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不如回頭看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西方視角！_風聞

*本文是美國國家對外關係檔案，1977-1979年中國專欄的序言，由該系列主編美國歷史學家David撰寫，由本人人工翻譯，首發於公眾號意在斯。

Preface序言

/主編 David P. Nickles 著

/CYR 譯

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在前人取得極大成就與內部官僚政治鬥爭的背景下產生形成。1978年12月15日這一天見證了最矚目的成就：在秘密協商之後，中美雙方宣佈他們將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隨着政治關係的不斷改善，雙邊經濟、文化聯繫也更加緊密。儘管共享的對蘇聯的“仇恨（animosity）”為中美合作提供了充足的動力，華盛頓和北京的領導人逐漸意識到，如果能夠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不斷增加的相互聯繫將給兩國帶來巨大利益。但是，華盛頓與北京更近的關係是有代價的：中華民國（台灣）——一個與美國有着緊密政治、軍事、商業交融的政府——與美國官方外交關係與共同防禦條約的終結。美國官員表達出對台灣與日俱增的擔憂——一部分是因為它的意識形態、戰略與經濟在冷戰中的重要性，另一部分是對維持美國國際承諾信譽的關切。至少是一部分官員（持這種想法），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有責任去確保不摧毀台灣人民追求和平未來的機會。

當卡特1977年1月上台時，中美關係的緩和中有相當大部分不是必需的。在尼克松與基辛格，於其短暫的第二任期內尋求中美關係正常化失敗的餘波中，當時的美國政治思潮對該政策（中美緩和）表現得更為冷淡。在共和黨中日益龐大的保守派勢力，在羅納多·里根與巴里的領導下，拒絕為了與共產主義國家提升關係而放棄與台灣的聯盟。在卡特政府內部，總統與（國務卿）萬斯反思尼克松與基辛格是否在對華接觸的努力中做出了太多讓步。起初，卡特並不信任中國，認為其前任在與中國的談判中貶低了自己。萬斯在美蘇關係緩和階段反對任何與中國提升關係的行為，因為他將此視作一個建立更為和平、穩定的世界的最大希望。而且，理查德·霍德布魯克，遠東與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希望在美越之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此舉由於中越之間日益擴大的敵意在當時有着更大的外交影響。相反，布熱津斯基和他的助手米歇爾，國家安全委員會中主導中國問題的專家，努力推動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他們主張美國如果再猶豫，將浪費一個在兩個世界領先國家之間建立更好關係的歷史性契機，尤其是對一個幾年前，敵意還在威脅整個世界體系穩定性的國家。此外，布熱津斯基對（美蘇）緩和的堅定性表示懷疑，並認為與中國的緩和可以增加蘇聯的不安全感並因此改善他們的行為。在五角大樓，哈羅德·布朗（防長）對於避免出現新的中蘇同盟的願望促使他與布熱津斯基一起支持中美關係正常化。參謀長聯席會議則擔憂台灣安全與美國承諾的公信力，較國防部文職官員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懷疑更大。儘管美國政府內部還有聲音認為應當在中美對話中加入人權壓力，但這與中美兩國關係提升的努力相比顯得更加次要。

儘管存在分歧，卡特當局決定美國應當堅持上海公報（所確立的原則），其中美國宣佈它不挑戰一箇中國原則，當表達了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切。在準備萬斯1977年8月對中國的訪問時，卡特確立了進行談判的三大原則：1、中美關係的升温應當是互惠的；2、美國不會像乞求者一樣接觸中國；3、美國將尋求維持台灣人民的繁榮與和平。根據這些準則，美國政府通知台灣當局，現在可能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切努力不會以損害台灣地位、安全、繁榮為代價。

1977年末到1978年初，一些對其他方面的擔憂，尤其是國內政治勢力希望促使國會批准《巴拿馬運河條約》，推遲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同時，美國官方不斷尋求提升中美在經濟、技術、文化方面的交流；他們同樣嘗試減少與台灣的防務聯繫並增加與中國的（防務合作）。當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訪問北京之時，卡特已經決定在他的第一任期內實現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總統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正常化在1978年中期選舉之前將變得困難，但需要在1979年完成為1980年的總統選舉服務。這為實現卡特主要外交目標留下了一年左右的窗口期。

布熱津斯基的訪問十分順利。中國官員對於他對蘇聯的態度與卡特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決心感到高興。中方對中美建交後默許其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則給美方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緊隨着布熱津斯基的訪問，卡特同意了萬斯於12月15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明計劃。他還肯定萬斯關於正常化應於國會立法議程之前的主張。這為李奧納多·伍德科克（時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負責人）——通過“航海者”線路與華盛頓聯繫從而避開出少數高級官員以外的大多數人——開始與北京關於建交的秘密協商掃清了障礙。1978年12月15日，談判目標實現了。不出意料，建交聲明引發了台灣人與美國的台灣支持者的憤怒。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就其在華盛頓的資產進行爭論，例如前“大使館”樓房——屬於“中華民國”政府。

在建交之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訪問了華盛頓。最可圈可點的瞬間——除了他對美國民眾富有感召力的“懇求”以外——發生在他告訴卡特中方將進攻越南的會晤上。卡特試圖阻止鄧小平。這是1978年以來，越南在中美關係中影響力達到高潮的體現。中方對美國與該政權改善關係越來越感到憤怒。中國“入侵（incursion）”之後，1979年2月，美國的指責是輕微的。

儘管美中政府在一項關於長期財政援助與爭議財產處置的協議的一系列爭端使得中美關係變得更加波折，中國政府還是表達了他對《與台灣關係法》的不滿，該法由卡特簽署並由國會大多數通過。儘管如此，沃特·蒙代爾1979年8月對中國的訪問仍然是重要的里程碑，兩國在經濟與安全問題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美國官員以更大的興趣觀察中國政治。

1979年秋天，為哈里德·布朗的訪問做計劃開始成為美國政府內部官僚鬥爭的一部分。布朗，在布熱津斯基的支持下，希望促進中美安全與情報合作，並期望以此向蘇聯發出信號促進其更尊重美國。相反，萬斯反對近期布朗的訪問，認為這會使得美國政策變得不平衡，從而削弱其“槓桿”作用，鼓勵蘇聯更加不負責任的行事。卡特批准了布朗的訪問，但強調美國要繼續公開宣稱其不會與中國構建實質性的軍事關係。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後，卡特對於布朗訪問的態度迅速轉變。總統決定，不顧萬斯與布朗的反對，尋求更加密切的中美軍事合作，並在1月2日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宣佈。兩國開始在一系列問題上聯合，包括杯葛莫斯科奧運會、回應伊朗人質事件、快速發展商業科技聯繫。美國決定對中國實施較蘇聯更為寬鬆的貿易限制。更多而言，卡特在他任期最後一年，更滿足於鞏固中美關係已有成果而非達成更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