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5年，上新500餘件，究竟什麼是三星堆？_風聞

“出土神秘金面具”、“出土大量精美青銅器”、“出土3000多年前的絲綢遺痕”、“出土500餘件重要文物”、“發現象牙及象牙製品”，這是今日三星堆剛剛“上新”的出土文物。

　　三星堆博物館

　　（圖：dashiyiyuan圖蟲創意）▼

　　“三星堆”即遺址區中的三個土堆，這處位於四川廣漢鴨子河流域的一處重要古代遺址，到底經歷了什麼？

　　廣漢古稱漢州

　　位於由鎬入蓉的要衝之處▼

意外發現

　　1929年春季的普通一日，廣漢天旱，月亮灣（三星堆附近）當地一位名叫燕道誠的農民和他的兒子燕青保在疏通自己家田地附近的一條小溪。

　　發現三星堆玉器的燕道誠（左）和燕青保

　　（圖：rongwp）▼

　　在疏通的過程中，父子倆突然挖到一個堅硬的石環，下面是一個土坑，其中裝滿了各種玉器。讀過書的燕道誠自知不能聲張，等到夜深人靜之際出動全家將寶藏運回家中。之後一兩年間，他又在家中附近“尋寶”，希望經典重現。

　　然而，也許是命中的安排，父子二人後續大病一場，差點死去。燕家人感覺這是觸怒了上蒼，於是停止挖掘，把所獲寶物分送他人。由此，三星堆遺址免於繼續破壞，但這裏大量出土玉器的消息不脛而走。

　　燕道誠全家福

　　（圖：rongwp）▼

　　1931年春，在廣漢傳教的英國聖公會傳教士董篤宜（又譯為董宜篤）牧師，知道了太平場地區（三星堆位於此）發現古代玉石器的小道消息。

　　與20世紀早期入華的外國探險家不同，他對這批新發現的文物沒有非分之想，並與當時的華西地區政界交好，雙方信任度十足。董氏當時是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成員，對廣漢歷史也頗有研究，意識到這批古物的歷史價值，認為應該及時保護，不可任其散失。

　　上世紀30年代華西邊疆研究協會成員合影

　　（圖：四川大學博物館）▼

　　他一邊通過當地駐軍旅長陶宗伯前去收集和保護挖掘出的玉石器，一邊致函邀請當時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長、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的戴謙和博士同往考察。

　　陶旅長得知事情的重要性後，立刻安排人馬去查辦，他將收集到的5件玉石器暫交董氏保存。拿到玉石器的董氏第二日即乘車返回成都，將其交予戴氏保管與研究。

　　華西協合大學的校址就是今日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

　　（圖：君子裕圖蟲創意）▼

　　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大家都覺得這批古物非同尋常。

　　當年夏天，董氏、戴氏、陶旅長及攝影師晉先生等人組成首支科學考察隊，對太平場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測量、攝影及研究。

　　太平場遺址的研究逐步進入正軌，不久之後，陶旅長以及石器發現者燕氏也將之前和後來發掘到的部分石器贈給華大博物館保存和研究。

　　存放在燕家大院土磚牆側的大玉、石璧

　　（圖：rongwp）▼

　　當年底，戴氏即撰寫《四川古代石器》一文，發表在學會主辦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上。戴氏除了對月亮灣出土的各種玉石器進行客觀描述外，還討論了玉石物的用途及其製造年代。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圖：四川大學博物館）▼

　　他指出“這些罕見玉石器很難判斷其年代，根據石刀上刻制的精美藝術、石鑿、錛，以及石斧等的工藝水平，一般可判定為公元前1000±300年的石器。石器工具已達到鼎盛時期，而且金屬器物也在該時期開始使用了。周代青銅器上呈現的藝術技巧，遠遠還沒有達到這種藝術水平，因此上述文化，可能屬於秦人來到成都平原之前的古蜀國，這些石器多數為禮器。當時，或許是重要的特殊人物的隨葬品。石璧可能與宗教和祭天有聯繫，它們遠遠超過最近在華西發現的石器。”

初步發掘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秘書長、華大博物館館長葛維漢也意識到了這片遺址的重要性，他以廣漢遺物之富於考古價值的因素，詢問董氏目前發現的詳細情況，並萌發了對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念頭，董氏也同意幫其聯絡相關人士，疏通關係。

　　葛維漢

　　（圖：rongwp）▼

　　就在當年冬天，葛維漢獲得了廣漢縣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教育廳的發掘護照。

　　次年三月，葛維漢接受了廣漢縣長羅雨蒼的邀請，前去主持廣漢遺址首次科學考古發掘。但當時的社會情況較為特殊，據學會的國人學者林明鈞説：“以西人主持其事，在蜀尚屬創舉，恐引來不必要之誤會與糾紛。”。

　　鑑於照顧當時國人民族情緒的因素，葛維漢與林明鈞組成的華大博物館科學考古隊只負責挖掘工作，其它的統由羅縣長出面主辦，當時葛維漢也自詡“我們只是縣長的科學指導者”。

　　葛維漢教授（右一）及部分協助發掘的當地鄉紳合影

　　（圖：rongwp）▼

　　1934年3月16日，科考隊對廣漢燕家住宅旁發現玉器的小溪與田壩進行了考古發掘。但由於當時社會治安不好，土匪出沒現象嚴重，為防止發生不測之事，發掘10日便宣告結束。

　　這次發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餘件，羅縣長認為這些文物很有科學價值，就代表縣政府捐贈給了華大博物館收藏和研究。而這次對廣漢遺址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也開啓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

　　葛維漢等當年在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圖

　　（圖：四川大學博物館）▼

　　1935年，葛維漢在《學會雜誌》第6捲上發表《漢州發掘簡報》，為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早期研究廣漢遺址遺物的集大成者。

　　這份簡報在當時而言可謂異常完備，其將董氏發現廣漢遺物經過的過程、戴氏對廣漢出土玉石器的研究都詳細記錄；同時還將近現代考古分析手段對於三星堆遺址的應用也做了充分記錄：華西協合大學化學家科利爾博士對廣漢出土陶片進行的化學分析，成都加拿大學校校長兼美術家的黃思禮運用《勃雷德萊標準色素圖》對廣漢出土的文物進行色彩鑑定；甚至就連郭沫若1934年7月給林明鈞的信，也有所收錄。

　　相關人士運用具有現代意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廣漢遺物進行開拓性研究，對後來的學者啓迪很大，郭沫若稱他們是“華西科學考古工作的開拓者”。此後，國人也陸續發表了一些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作品。

​兩個祭祀坑

　　新中國成立後，國內環境大為改觀，“資陽人”、“巫山人”、成都金沙遺址等巴蜀地區躲避過戰亂時期的“幸運兒”陸續被發現，至於三星堆也有過多次發掘工作。

　　金沙博物館的屋頂是太陽神鳥的標誌

　　（圖：向上的離心力圖蟲創意）▼

　　1986年7月18日，一個偶然的發現再次讓三星堆轟動世界。當時磚廠職工在三星堆遺址第二發掘區取土時，在距地表深約兩米之處挖開一號祭祀坑東側底部的一角。出土石器十餘件，當時在場的農民工立即報告了考古工作者。

　　文物工作者得知這一驚天消息後，立即投入了工作狀態。至九月，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相繼發現了兩個商代同時期的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金、銅、石、陶、骨、貝等珍貴文物約一千餘件。

　　三星堆遺址

　　（圖：琉璃似夢圖蟲創意）▼

　　這就是今天遊客們在三星堆博物館內所能看到的諸多知名文物（經全面修復後）。

　　有青銅立人像，戴有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有眼球突出的青銅面具等。

　　（圖：陳觀宇圖蟲創意）▼

　　（圖：dashiyiyuan圖蟲創意）▼

　　還有碩果累累、枝葉茂盛、飛禽走獸聚集其上具有神話傳説的青銅神樹，屬國內商代同時期考古中的首次發現。

　　（圖：樊小喆圖蟲創意）▼

　　畢竟歷史久遠，坑內除少數保持完整的器物外，多數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損，且扭曲變形。造成損壞的原因據考古人員現場分析：入坑前被當事人們進行某種活動時所損毀；進行“燎祭”時被人為的敲壞燒燬；入坑填土時經層層夯實被擠壓所致。

　　而坑內有的銅器的一端或一側被火燒變形或呈半熔化狀，同一器物的殘片散落在坑內不同的位置，都為日後的修復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難。

　　在修復完整的青銅立人像、青銅縱目大面具至今都還保持被人為敲擊的痕跡，敲擊力度之大，不是一般。

　　青銅縱目大面具

　　（圖：北大西洋1型虎鯨圖蟲創意）▼

　　三星堆所留下的眾多謎團，也亟待進一步解決。

　　30多年後的2019年12月，考古人員在二號坑旁進行勘探，在挖出來的探溝中，露出來了一平方米左右的灰坑，緊接着工作人員們對此進行解剖。

　　隨着解剖的進展，考古人員在距地表1米深左右，發現了青銅大口尊。此後，考古人員勘探發現，這是一個長5.2米、寬2.3米，非常方整的一個長方形坑，方向、大小、出土器物的深度都和二號坑一模一樣。

　　由此，正式確定了三星堆三號坑的存在，而這只不過是本階段考古發掘的一角。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的這段時間內，四川考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區域內，一共新發現了6個“祭祀坑”。

　　2+6

　　（圖：天地圖）▼

　　去年9月，國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對三星堆新6坑的考古發掘活動，並於十月正式展開。

　　如今，新一階段考古成果已經出爐，未來的三星堆還會發生什麼呢？

　　參考文獻：

　　[1]周蜀蓉.華西邊疆研究學會與三星堆文化的早期研究[J].四川文物,2012,5:62-64.

　　[2]李思達.兩個祭祀坑足以撐起一個博物館當古蜀文明脱去神秘的面紗[J].國家人文歷史,2019,13:42-47.

　　[3]陳顯丹.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發掘日記[J].四川文物,2006,3:85-90.

　　[4]陳德安.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J].中華文化論壇,1998,13(2):57-63.

　　[5]周真林.簡要評介“三星堆文化”遺址[J].成都師專學報,1993,1:38-41.

　　[6]三星堆博物館 四川考古 文博山西 國家文物局 央視新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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