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精X，外國有“精中”？愛川菜，愛書法，比中國人還中國的“漢學家”_風聞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説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擲地有聲！

　　將1901辛丑年的恥辱，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將2021辛丑年的硬氣，延續到遙遠的未來

　　這“大明崇禎九年建校”就很…

　　馬雲創建的阿里巴巴有一種文化，就是員工入職後要給自己取個“花名”，比如馬雲自己就是叫“風清揚”，目的是起到淡化等級、消除距離感的作用。

　　其實許多企業，多多少少自覺不自覺的都會這樣，“要過年了……寫字樓裏Linda、Mary、Jerry、Sam將擠上火車，回到老家，又變回了桂芳、翠花、栓柱、狗剩……”

　　雖然只是一個笑話，但從一個側面説明，願意給自己起個“洋名”當代號的現象還是很普遍的。

　　▲漢學家人名列表，有點恍惚……

　　不過，下面這些名字，你品一品——李侃如、謝淑麗、高延、史景遷、孔飛力、費正清、傅高義、宇文所安、慕容捷……挺文雅嘛，難道是寫字樓裏那些桂芳、狗剩們的老總？

　　其實，他們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洋人，卻又是一羣可能比很多中國人還中國的老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漢學家”。這是一羣堪稱海外“精中”的高素質老外，與國內某些“精X”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叫施寒微，德國人，著有《中國簡史》

　　漢學家，即研究與中華文化有關的內容（“漢學”或“中國學”），在中國之外的非華人專家，他們具體的研究領域各有不同，有研究中國文學的，也有鑽研中國音樂的，但多數還是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

　　乍看起來，這個羣體似乎離我們很遙遠，好多人也不認識，但實際上我們還是能接觸到他們的思想和作品的，只是很多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而已。

　　“元芳，你怎麼看？”，這句話大家都很熟悉吧？這個流行語出自經常被重播的電視劇《神探狄仁傑》。

　　“狄仁傑”是唐朝名臣，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之所以在千年後成了影視界的大IP，被反覆拍成電影電視劇，而且還在全世界享有中國神探的美名（雖然真實的狄仁傑並不以斷案著稱），還得感謝一個來自荷蘭的老外——高羅佩。

　　▲在爪哇島時的小高羅佩

　　高羅佩，本名叫做羅伯特·漢斯·凡·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8月9日生於荷蘭扎特芬，父親是荷蘭駐印尼殖民軍的軍醫，所以他是在爪哇島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全家遷回荷蘭後，他被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所吸引，又看到了周圍鄰居從東方帶回的中國香爐、字畫，產生了對中國的強烈興趣，請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一對一”教漢語。1930年進入萊頓大學時，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漢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拿到博士學位後成為外交官。

　　▲高羅佩中西結合的一家

　　高羅佩的工作地點基本集中在亞洲，在東京、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都呆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來到陪都重慶，出任荷蘭流亡政府駐華使館一秘，接觸到了因戰爭而撤往大後方，聚集在重慶的諸多中國優秀人才，如飢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還娶了清末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水世芳為妻，成了中國女婿。

　　▲上面是高羅佩的，下面是我的，差距有點大……

　　高羅佩自號“芝台”，書房叫做“集義齋”、“吟月庵”，琴棋書畫無一不通，水平頗高，寫得一手好書法，尤其偏愛行草書，從20歲起一直練字到逝世，堅持了37年。而且無論外交官當到哪裏，都要置辦一箇中式書房。

　　▲高羅佩夫妻古裝照

　　高羅佩最為人所知的貢獻還是《狄公案》系列小説——在重慶期間，他讀到了一本寫於清初的小説《武則天四大奇案》。按説外國人即使懂中文，讀起來也肯定難度很大，但對高羅佩來説卻完全不成問題。

　　▲高羅佩創作過程的手繪古代城市平面圖

　　他對比了中國的公案小説和西方偵探小説，發現中國古代“偵探”的水平比福爾摩斯不差，卻在世界上默默無聞，甚至還遭到貶低，為此深感不平。

　　於是，高羅佩先是將小説譯為英文，然後又感覺不過癮，乾脆自己動手，用英文創作了《銅鐘案》，一經出版就大受歡迎。

　　▲各種各樣的《狄公案》

　　出版商不斷約稿，高羅佩在22年間陸續寫出了以狄仁傑為主角的《迷宮案》、《湖中案》、《鐵釘案》等十幾部小説，統稱為《狄公斷案大觀》，英文名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Judge Dee就是狄仁傑（法官·狄……）。

　　這部中國古代“偵探小説”被譯成29種語言，在38個國家出版，總銷量2000多萬冊，狄仁傑這位唐朝名臣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在千年後幾乎成了中國的形象代言人。美國外交部甚至還曾出台規定，凡到中國任職的美方人員都要讀“Judge Dee”，以深入瞭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高羅佩逝世於1967年，終其一生都對中國充滿好感甚至是歸屬感，夫人水世芳對老公做了這樣的總結：“他不是外國人！從我們認識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斷過練字，他最愛吃元盅臘腸、喜歡四川菜，他實在是個中國人。”

　　高羅佩是“業餘漢學家”，因為當外交官才是他的“正式工作”。除他之外，還有一位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思考的英國漢學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李約瑟，同樣非常出色。

　　李約瑟的本名是約瑟夫·特倫斯·蒙哥馬利·尼達姆（Jo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出生於一個英國基督教知識分子家庭。他原本並不關心中國，而是精通德語、法語，曾經的理想是當個醫生。

　　李約瑟18歲時考入劍橋大學，攻讀生物化學，24歲獲得博士學位，31歲就出版了著作《化學胚胎學》，年紀輕輕就成為該學科的領跑者。不出意外，他將成為一個專職研究生物或化學，與中國毫無瓜葛的科學家，或許我們只能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單上看到他。

　　▲魯桂珍

　　1937年，一位中國女留學生魯桂珍的到來，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魯桂珍生於1904年，祖籍湖北蘄春，就讀於金陵女子大學攻讀生理學。她的未婚夫犧牲在抗日戰場，已經30多歲的魯桂珍悲痛萬分，成為“獨身主義者”。

　　此時李約瑟已經結婚，妻子是同為生物學家的多蘿茜·瑪麗·莫伊勒（Dorothy MaryMoyle），是魯桂珍的導師。沒想到的是，李約瑟被魯桂珍的東方魅力所迷倒，迅速發展成為情人關係。

　　按説這就是板上釘釘的“出軌”了，只是大度的多蘿茜並沒有計較。“李約瑟”這名字也是魯桂珍所起，後來甚至多蘿西也有了一箇中文名——李大斐，三人竟然“和平共處”了，還經常一起郊遊、聚餐、討論……真的很和諧。

　　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李約瑟從此將研究方向轉向了中國，努力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尤其對道教感興趣，給自己起了個字**“丹耀”，號“十宿道人”**。

　　1941年，已經精通中文的李約瑟被英國政府任命為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並擁有“科學參贊”的頭銜。1943年，李約瑟以外交官的身份來到中國，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才離開。

　　這三年中，他出行考察11次，從中緬邊界到福建和敦煌，幾乎走遍了所有能到達的地方，行程達5萬公里，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考察，被中國古代工程（比如都江堰）所震撼，並且產生了一個至今仍在不斷被討論的“李約瑟之問”，或者是“李約瑟難題”——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更為發達繁榮的中國？

　　▲1964年，李約瑟再次訪問中國

　　這個問題，李約瑟並不是第一個提出的人，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影響力，以及對中國的實地瞭解程度來提出，卻是最有分量的，也讓這個問題更廣為人知。至於答案，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版本。

　　李約瑟的工作並不止於此，1948年，他向劍橋大學出版社遞交了**“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寫作出版計劃。他認為，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認卻遠遠不夠。

　　劍橋大學認可了這個計劃，甚至免去了所有的教學任務，讓他專心寫書。1954年8月，第一卷完稿出版，受到廣泛好評，第一次印刷的5000千冊被一搶而空，不得不幾次加印。

　　按計劃，整部書將有7卷30多冊，內容包羅萬象，從機械工程、軍事技術到雨傘、瓷器、風箏、衞生紙這樣的小發明一應俱全，涉及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數理化，農業、生物、醫學等諸多領域。

　　在李約瑟看來，中國豈止是有四大發明，簡直是四百大發明，甚至是四千大發明——記裏鼓車（記程車）、陀螺儀、火箭、水利機械、深井鑽探……因為內容太多太多，編撰起來是個超級工程，直到李約瑟逝世的1995年也未全部完成。截止2014年，共有14冊中譯本出版，書名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

　　《自然》雜誌曾這樣評價，“在20世紀，沒有哪位學者像李約瑟一樣，改寫了人們的腦海中的固有觀念，他把中國過去1500年的歷史描繪、梳理，如畫般清晰。”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李約瑟博士著作的實際影響，正如它的學術價值一樣巨大，這是比外交承認更高層次的西方人的‘承認’行動。”

　　總的來講，儘管李約瑟私德有所欠缺（怎麼説也是“出軌”了），但依然是一位聲望高，對中國充滿好感，為中國形象正名的傑出科學家和漢學家，如果大家有空，不妨試着讀一讀這部鉅著。

　　説了兩位“業餘”漢學家，再來説説“職業漢學家”。

　　哈佛大學大家都不陌生，在這所美國乃至世界上都可以説是一流的大學中，有一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就是一個職業漢學家，也是這個研究中心的首任所長。

　　費正清1907年5月24日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休倫市，本名為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Fairbank），本人就畢業於哈佛大學，1929年赴牛津大學讀博士，方向是中英關係。

　　▲從右到左，梁思成、費正清、林徽音

　　也是正是因為這個研究方向，他需要到中國實地考察。1931年，費正清來到中國，先在北平學習中文，老師是中國近代史專家蔣廷黻，又結識了北大校長鬍適、建築學家梁思成夫婦、哲學家金嶽霖、物理學家周培源，與他們結為好友——“費正清”及其夫人“費慰梅”（美國女學者）這兩個中文名，都是梁思成所起。

　　費正清於1935年離開中國，因為還得回牛津大學去交博士論文，然後回到母校歷史系任教。1941年，因為對日作戰的需要，熟悉中國情況的費正清被美國情報協調局（CIA前身）徵召，於1942年再次來到中國，從事情報分析工作，還兼任駐華大使特別助理。

　　由於他的專業就是歷史和政治，又親自體驗過中國的實際情況，對時局的判斷很準，是少數幾個能預測中國共產黨將會取得勝利的美國學者之一。但他也因此在麥卡錫時代成為“四個要為輸掉中國負責的約翰”之一（這邏輯很奇怪，預測對了要負責），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指責他“親共”，出賣“中華民國”……

　　不過，這一切反而讓費正清聲名大漲，因為人家預測對了嘛！從此成為美國漢學家的領軍人物，“頭號中國通”，是當代美國“中國學”的開山鼻祖，後來的美國漢學家在學術上幾乎都有他的淵源。

　　費正清的主要著作是《美國與中國》和《劍橋中國史》，前者寫於1948年，後來又不斷補充增訂，共有五版，發行量數十萬冊。尼克松訪華前，該書是他了解中國和中美關係最主要的參考書之一。

　　《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更是一部鉅著了，是費正清與英國漢學家崔瑞德合作的作品，從上古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共15卷17冊，是西方世界全面瞭解中國的必讀書。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和歐立德（Mark Elliott）

　　1955年，費正清創辦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費正清去世後為紀念他改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2007年改名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這個中心的歷任所長，幾乎都有中文名——傅高義、孔飛力、史華茲、馬若德、裴宜理、歐立德、宋怡明……如果不瞭解原委，無法從姓名上區分出他們居然都是不折不扣的洋人。

　　漢學家的數量不少，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有。比如，寫出了與《劍橋中國史》齊名的《哈佛中國史》的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可以説是李約瑟的學生，因為卜正民在1974年作為交換生來到中國後，被李約瑟安排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冊，從此也成了漢學家。

　　另外，還有俄羅斯的莫納斯特列夫（唯一將《春秋》譯為俄語的學者）、瓦西里耶夫、勃柳姆漢（研究《易經》）、波波娃（研究唐史）；法國的程安娜（儒學）、謝和耐（中國經濟史、思想史）；日本的本田濟、木南卓一、小野和子；意大利的史華羅、白佐良；瑞典的馬悦然、羅多弼；英國的斐達理、洛伊……

　　▲美國清史專家，老帥哥史景遷

　　取“景仰司馬遷”之意

　　隨着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受到的關注不斷增加，“中國學”也從小眾冷門學科向着顯學轉變。據統計，在美國從事“中國學”的專業研究人員，已經從四五十年代的百人規模發展到現在的萬人規模。懂中文、到中國生活過、粗通中國文化的普通“老外”就更是不計其數了。

　　我們總擔心被外國給“文化輸出”了，其實完全不必如此，因為中華文明本身就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即使在中國很衰弱的時期，都能引來一大批主動研究中國的老外，更何況是現在呢？

　　實際上，中華文化完全具備對外輸出的能力，除了諸如“孔子學院”這樣的渠道，海外漢學家這個羣體也是個不錯的媒介和突破口——他們都是主動選擇了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對中國的瞭解也遠非普通老外可比，有些漢學家的水平甚至還超過了多數中國人，同時又諳熟母國的情況和心理，是中華文明最好的“義務宣傳員”。

　　大多數漢學家又因為對中國有深入瞭解而抱有對華的好感，實在是將中國文化，中華文明向海外傳播的最佳人選——如果你有機會結交一位老外，不妨試着將他或她發展成為“漢學家”，貢獻大大的！

　　當然，漢學家們也不可能樣樣都與我們完全一致，但對此要有包容之心，如果一誇就傲，一批就惱，那最後只能結交到一幫偽君子。俗話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自外部的審視，或許更有價值。

　　比如那個**“李約瑟之問”，**就很令人深思——你有什麼見解？請在留言中寫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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