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吵架，全變成“敵我”的故事之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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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上，齊一性的話語，齊一性的表達，齊一性的故事，齊一性的“我們”和“他們”。

這一切被“點贊”、“在看”、“#”等功能推動。所有概念和迷因，成為一種基於互聯網的“博弈信號”，是形成“故事”的要素，重複這些概念，話語，簡明的敍事，成為了互聯網上一個又一個模版固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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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們發表了一篇關於“iPad失物招領”事件的討論文章，剖析了這種對於女性或其他少數羣體的瘋狂的暴力及壓迫的“獵巫”情緒從何而來。

今天，我們希望分享來自李厚辰的另一種視角，看待這一事件和後續的網絡討論，所折射出的“網絡公共正義討論領域”的問題。

很多時候，網絡爭吵會陷入到各種模版固定的“故事”之中，這種故事中，往往包含着一套“敵我鬥爭”的敍事；參與者再將自己帶入其中一種，從而互聯網上的討論變逐漸演變為爭吵、甚至一種運動式的戰爭。

李厚辰強調，很多時候，重點不是哪一套故事正確與否，我們恰恰需要警惕，“故事”的存在本身。

文 | 李厚辰

最近的文章都關於一個共同的核心問題意識，即互聯網到底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共正義的樣貌。在上次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即互聯網開闢出了一大片完全免除責任的遠距離公共正義討論領域，就像上海劉阿姨的導盲犬事件，我們全網激憤，聲討惡人。

就在上週，網上爆發出對北京市老年代步車與城市秩序的爭議，網絡輿論換上另一副面孔，對老年人生存處境的擔憂和同情一掃而空，大家再次取得空前共識：絕不允許老年代步車合法化。

譴責劉阿姨鄰居的，與譴責老年代步車的，一定都覺得自己真理在握，擁有對公共問題善惡判斷的能力。這裏面的矛盾是一種在互聯網輿論時代被格外凸顯的矛盾，即我們生活的小區可能沒有劉阿姨和導盲犬，可我們生活的小區真的有老年代步車。

互聯網的影響不只一個面向，今天我希望回溯電子科技大學“iPad失物招領”事件的前前後後，來説明擁有互聯網之後，另一種被放大的情緒和人們面對公共事件的態度。

《互聯網興亡記》

01.

我們中有誰，不將自己代入羣體？

這件事本身當然荒唐，荒唐之處較為精確的表述，是將自己放置進入一件和自己絲毫無關的事件中。

一人丟了iPad，另一人發起失物招領，對旁觀者來説，最自然的情感是感覺這個環境很安全，自己的貴重物品遺失可以得到其他人真心的幫助。

但我們仔細想想，那些發起網絡暴力的旁觀者是如何將自己代入到這個事件的，這沒什麼神秘的，旁觀者認為這件事有超出“失物招領”的更大價值，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中，這是一個“崇洋媚外”的典型事例，事關“我們”與“他們（外國人）”的宏觀對抗。

荒唐吧，想太多吧？

而上述心態的背後，當然都可以問一句，為何我們過去都對外國人提供“超國民待遇”呢？這一切都指向一種“崇洋媚外”的傳統心態，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電子科大同學的反應，又有什麼奇怪呢？

前幾周，網上又爆發出韓國人在巴基斯坦冒充中國人騙吃騙喝，套取巴基斯坦對中國人超國民優勢待遇的新聞，一次性滿足了中國人享受超國民待遇和韓國人依附於中國身份的雙重快感，在網上一時引發狂歡。

如此看來，電子科大的這件事又有什麼奇怪呢？

明星的粉絲在豆瓣為沒有讀過的新書打分“養號”，好在未來為明星作品打分時，擁有更高的算法權重。這充其量是粉絲與書籍出版方的爭議，卻被視為“飯圈文化”對“文青文化”的入侵而大加討伐。

崑山一電子廠以侮辱性的方式粗暴發放員工的工作證，將其投擲到地上，對於涉事的員工，當然可以對他施加譴責，不過這件事立即變成一個“普通人對普通人的戕害”，成為時代困境的註解。

還有事關民族主義的、性別的、省份的、職業的、階層的一切，這不是一個孤例，而是反映着整體結構之衝突的滄海一粟，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一種敍事模式了。

如此看來，電子科大這件事又有什麼奇怪呢？我們反對它，只因為它講的不是我們的故事罷了。

02.

在故事中的“我們”

“要激發認同感，集體這一點尤為強大。這裏面的兩個關鍵詞就是‘我們’、‘他們’。要有一個對立面出來，通過描寫‘我們’的共同點，和‘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對立越強烈，每個羣體內的集體認同感也就越強烈。”

上面這句話來自一篇叫做《4招增強文章共鳴，爆文也不難》的公眾號文章，緊接上段，下面的例子是：“咪蒙老師尤其擅長這一招，她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挑逗一羣人，去 diss 另外一羣人。”

雖然咪蒙在互聯網輿論圈已經幾乎鮮有發聲，可這不代表她所主張的方式已經離我們遠去。

我們渴望把自己放進一個“故事”之中。

明明是iPad丟失者與iPad拾獲者的簡單關係，藉着一個名為“中外之爭”的故事，一些電子科大學子，將自己置入這場宏大敍事的洪流中。

明明是這樣一場針對個人的狹隘又衝動的網絡暴力，藉着一個名為“父權文化”的故事外衣，圍觀着正義又凜然的我們成功將自己放入一場千年的歷史敍事中。

“我們”，“他們”，在故事中被髮明，能夠親身參與一場偉大的爭鬥，其中關於終極的善惡，人類歷史最大的不公，這是一種巨大的誘惑。

特朗普是編造這種故事的大師，在重新構成“我們美國人”這樣一個核心的敍事，依靠“非法移民”、“中國”、“激進左翼”，成功地將一切美國爭端納入到他所設計的故事之中，成為這樣一個對抗性的視角。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從前到後一直努力維持着他的故事，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相信很快他就會捲土重來，他的追隨者們也正在將紙面的仇恨轉化為針對亞裔的多起襲擊。

這一切的開端，就是“我們”想要參與進入一切事件的衝動。

03.

互聯網“故事”入侵真實生活

在有互聯網之前，維持這樣的故事並不那麼容易，簡單來説，故事的素材和重複性都不夠，在這樣的故事中，“我們”和“他們”並不指向任何真正的人，而是一種公共的人格，一種抽象的羣體，這種羣體的形成需要在輿論過程中數量不低的重複才可能完成。

也沒有那麼多的媒體、自媒體，能夠借互聯網流量的生意，炮製“我們”和“他們”的故事，更沒有那麼多實際可參與的爭端，讓這個敵我對應的故事成為現實。

在“網絡女權主義者”於B站《無職轉生》風波中直接與品牌淘寶客服溝通，使得多個品牌與B站解除合作關係之後；這邊“網絡男權主義者”已經用同樣的方式，讓英特爾和長城汽車與楊笠解約。

故事正在變得越來越可經驗重複，一切就像真的一樣，倒退兩年還完全不是如此。我們將生活和世界理解為什麼樣，這樣的理解也會主宰我們的言行，這些言行主要在互聯網完成集結，並以互聯網言論運動的方式影響真實的生活。

我最想提醒的就是，iPad事件就是這樣一場故事對正常生活事件的入侵，如果我們並不充分地自知，我們會簡單地用名為“父權制”的另一套故事來反對其“民族主義”故事。

並且我們認為，只有故事可以反對故事，直接陳述的方式被斥為“理中客”，是一種消解力量的蠱惑。

因為在故事中，人們“聯合起來”，整齊劃一的認識，整齊劃一的話語，整齊劃一的生活經驗的總結，帶來整齊劃一的行動，藉着互聯網的功能作為抓手，積累出前所未有的“公共人格”。

就事論事的描述比起這樣一場故事的運動，損失了巨大的“齊一性”。

“身份政治”四個字不足以説明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因為斥責他人開展“身份政治”的，卻正在對抗他人“身份政治”的過程中，發明和鞏固自己的身份。“身份政治”不是開端，而是結果，其開端為我們在應接不暇的公共事件和其渲染的危機中呼喚的“齊一性”，沒有這樣的“齊一性”會如何呢？

在過去，我們總是喜歡猜忌個體的“無力感”，認為個體在互聯網上結成羣體的衝動來源於他們自己的自卑和軟弱，這樣的想法太“精神分析”了，太直覺了。彷彿只要“個體充盈”，他們就會自然地擺脱“身份政治”，這是個懶惰的心理學歸因。

要我説，其根本還是對“齊一性”的追求，基於互聯網的功能，追求齊一性的話語，齊一性的表達，齊一性的故事，齊一性的“我們”和“他們”。

這一切被“點贊”、“在看”、“#”等功能推動，所有概念和迷因，成為一種基於互聯網的“博弈信號”，是形成“故事”的要素，重複這些概念，話語，簡明的敍事，稱為在互聯網上加入“故事”的方式。

這和“人的軟弱自卑”關係很小，更像是我們在網上總是會集結和傳播迷因與梗、俏皮話、網絡流行語。這種短小精幹的“概念”是互聯網合作和集結的產物與模式，建基在這種咒語般概念復讀語言遊戲之上的，是故事，和故事中齊一性的理解、感受、動向。

04.

另外的可能

我不會認為我們必然受到這種故事的主宰，畢竟人是自由的。瞭解互聯網的這種特徵，是為了反對它，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説，認識到我們在互聯網是沒有負擔的道義慷慨，是為了知道，我們需要拓寬生活經驗，才能有飽含承擔的愛。

因此瞭解到故事，我們才能敏感於故事，拒絕故事。

敵我故事，是藴含於我們教育中的文化迷因，過去幾十年通行的歷史敍事中藴含着一套絕對的鬥爭與敵我觀，在我們的近代史敍事中，全是圍繞着“敵人”的故事，而現在我們又再次浸淫在激烈的敵對故事中。

這樣的敵對故事，怕是連極端強調敵我分辨的卡爾·施密特都會覺得過分。即便陷入敵我對抗，施密特也強調一種尊重對手的對抗。他的確認為敵我分別是一切政治的出發點，但他同樣認為沒有絕對敵人，只有相對的敵人，而恰恰是敵我區分不可能擺脱，建立一套基於競爭的禮儀和規範，讓競爭變得有所節制。

這就是説，即便存在一種實用主義的“敵我觀”，讓我們不得不接受互聯網的“故事誘惑”，我們也可以抵制一種將對方渲染為絕對惡的衝動，和認為只要有所節制，就一定會失敗的恐懼。畢竟在互聯網上，説不上什麼必然的失敗。

這只是我們的底限，而漢娜·阿倫特更是指出，一旦進入敵我的邏輯，故事便不可遏制地會走向一種緊張狀態，建立無條件的“排他性我們”衝動就開始形成，底限外的手段，出格的言語，反而成為“即便如此過分我們都還是我們”的一種證明。

阿倫特敏鋭地指出，這就是我們呼喚極權的根源，這樣的權力還不僅僅在於國家間的政治中，網絡上的“我們”都強調一種自我的淨化和提純，強調超過限度的競爭，強迫“我們”中的他人承認這種超過限度的競爭作為維繫“我們”的手段。

這是“排他性我們”故事的必然走向，也是我們反對和抵制這樣故事的原因。

尾聲.

這尤其説不要袖手旁觀

在電子科技大學論壇上的網絡暴力中，為拾獲iPad這個人發言的人是如此之少，敢於捍衞他的尊嚴的人是如此之少，原因有以下兩個。

在這樣一種“我們”和“他們”的故事衝突中，傷害都是從個人到公共人格，對拾獲者的網絡暴力，快速上升為對“崇洋媚外”公共人格的批判和侮辱，而我們對這種“抽象傷害”確實有極大的容忍和接受能力，因為在網上這樣的東西太多了。

第二，因為施加網暴的人在一個明確的“敵我”故事中，若反對的人不用另一個“故事”，你的反對總顯得漏洞百出，顯得“理客中”而缺乏立場，你就像是抱着一團棉花走入搏擊場去勸架。在我們逐漸發育的“互聯網腦”中，似乎只有故事可以反對故事。具有明確歷史故事的一方總是張牙舞爪，咄咄逼人，就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但就因為這樣，抱着這團棉花下場才顯得必要和珍貴，反對“我們”和“他們”的故事，反對互聯網迷因和概念的復讀，將事實還給事實，常識還給常識該存在的地方，生活呈現為生活自然的樣貌。

讓我們逐漸學會反對互聯網入侵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