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講好中國故事”的一點兒看法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淮左徐郎本尊”

本文作者：張志坤

一個時期以來，一直都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抗疫做的那麼好，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評價卻越來越低呢？

對此有人解釋，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對外宣傳沒有搞好，文化軟實力不到位，因而沒有取得“國際社會”的思想認同、價值認同與政治認同。於是乎，“講好中國故事”剎那間就一躍而上，變成了“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第一要害，似乎只要中國對外能“講好中國故事”，“國際社會”就能敞開懷抱熱情擁抱中國了。

事情真的就是這樣嗎？

**我們説，“講好中國故事”完全必要，**但這樣做並不是要把中國梳洗打扮、塗脂抹粉一番然後給什麼“國際社會”送上門去，希望敵人和對手看上自己、喜歡自己。對此，我們完全可以打開天窗説亮話，**中國搞對外宣傳，講好中國故事，應該是遂行國際戰略鬥爭的一種手段與方式，也應該是通過宣傳工作來挖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牆角，從而在戰略上打擊他們。**為此，必須明確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對所謂的“國際社會”要做辯證的分析

“國際社會”是國內外學界媒體動輒拿來説事的一大概念，也是一些“專家”“學者”嘴裏的法寶，如同唐僧嘴裏的緊箍咒，只要一念動，中國就頭疼。每當這個時候，中國就成了“國際社會”的對立面，就成了被鞭笞的對象。

難道這個什麼“國際社會”真的如此這般“天靈靈、地靈靈，普天之下我最靈”嗎？

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眾所周知，當今人類世界五花八門，各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之間有着難以逾越的鴻溝，譬如非洲的黑人世界同歐洲的白人世界，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美國的黑人社會與美國的白人社會，也是兩個社會之別。如果要對全人類本着 “世界”意義進行劃分的話，按地域分，應該有歐美世界、非洲世界、中東世界、東亞世界等，按人種劃分，則可分為白人世界、黑人世界等，如果進行政治劃分，過去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之別，現在則可以劃分為西方的“民主”世界，穆斯林世界、東方世界等。**不管怎樣劃分，其中就是沒有一個什麼“國際社會”，因為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講，分屬不同世界的人類構不成一個統一的社會，譬如歐洲國家同非洲黑人國家構不成一個社會，霸權美國同俄羅斯也構不成一個社會，中國與“五眼聯盟”也不是一個社會，等等。**所謂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分裂的幾大陣營相互鬥爭和妥協的舞台。

那為什麼“國際社會”這個詞卻這般流行呢？

主要因為這是以美國為首西方集團的戰略需要。這個集團要打着代表全人類的幌子行使霸權統治，為了給壓迫全世界的勾當披上合法與高尚的外衣，所以，他們動輒就拿“國際社會”説事，因為他們能夠操、控制與裹挾大部分國家。當他們做不到這一點時，所謂的“國際社會”就將不復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説，西方霸權集團嘴裏的“國際社會”，其實不過就是他們的擦腳布而已。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把國際舞台上一切集體性活動都一概抹殺，譬如聯合國這個舞台，許多國家在許多問題上都指望依託這一平台有所解決、有所裨益。從這個視角上看，一個虛擬的“國際社會”確實存在，具有相當程度的表象意義，不但不能無視，相反還要充分重視其影響與作用。

所以，對“國際社會”必須進行辯證的分析，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上具體情況具體對待，對那些原屬於第三世界的窮朋友窮弟兄，我們要講好，要爭取他們的認同和支持，對霸權集團國家普通善良的民眾，我們也需要講好説清，要解疑釋惑，而對那些打着“國際社會”旗號行霸權壓迫之實的傢伙們，則完全無需講什麼“中國故事”，譬如兔子對老虎講故事，不管講什麼故事，也不管講得多麼好，老虎還是要吃掉兔子，這是其本質屬性所決定的。

其二，對西方的話語體系要批判性地看待

任何故事都有民族的、地域的歷史文化特徵，正所謂“法國之樂，英國之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審美觀、價值觀，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倫理。講述“中國故事”也是這樣，前提必須是基於我們的價值與審美，這是基本的標尺，而不能按照別人的話語體系去編故事，搞削足適履的勾當。

**但遺憾的是，在一些人的話語敍述過程中，總不自覺地要拿西方的話語體系這把尺子來衡量中國，凡事都用西方標準、西方價值觀來臧否中國的東西，甚至連商業電視廣告都得請老外來做，北京城區的一些地方非要用外國名字命名才顯示出高貴與不凡。**如果説西方人要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衡量中國，這倒可以理解，問題是如果中國人自己也跟着這樣幹，則未免十分拙劣和相當幼稚，如果有誰是有意為之，則用心惡毒可憎。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有相當一些中國人還在做“融入西方”的美夢，在他們這些人的定義裏，“講好中國故事”並不是為了批判西方故事，更不是批判和否定西方的價值體系，而是要把自己裝扮成同西方一個模樣。對這樣的一些人而言，所謂的“自信”根本就無從談起。

所以，真正講起“中國故事”，事實上就是對“西方故事”的一種批判，因而，在講述“中國故事”的同時就必須批判“西方故事”，批判西方的話語體系與邏輯體系，只有這樣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否則還是要把講中國故事演繹墮落成“向西方彙報”，最終還是要成為可憐的西方“傳聲筒”，變相地當西方價值體系的二道販子。

其三，對外宣傳工作是嚴肅的政治鬥爭

當今中國對外發聲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停地喊冤叫屈——被人説成“中國威脅”時喊冤，當別人説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不可避免要鬥爭還是喊冤，當人家説共產黨就是西方制度敵人時候更是喊冤，總之，在這等聲音之下，當代中國就是苦大冤深，簡直成了當代人類世界的竇娥一般，不恰當地説，喊冤儼然乎成了對外宣傳的主基調，為此，多數時候都哭哭啼啼，有時簡直還哭得梨花帶雨、杏臉桃腮，當然，當被打得嚴重的時候，還要連哭帶喊、撕心裂肺地嚎叫起來，譜寫了一曲催人淚下的戰略竇娥冤。在這種態度的詮釋下，對外宣傳就成了通過不停的喊冤叫屈來洗清自己的行動，“講好中國故事”好像就是下決心用淚水與唾沫討回屬於自己的公平與公道。

竊以為，對外宣傳的主旨卻完全不是這樣。**所謂的“對外宣傳”，其實質就是輿論與思想維度的戰略抗擊與反擊。霸權集團正在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戰略圍剿，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思想輿論與文化價值圍剿是其戰略圍剿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圍剿，中國抗擊霸權的鬥爭必須多路出擊，其中思想輿論與文化價值方面的反擊不可或缺，甚至可以這樣講，目前在軍事上政治上中國理應採取守勢，而經濟上輿論上理應採取攻勢。對外宣傳工作是中國思想輿論攻勢的基本表現形式，因此要充滿活力、充滿鬥爭精神。**當代霸權集團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充滿黑暗、污濁與罪惡，對外宣傳的任務就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宣傳與弘揚自己好的一面，揭露批判對手與敵人的黑暗無道，可滑稽的是，有那麼一個時期，中外文化思想交流恰恰是倒了過來。

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對外宣傳工作的一部分，“講好中國故事”是抗擊霸權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與平台，亟須改變消極返防守、被動應對的不利狀況，而要主動設置議題，主動設計套路，主動出擊，專檢對手要害之處狠打，積極生事、主動惹事，就是要給他來一個“哪壺不提開哪壺”， 要像鬥架的公雞那樣，把全身的羽毛都炸開，以最好鬥的姿態行諸於世，拿出一點應有的革命精神來，而沒有必要假斯文、扮儒雅、裝君子， 一副西方紳士的模樣。

展望未來，中國“捱罵”的問題無非有三種解決方式：一是人家罵夠了，二是不需要再罵了，三是不敢再罵了。前兩種方式中國不能接受，因為第一種方式意味着中國被罵死了，第二種方式意味着中國已經符合他們心意要求了。中國所能接受的只有第三種。要造成第三種局面的出現，要麼是中國打得他們不敢再罵，要麼就是中國罵得他們不敢再罵。實際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個人或集團還是國家與民族，解決捱罵多半是這兩種情形的混合其作用的結果。所以，從根本上説，“講好中國故事”就是以我們自己的大“罵”而壓倒敵人對中國的各種大罵謾罵，以此作為解決中國捱罵問題的一個手段。

**現在，俄羅斯戰略界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未來俄羅斯只能孤獨地遠航。作為西方一部分的俄羅斯都是這樣，中國的未來恐怕更將是這樣。**中國作為一個特立獨行並有自己特定歷史傳承的社會，未來也只能孤獨地前行，不要指望什麼獲得西方戰略接納，也不要指望獲得他們的思想認同、價值認同與政治認同，在可預見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同西方集團之間都只能是平行的兩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