黑人生孩子”的程度。

“ipad獵巫”事件論壇下留言

這場獵巫，在將女性以“蕩婦羞恥”捆綁的同時，也暴露出部分男性被父權制話語壓抑下的焦慮和自卑。

而這場獵巫行動的特殊之處，是將“性資源”與民族尊嚴的話語捆綁在了一起。

講述 | 陳迪

來源 |****《觀念辭典：你身邊的政治學》

（文字經刪減編輯）

“女學生與外國人”的獵巫狂歡來自看理想00:0029:21

01.

“女學生+外國人”總能點燃獵巫熱情

幾天前發生的“iPad事件”，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背後有着更多長期的、深刻的、會給我們造成現實困擾的東西。所以我認為有價值去進行一個更加完整一點的探討，也希望可以在這裏和大家一起完成。

首先，我們來看看那些辱罵都是怎麼寫的：有罵這位同學“媚態”的，有質疑“為啥要對外國人friendly”的，有説這是“崇洋媚外”“跪舔”的。

而最為有意思的是——這些網暴的聲音，竟然非常有默契地就認定了寫失物招領的學生一定是“女生”，並且很快就聯想到了“亞女（亞洲女性）要給白人黑人生孩子”這樣的程度。

這思維跳躍模式簡直令人歎為觀止：會寫英文、考慮周到，就會自動被認定為是女性（這是否也説明他們對於自己所作為的男大學生真的完全沒有期待）；

於是只要“中國女性對待外國人友好”，那就是“要給外國人生孩子”。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所説的，“從短袖、到白胳膊、到裸體、到生殖器、到性交、到私生子”，這種“想象力的躍進”在21世紀社交媒體時代的精準復刻。

並且，這種事態完全不是偶然的孤例。當天就有云南某高校的學生也發帖分享了自己經歷過的案例，曾經有女生在學生羣裏回應了外國留學生一則問路的求助信息，隨即就遭遇了上千條同校學生辱罵的網絡暴力。

很多用户也表示，對於高校裏學習外語專業的女生來説，遭受這種與“外國人”、“留學生”、“跪舔”、“easy girl（蕩婦）”相關的惡意和指控，往往是司空見慣，這已經成為當下一種隨處可見的情緒和文化了。

如今在中文輿論場上，每當出現“女學生+外國人”的組合，幾乎就預告了一場獵巫狂歡即將上演。這些案例通常含有兩個固定元素：一是“留學生”，具體一點指“男留學生”，事實上就是指“外國男性”；二是“女學生”，並且是“中國女學生”，也可以泛指“中國女性”。

這種雙屬性的特徵，決定了每次圍繞“國女外男”的輿情，都一定帶有至少兩個層面的構成，那就是性別視角，以及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視角。因此任何完整的分析，都必須包含從這兩個層面的分別切入。

02.

女性被物化的背後，是男性的求偶焦慮

可以説，“國女外男”的輿情模式，以性別主義為內核，由民族主義所觸發，以種族主義為外延。

首先應該談的自然是作為內核的性別主義。“國女外男”是一種徹底男性本位、只存在男性視角的敍事方式，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畢竟，所謂的“外國人掠奪中國女性資源”，表面上看罵的是外國留學生，但實際上最主要罵的還是中國女大學生。而唯一停留在畫面之外的中國男生，當然就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主體。

大學生、男大學生，在任何社會，哪怕在入學率最高的社會，都是毫無疑問的優勢人羣。

即便如此，他們依然能在這種“本國女性為了外國男人不要我們了”的想象力上面，反覆地一呼百應、羣起羣動。這背後的焦慮、這背後的自卑，其實很難説它們不是“真誠”的。明顯的優勢人羣在“真誠”地自卑，這放到任何社會都是非常不正常的。

在這種視角和語境下，女性變成了完全不具備自主意願、沒有自由意志的對象。女性的主觀能動性甚至都輪不到被矮化了，而是直接被否定，被從這種男性視角的公式裏摘除，直接不存在了。在這種敍事裏，女性連作為“次要的人”“附屬的人”的地位都沒有，而是被降級為“物”，徹底地被物化。

但凡是擁有自己主權的“活人”，決定自己的生活、選擇跟什麼人交往，都是不能用“被掠奪”來形容的；可以“被掠奪”的東西，一定只能是“死物”，就像土地、礦產、物資、財富。

將女性看作可被“掠奪”的資源、“性資源”，那説到底就是沒把人當人，更具體一點就是沒把女人當人。這就是整個“國女外男”敍事的根本出發點。

這當然是非常糟糕、完全錯誤的認識論。將社會的一半成員、一半人口視為“死物”，無異於從觀念上否定了她們擁有與男性一樣的權利、地位、尊嚴。

“女學生”，在我們長時間以來的性別話語中，都可以説是一個社會化的性幻想意象。

譬如在早年的民歌裏，就有那句“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歌詞。到了今天這個時代，在成人語境中所謂的“去大學裏找女學生”，風月場所、色情製品所熱衷標榜的“女大學生”，也都充分説明了“女學生”“女大學生”在性別話語之中的地位。

這個標籤，往往象徵着作為異性戀男性的性對象、婚配對象、生育夥伴的可欲性，自帶年輕、教養、健康、經濟能力、城市化的屬性和暗示，是男性本位視角中的“優質資源”的代名詞。

所以，“女學生”本來就是一個對男性本位視角極富煽動力、號召力的旗幟與事由。它並不僅僅會作用於“留學生搶走了女學生”這個特定情景，包括“被大老闆帶出去過夜的女大學生”“援交還裸貸的女大學生”等等，都會反覆成為厭女症、物化女性的輿論狂歡。

即便從統計意義上説，“國女外男”的因素在本土男性的求偶困境中根本可以忽略不計；但是由於“女學生”標籤的作用，它確實有可能在男性羣體的求偶焦慮情緒中，佔據超過其實際代表性的份量。

更何況，在這裏發揮作用的，同時還有來源於民族主義的尊嚴焦慮，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繼續展開的角度。

03.

民族尊嚴下的“性資源”****

自古以來，侵略者在戰鬥之前很常用的一種動員話術，就是“打贏之後城裏的黃金和女人就都是你們的了”；而防守方的動員話術，又會是“難道你們願意看到自己的家園被焚燬、女人被搶走嗎”。

當歷史悠久的父權制、男性本位視角，與近現代新生的民族主義觀念相遇並結合之後，女性的處境被賦予了更加複雜的含義。女性在侵略戰爭之中受到的凌虐，既不僅是女性自身的苦難，也不僅是男性守護自己“所有物”失敗的屈辱；更在這些基礎上，被理解為是民族尊嚴的喪失。

但要注意的是，這種與女性發生聯繫的民族尊嚴，並不僅會在戰爭的情景中生效。

中文語境里長期存在這樣的文化：如果有中國男性與西方女性、日本女性交往甚至結婚，他周圍的國人男性同胞，多會報以“報仇雪恨、揚眉吐氣”的肯定與祝福。

與之相反的則是，當中國女性與西方男性、日本男性交往乃至結婚以後，聽聞消息的不少國人男性，則會生出“民族蒙羞、喪權辱國”式的憤恨與暴怒。

譬如曾經佔據很多華人男性心中“女神”地位的林志玲，在2019年與日本藝人結婚之後，毫無意外地引發了一輪社交媒體的暴動。

這些當然都是男性本位的視角、男性史觀，是以男性作為主體的民族主義的直接體現。

民族的“得與失”，被等價為本民族男性的“得與失”；女性不具有作為民族競爭的主體參與者的地位，而僅僅扮演着“戰利品”或者“被掠奪的資源”的角色。

民族主義，是一種最典型的尊嚴政治。對於一個具有長時間民族主義議程的社會來説，關於尊嚴，我們是經驗豐富的，並且尊嚴政治也確實在2020年代的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稀奇。

尊嚴的鬥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源遠流長的一種鬥爭，它最重要的特點，是並不以“認可”或“平等”為終點，而是以“優越”為目標。這決定了尊嚴政治將是一場永遠看不到盡頭的掙扎，因為下位者永遠在力爭上游，而上位者永遠要拉開差距。

無論是個人還是羣體，人對尊嚴的需求，可能就不存在所謂“滿足”的狀態；只要這種需求被創造了出來、是存在的，它可能就永遠是個無底洞。

人們在與外部世界接觸、嘗試與外國人相處的時候，到底是沉着還是焦躁、自信還是敏感，發揮決定作用的，未必就是口袋裏的鈔票或手中的大棒。

如果繁榮並不能自動兑換成為尊嚴，那麼尊嚴焦慮大概也不會隨着發展而自然得到緩釋。

哪怕很多人早已懷抱“世界第二”的驕傲，哪怕如今在社交媒體上已經常能見到諸如“中國發達了、中國男人就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男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然而，任何一次對於“國女外男”的獵巫式羣起暴怒，都能輕易反證出哪怕千萬次的自拍胸口也不過虛言，焦慮依然，自卑依舊。

04.

焦慮又自卑，父權文化的作繭自縛

前人描述過這樣一種世界觀：要不就是極端地自負，要不就是極端地自卑；認識世界的唯一方式是和自己進行比較，然後崇拜比自己強的，歧視比自己弱的；除此之外再無平起平坐、平等相處的選項。

這種觀察曾經提供過很有價值的參考。但是如今在社交媒體的時代，隨着觀察的便利與樣本的擴大，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人們的自負和自卑兩極之間，分明還存在着更加複雜、也更加豐富的組合。

具體來説，自負與自卑不僅可以是非此即彼的，也可以是同時進行的：也就是，對於同一個族羣、人羣，既可以在某些方面對其極度自負，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對其極度自卑。

除此之外，自負和自卑除了可以在同一個對象身上同時並存以外，還可能各自完全佔據某個特定議題：也就是，在具體領域上，要不就是對於全世界的人都自負，要不就是對於全世界的人都自卑。

這確實是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比如現在很多人在談論到更加深層的“民族性”“優越性”的時候，就是持有完全的自負；又比如那些會對“國女外男”大動肝火、羣起網暴的人們，又很有可能是存在着與求偶相關的徹底的自卑，雖然他們口頭上大多是不願意承認的。

這確實是非常怪異的現象，畢竟“外國人”可不是一種人，而是無數種非常不同的人。仔細觀察過去那些圍攻“國女外男”的輿情案例，似乎確實從來都不需要區分具體的“外國人”種類，不論是否來自什麼國家、什麼種族，五花八門的“外國人”都有機會讓中文男網民們感到“威脅”。

我想這裏應該不至於全是自卑，大概會有些複合的原因，我們也許可以從歷史經驗之中找到一些不同的靈感。

在西方“黃禍論”盛行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社會也同樣出現過一方面極度歧視亞洲人、另一方面又極度提防亞洲人的矛盾局面。譬如美國在排華政策時期就有推出過這樣的種族主義政策：但凡與亞裔男性結婚的白人女性，將失去美國公民的身份。

這與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非常類似，對於與不同族裔交往的壓制與剝奪，依然是單方面地被施加在了作為客體的、作為被爭奪對象的女性身上；而對於作為性別社會主體的白人男性，則並不存在不允許接觸亞裔女性的相關限制。

在這種由“國女外男”所引發的本土男性焦慮情緒中，作為核心元素的第一位要素，一定是性別主義的，其後才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並且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都需要在性別主義的前提下發揮作用，也會最終迴歸到性別主義。

尾聲.

在男性本位的父權社會視角下，女性的主體性是被壓抑的，女性的自主意志、判斷力、選擇的能力與權利是被否定的。

因此，無論你在中國人的社會還是歐美人的社會，無論你所面對的外國人相對你來説，到底是優勢還是弱勢，只要女性在社會中都是遭受極大貶抑、是近趨於“物”的，那麼不管作為性別社會主體的男性們到底是自信還是自卑、驕傲還是焦慮，他們都將註定無法排解自己心中，對於“本民族的性資源要被外國人掠奪了”的緊張不安。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恰恰是由於父權社會的文化選擇了物化女性，將整整一半的社會成員視為“死物”而非“活人”，才決定了男性無從擺脱焦慮乃至自卑。既然你們把“人”貶低為“物”，那麼就活該承受不安全感的煎熬。

這種煎熬是不值得讓人同情的，因為這正是男性本位的性別文化自作自受、作繭自縛的結果。唯有打破性別主義的性別解放，才能解放所有人，不僅解放女性，男性同樣也會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