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模式進小學丨採訪張桂梅、陳立羣、羅湘雲_風聞

    張桂梅看學生跳課間操 王倩/攝

    羅湘雲帶老師去鍾芳蓉家賀喜 受訪者供圖

    2017年9月5日，貴州劍河，久甲小學的師生在換上新課桌的教室裏上課。視覺中國供圖

    張桂梅家訪 尹海月/攝

    2020年下半年，我採訪了3位校長：將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的雲南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去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支教的杭州校長陳立羣，還有把8個留守學生送到清北的校長羅湘雲。

    我畢業於衡水中學。第一次得知我畢業於此時，同事們露出我彷彿來自“地獄般學校”的驚訝表情，拋來一個個問題：你們吃飯只花幾分鐘嗎？你們跑操就像軍訓一樣嗎？你們真的緊張到沒時間上廁所嗎？

    看，衡水中學四個字總能引來強烈的好奇。每當這時，我都會説，還好，沒那麼誇張。但其實，談到母校對我的影響時，我多數時候是模糊、不自知的。

    在母校，我曾接受過殘酷的“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沒錯，我稱之為殘酷。我曾因跑早操摔倒影響班級隊形被班主任罵到哭，因在嚴抓衞生期間掉落一張紙被要求回家反省一週，因成績退步被叫家長。

    後來，我考進一所985大學。在一所一年能有200多人考上清北、一本上線率高達90%的學校，這不太值得祝賀，但於我而言也算不錯的起點。

    我的同事説，在我身上看到了高中賦予我的抗壓能力。畢業後，我常思考一個問題：我的高中經歷究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什麼痕跡。

    2020年，採訪那些校長時，我有一份私心：這些心懷教育理想的校長如何看待“衡水模式”？

    採訪張桂梅校長，我在華坪女子高中看到“衡水模式”的影子。女生被要求剪短髮，每天睡眠5小時，吃飯時間10分鐘。我站在食堂門口，看着她們跑進食堂，一言不發吃飯，又跑回教室，彷彿看到了高中時的自己。

    張校長很認可“衡水模式”，這令我很驚訝。在衡水中學，除了學習，學生什麼都不用做，學校食堂常年備有面包、水果、酸奶，教室、宿舍都有空調，為了不讓我們學習分心，學校有專門人員管紀律，一旦你做了跟學習無關的事，比如吃零食、遲到、在宿舍不睡覺，你的名字就會出現在一張記錄班級表現分數的表格裏。

    這些，張校長都很瞭解。她曾效仿衡中的方式管理女高，發現女高不具備這麼多人力、財力——作為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學校的教師工資由縣財政分發，其餘的錢都要靠她化緣。相比衡水中學的學生，女高學生基礎差，她能做的，除了督促老師增進教學水平，只有讓學生打時間仗。

    這裏的學生每天比我們高中時少睡2個半小時。很多人覺得張校長無情，我能理解她，對那些連學都上不起的山裏女孩來説，高考是唯一的機會。

    後來，我陪張桂梅去一個女生家裏家訪，破舊的土房子裏，唯一的家電冰箱蓋着蜘蛛網，被子髒得泛着油光，灶台很久沒開火了。女孩的媽媽改嫁，爸爸酗酒。女孩中考失利，本沒有機會再讀高中，她在村裏打印了建檔立卡貧困户的證明，冒着雨來敲女高的大門。張桂梅收留了她。

    這樣的學生，張桂梅見過太多。她太想把這些女孩送出大山。為了節約時間，女高學生去縣裏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説孩子們壓力太大，該多點時間吃飯，張校長讓醫生閉嘴。她説，“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我不管，就這麼幹。”

    如果沒有張桂梅，黃付燕或許還留在山裏。她讀女高時，爸爸在工地上做臨時工，媽媽在家種地，哥哥患上淋巴惡性腫瘤。為了省錢，她在學校不吃晚飯。

    後來，張桂梅去她家對她爸爸説，你家姑娘的生活費以後你們不用拿了，我們學校想辦法。2011年，黃付燕考上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後去上海賣收藏品、先後在兩家公司上班，後來，她又隨丈夫去貴州，結婚生子。2018年，她帶着丈夫和孩子去見張桂梅，想給學校捐款，張桂梅拒絕了。

    當時，黃付燕還沒找到工作，她感覺到張桂梅有些生氣，“好不容易讀個大學出來，就在家裏當個家庭主婦。”當時，張桂梅讓她回去再努力，有需要時候再聯繫。

    這件事後來在網上引起爭議。有人説，張桂梅歧視全職太太。張桂梅對媒體回應，反對學生當全職太太是怕她們被丈夫拋棄，“一旦兩人沒有共同語言，你當全職太太會最先被淘汰，磨來磨去，原來水準都沒有了”。

    張桂梅知道，自己的學生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她們沒有退路。黃付燕也公開回應，稱校長“話醜理不醜”。2019年，她考上貴州一所小學的特崗教師，她説是女高改變了她的命運。

    我在之前的報道中寫了女高不夠完美的一面，比如，為了讓學生充分利用時間學習，張校長如何把控菜品的温度，讓學生在5分鐘內吃完午餐，學校也沒有開設性教育課程，這些都引起一些爭論。但在我看來，這已是張桂梅能做到的最好結果，正如一位讀者所説，“有限的條件內，只能對目標做減法”。

    要高分還是要全面發展，這可能是考驗很多校長的一個問題。我後來採訪了正源中學的校長羅湘雲。羅校長坦承，學校追求分數，學校從2018年開始派尖子生去衡水中學學習，按照衡水中學課程表調整課程計劃，也用衡水中學的試卷，他認為國家既然是高考的選拔制度，就要努力讓孩子出人頭地，“教育本來不應該這麼做，但你又沒有更好的辦法。”

    正源中學留守學生人數過半，2012年至2020年，學校有13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其中8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我採訪後知道了學校成績傲人的密碼——這裏的學生初二就讀完初中的所有課程，隨後進入準高一，用4年時間備戰高考。

    在我看來，這仍然是向分數看齊的教育模式，學生的素質培養都指向為高考服務。相比我的高中，這裏的高中氛圍輕鬆許多。學生們不用穿校服，紀律沒有那麼嚴苛，休息時間也比我們多，但他們仍以考高分為主要目標。

    這自然是有效的。該校多位清北畢業生告訴我，如果不是學校的“2+4模式”，自己很可能只能考上一本。

    但當他們進入更高一層的世界，發現封閉單一的高中生活也因此限制了他們。正源中學一個去年考入北大的女孩告訴我，因為高中很少上實驗課，在北大她連顯微鏡也不會用，她去問老師怎麼調焦，老師匆匆幫她調好，讓她直接觀察微生物。她還是不會，又問同學，同學説，我已經觀察好了，你直接來我這看。

    看老師不停回答同學“高深的問題”，她不好意思再開口。“我到現在都不會用，太難過了。”

    我知道，未來他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彌補差距，建立自信，完善自我。但能因此判定他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那種以分數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是不對的嗎？

    我問過張桂梅這個問題，嚴苛的學習環境會不會讓學生變得封閉、狹隘。她説，隨着學生考入大學，這些會慢慢改變。我認同她的觀點，對一個毫無資源和背景的農村娃而言，考大學更緊迫，這決定了未來的起跑點有多高。

    採訪過兩位校長後，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山裏的孩子、留守孩子沒有什麼能爭的，只能爭高考。直到我採訪第三位校長陳立羣， 他不認同一味追求分數的教育模式。

    陳立羣曾在杭州學軍中學任校長，2016年，他被邀請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任台江民族中學校長，4年時間，他讓這所學校從全州墊底的本科10%上線率增至79%。

    他不贊同為了分數過度剝奪學生時間的做法，認為這種模式培養的人與“45天速成雞”無異，只講究效率，不注重個性。在陳校長看來，教育者應該先把學生當人，愛這個“人”本身，不論學生品行優劣、成績好差、家境富貧。其次把學生當孩子，不要試圖控制他們。最後再把他們當學生看，他説，教育應該是“奧運會”，各展所長，各顯其才。

    在台江民族中學，女生不用剪短髮，學生每天早、中、晚都有1小時活動時間，還有很多社團活動。一天中午，我站在教學樓前，看到學生們慢悠悠往教室走，毫無緊張的氛圍。

    陳校長認為，要提高一所學校的升學率，根本要提升教學質量，提高每一堂課的思維含量。

    台江民族中學成績的提高證明了他方法的有效。但這並不能説服我，我認為陳校長之所以能在分數面前保持理智，源於這裏沒有能執行“衡水模式”的人——西部辦學面臨的很大困難是缺錢，有小學連電費也交不起，小學校長只能拿自己的工資墊付，在這樣的條件下，校長們一門心思想着籌錢，保證學校水、電正常運轉，工資如期發放。

    陳校長是個特例。作為被特邀來支教的校長，他有能力、有資源，可以在此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問他，假如他在河北任校長，面對升學率的競爭，還能奉行“以人為本”理念嗎？

    他説自己依然不會走“衡水模式”，哪怕成績差一點。他認為只考慮學生“走得出”、只顧當下“一陣子”的教育就是應試教育，真正的教育應考慮學生長遠的“一輩子”，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社會化。

    我跟隨他去家訪，一位今年的畢業生住在山裏，我們驅車1個小時，又步行近半個小時，攀上一層比一層高的台階抵達他海拔近1000米的家，家門口外幾米就是幽深的山谷。高考前不久，男生家門口的地面出現了裂縫，陳校長拿出1萬元讓男生修繕地面。男生的母親早逝，父親外出打工，家中還有兩個上學的弟弟。

    為了供養兩個弟弟，他一邊打假期工，一邊讀書。今年高考成績只能報考大專院校，他猶豫繼續讀書還是打工賺錢，陳校長沒有替他作選擇，只説，要盡好大哥的職責，幫助兩個弟弟好好讀書，哪怕有一天弟弟們都讀出去，沒有回報他。男生點了點頭。

    我聽後很感動。多年以後，弟弟們讀書有成，若真的離開他，他應該也會很寬慰，有人教過他付出不要強求回報的道理。

    後來，我們又去一位女生家裏，那天下着大雨。女生家也是單親家庭，父親外出打工，她和弟弟兩人在家。進屋後，我們發現讀初中的弟弟正在唸書，一面牆貼滿了弟弟的獎狀，陳校長本是來給考上大學的女生送紅包的，告訴她大學費用會有愛心人士捐助，不用為此發愁。臨走前，他又獎勵女生的弟弟500元，鼓勵他好好讀書，併為這個沒有雨傘的家庭留了一把傘。

    這個一直沉默的女孩在我們上車前，送給陳校長一個擁抱，哽咽着説了一句：“謝謝校長”。

    和陳校長交流近10天，我多了一些思考：高考是很重要，一切向分數看齊的教育模式就是對的嗎？因為分數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為藉口，忽視學生的內心感受和自尊嗎？如果拒絕這種教育模式，那些底層成長的孩子還有翻盤的機會嗎？還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嗎？什麼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沒有找到答案。

    2019年夏天，我回了一次衡水，發現升學競爭已從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小學。

    一位來自邢台的家長告訴我，2017年，得知只有在衡水本地滿4年學習經歷，才有資格考衡水中學公費生後，她將上六年級的女兒轉入衡水一所小學，學費一年1.4萬元。之後，女兒順利考入衡水五中，在衡水五中初一部，有7000多名學生，共140個班，她聽班主任説，只有前600名學生有機會進入衡水中學。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2019年，衡水本地滿4年學習經歷被要求增加到5年。她算了筆賬，如果孩子考上衡水中學，加上學費、生活費，高中至少需要每年5萬元的教育支出。她感嘆，現在就要咬緊牙關掙錢。

    我的侄女也在衡水讀書，春節期間看到她因為成績退步悶悶不樂，我不知道應該勸她不要太在意分數，還是打起精神繼續努力。

    我曾跟一位衡水中學的老師講過，高中的學習經歷很多時候並不令我愉快，唯分數、唯集體的理念讓我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我的老師説，你不要只想學校讓你失去了什麼，可以想想它帶給了你什麼。

    後來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至今，我也説不清，衡水中學於我的具體意義。在找到答案之前，我打算對我接受的教育保持善意的懷疑，從未來的採訪中去進一步尋找答案。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