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形態演進的思考_風聞

關於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思考

——學習《共產黨宣言》心得

宋新濱

2017年2月25日深夜

2月22日深夜讀《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描述讓我產生這樣的想法：

一

奴隸社會（將奴隸用於大量、廣泛生產勞動而不僅僅是家務勞動）、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兩個“例外”或者説“變態”狀態。這兩種社會形態又與正常發展的原始共產主義末期即其向階級社會過度的歷史階段 “三皇五帝”時期和封建社會（中國的，而不是歐洲的）形成了對立統一，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誠然，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於其內部的矛盾運動，但是人類社會本身也是一個整體，不同地區、文化載體（部族、民族等）之間的矛盾運動也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

可以這樣理解我上述關於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觀點：本文的觀點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中國不僅是人類的發源地，而且是人類文化（文明）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的根本和源泉。從中國這個人類文化（文明）的根源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人羣，他們帶着當時的生產技術、社會結構及思想意識，並與此前走出去的人羣在不同地區相遇並交流（鬥爭——例如爭奪資源，當然也有融合）。這是流波《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的基本觀點。對此，我是高度認同的。本文不少地方借鑑了流波等同志的觀點，在以後的行文中就不一一指出了。

由此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兩大部分——作為根源的一脈相承的“中國”（“小九州”）——神州；以及從這根源上分出去的枝葉和支流。因為這些“枝葉”和“支流”是從根源一波又一波走出去的，所以不同於根源地區（“小九州”、神州——即中國）具有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的特點而具有重複出現、和“斷層”的特點。——這是根源地區和其他地區區別的要害所在！

而這些枝葉、支流因為波次不同，與根源地區（神州）既有橫向空間上的遠近之分，又有縱向時間上的不同波次之間的衝突、交流、融合，還有枝葉、支流對根源的“反饋”（交流、鬥爭、融合），從而形成了人類文化（文明）發展的總脈絡。

作為根源的神州因為原始共產主義遺留強烈且文化傳承從未中斷（我在《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戰略問題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中提到過。2005年12月6日我提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假説”。其實當時我想説的是“東西方非對稱均衡發展假説”——東西方好比不對稱的樹葉一樣，在人類發展中依次起到引領作用。），所以雖然文化（包括生產等）進步最快，但階級分化卻極緩慢。實際上，正如《源》這本書説的一樣，中國父系氏族社會（進入私有社會、階級社會的前階）是在與保留原始共產主義傳統的母系氏族社會經過長期反覆、殘酷、鬥爭並彼此妥協才完成對社會的“整合”的。這使得中國在階級國家（夏王朝）正式形成之前，有一個既不同於原始社會又不同於完全階級社會的漫長曆史過程（實際上，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社會才最後完成——以極其清晰、沒有任何掩飾的面貌出現。正如恩格斯所説：階級社會的每一個“進步”同時是更大的退步。——這是我們考察階級社會歷史必須牢記的一點），也就是“三皇五帝”時期。

這一時期社會分工已經相當發達，甚至有了少部分脱離生產的專職管理人員。但是，階級分化又沒有完成。階級分化是這一時期的歷史主題，所謂黃帝“垂衣裳而治”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鬥爭是激烈、殘酷並充滿反覆的，但主要表現為主張私有和特權的部落（及其聯盟）與守舊的、堅持原始共產主義傳統的部落（及其聯盟）之間的血族鬥爭。當然，這種鬥爭也必然會反映在部落內部。在鬥爭中失敗的守舊部落必然要接受“改造”。鬥爭是如此劇烈，為了避免同歸於盡，只好不斷妥協。這就使得階級分化的歷史特別漫長，原始共產主義的遺留（如大一統思想深入中國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等等）特別強烈（直到現在仍如此）——在學習《船山全書》時，我這種感受特別強烈。後來發現，閲讀中國古代經典著作都有這種感受。

這種內生、自發的文明進程使得中國出現了許多學者説的“一步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邁入了温情脈脈的封建社會”而沒有經歷西方（決不僅僅是歐洲，而是包括印度、埃及、巴比倫——現在的中東等在內的廣義上的西方，這裏主要指作為典型奴隸社會代表的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那種典型的奴隸社會。與此同時，重人情，而非像歐洲那樣“重法治”同樣可以從這種歷史發展中找到原因。（讀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再與中國歷史對比，就可以對此有明確的認識。）

另一方面，作為枝葉、支流的其他地區，雖然情況非常複雜，但總的來講，因為缺乏這種文化（文明）的連續性和傳承性。尤其是因為不同波次、不同地區之間的部落在交流、鬥爭（主要是爭奪生存資源）中，帶有階級分化時期成果的波次在擴張中必然會出現征服、奴役的現象——奴隸制的基礎。（希臘、羅馬以及眾多的遊牧部落都是以不斷地對外擴張——掠奪人口作為其奴隸社會存在的基礎的。）

神州地區之所以沒有發生這種情況，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文所説的強烈的原始共產主義傳統（遺留），尤其是仍保留母系氏族社會結構和傳統的部落（及其聯盟）的殊死抵抗。二是血緣紐帶的維繫。原始人其實對於自己的血緣、出身是很清楚的——作為母系氏族產物的“姓”是“萬世不易”的。把“姓氏”混淆起來，以“氏”代“姓”從歷史上來看是很晚近的事情。三，更為重要的是，農耕的生產方式和由此帶來一直領先的社會結構、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這些都難以和奴隸制“兼容”（農奴制是可以的——但農奴制屬於封建社會）。第四個原因是“神州”自成體系，地形、氣候具有多樣性，而且從來沒有中斷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所謂“閉關鎖國”的讕言無非是為了配合“改革開放”而已，已經不值得批駁）。這種交流主要是輸出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等，同時也吸收了枝葉、支流地區的經驗。

三

明白了上面這些歷史的基本脈絡，問題就比較容易搞清楚了。在根源地區與枝葉、支流地區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光是文明的學習互鑑，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野蠻的鬥爭）中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一方面是作為根源的神州從農奴制（領主封建制）發展到地主封建制，另一方面是枝葉、支流的中國以外的地區特別是廣義上的“西方”，從奴隸制發展到農奴制，又在中國封建社會成果（“四大發明”是其代表）的基礎上發展為資本主義。實際上，即使除中國以外的地區（包括廣義上的西方）奴隸社會也是特例——大概以遊牧、“航海——商業”等具有侵略擴張性的社會才會走奴隸社會這條道路。

我們在説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以中國封建社會的成果作為基礎的同時，也要説明西方（廣義上的）奴隸社會的成果同樣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進步。宋宜昌先生就説過，古代巴比倫的“法制思想”對於中國春秋戰國法家的啓迪和借鑑作用。

西方的資本主義反過來促進了中國經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科學社會主義（“特色社會”只能是……）——從而引領全人類走向科學共產主義社會。

當然，這裏沒有提及世界上許多地區。實際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美洲、大洋洲——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為歷史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裏只是説的歷史發展的輪廓而已。

由此看來，人類社會發展主要有兩條線索：

根源（神州）地區：原始社會——向階級國家過渡的社會——封建社會（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科學社會主義社會——

作為枝葉、支流的廣義上的“西方”：不完全的原始社會（已經出現階級分化趨勢的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接下來當然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以及整個中華民族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推動世界革命，從而引領人類走向科學共產主義。

四

這裏有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社會形態的更替是“隔輩親”——從完整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容易；從不完全的原始社會（已經出現階級分化趨勢的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更容易；從奴隸社會經過農奴社會（雖然也屬於封建社會，但奴隸社會的遺留是很明顯和強烈的）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容易；從封建社會（經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科學社會主義是必然趨勢——想搞資本主義是行不通的。這樣我們也就更加容易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一再把資本主義社會和奴隸社會並論，並稱之為僱傭奴隸社會的原因所在。我們也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在建國初期奴隸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能夠並存一個時期。更重要的是，我們由此可以理解中國為什麼走不通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是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

我並不想否認奴隸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但是，我仍強調指出，這兩種社會形態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例外”和“變態”——只有在文化的不連續、“斷層”地區，並且以遊牧或者所謂的“航海——商業”等掠奪性社會中才會出現。強調這一點，並不是為了否認這兩種社會的歷史地位，而是破除某些人對它們的迷信——凡是迷信資本主義的人，一定迷信奴隸制（“言必稱希臘、羅馬”）。實際上，正如本文所要論述的，所謂“例外”或者“變態”並不是真正的“意外”或者其他偶然的東西，而恰恰是辯證法作為客觀規律在歷史發展中的體現。

當然，上述兩條主要線索的地位顯然不同。根源當然不同於枝葉、支流。根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枝葉、支流則是次要方面——這是從總的歷史過程來説的。具體到某一個歷史時期，則要具體分析。這也是我把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例外”和“變態”的原因之一。不管兩者在具體的歷史時期的矛盾體系中地位如何，歷史發展必然來源於對立統一的鬥爭則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根源固然重要，枝葉、支流同樣必不可少。——多樣性才有交流（鬥爭），有交流（鬥爭）才有進步。

這裏説的對立統一是不同文化地區之間的，並不是一個地區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顯然，後者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這裏我想再次説明這樣一個道理：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理論是隻有把全人類看作一個整體去考察並作具體分析才是科學的。離開了這一基本前提，就必然陷入主觀主義的泥坑中去。正如列寧所説，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把這種認識上的錯誤鞏固起來。（《談談辯證法問題》）——不是有人變着法的（有公開説的，有強詞奪理的，還有隻做不説的）要“補資本主義課”嗎？幾十年的歷史已經教育了人們，現在是對這些歪理邪説做徹底批判的時候了。

五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甚至可以做這樣一個思想實驗。

以下假設的環境能否產生人類以及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且先不管他，我們假設能夠產生，並發展到相當的程度。

假如一個宜居星球，那裏的面積比地球小、尤其是陸地連在一起，又缺乏地形、氣候等方面的多樣性——只適宜於農耕，而且生活在那裏的人類無法一個波次一個波次地向外擴張，只能生活在這一地區。

那麼，這樣的文明（文化）將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進入向階級國家過渡的社會，然後緩慢地（要比地球上中國用的時間更長）進入封建社會。這時社會發展就會極其緩慢甚至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種封建社會的末期會特別黑暗、殘暴。如果能夠繼續發展的話，會經過比地球上漫長的多的時間向無階級社會過渡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實際上，這種文化（文明）必然是短命的，能否進入全的階級社會（封建社會）都是成問題的。

任何一個（種）文明（文化）都有自我毀滅的危險——尤其在實現科學共產主義（人類社會1.0版本——“擺脱史前時期”）之前。階級社會發展到極端就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寡頭的統治），這種文化（文明）的自我毀滅概率也就達到了最高峯。

我們再假設另一個宜居星球。那裏比地球大，地形、氣候等複雜性也超過地球。那麼，那個星球就會在人類文化（文明）的根源地產生更多（頻率也更快）向外擴張的波次——枝葉更加繁茂、支流更加豐沛。如此一來，這樣的星球即使不產生我們已經熟知五種社會形態之外的第六種、第七種社會形態，也肯定會產生更多的介於這五種社會形態之間的過渡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星球其社會發展進程會更快、自我毀滅的危險反而更小。

這個結論從地球上不同規模的文明（文化）發展史上就可以得到確證。中國之所以長期領先世界，除了具有人類文化（文明）根源這個優勢外，幅員廣大、人口多、地形氣候複雜多樣也是重要的原因。（當然了，在一定程度上，這兩個原因是互為因果的、互相促進的。）

六

上初中時，我就總是感嘆：要是中國在宋代以後至少明代中葉以後就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就不會有百年的屈辱史了，甚至歐洲永遠只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角落了，我中華就會一直引領人類的發展。從那以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我。

經過學習，我逐漸認識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也就明白了上述感嘆的幼稚可笑）。這就是從2005年12月提出“東西方非對稱均衡發展”假説，到2013年4月寫作《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使命》，再到2014年1月寫作《戰略問題的核心在於人而不是物》，和今天這個思考提綱，這樣一個思想歷程。

以上所論，在一些人看來大概只是猜想而已。我實在沒有時間也不願意去詳細論證——我認為現實的鬥爭更為重要。我相信會有專門家作出令人信服的翔實論證的，我更相信歷史本身會證明這樣一個人類發展的脈絡——當中國黨和人民……，從而把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事業推進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那時，許多問題就會被事實本身所證明。（當然，理論的鬥爭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

2017年3月2日凌晨整理成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