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碎銀子是怎麼來的？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很多影視劇以及“古典名著”裏的“買買買”橋段裏，“用碎銀子”是個常見景象。

　　比如在《三言二拍》裏，主人公身上帶的錢，往往都是“幾兩散碎銀子”，那後來“獨佔花魁”的賣油郎，起初辛苦一年湊進青樓的“入門費”，好不容易才湊了一十六兩“散碎銀子”。《儒林外史》裏的王義安被兩個秀才揪住暴打，也是靠“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才脱身。可見，別看這“碎銀子”看上去稀里嘩啦，卻是日常不可缺。

　　甚至就連《西遊記》裏誠心取經的唐僧師徒，在“用碎銀子”上也不能免俗。三位徒弟裏看上去心眼最多的豬八戒，一路上千算計萬摳梭，從高老莊走到了獅駝嶺，總算攢下“四錢六分”的一塊碎銀子藏“左耳朵眼兒裏”，還被孫悟空幾句咋呼就交了出來。真是把“二師兄”委屈壞了。可見在古人眼裏的“佛道仙魔世界”裏，這“碎銀子”照樣通用。

　　

　　**為什麼要用“碎銀子”呢？主要還是交易方便。**在中國古代的各類貨幣裏，白銀本就是非常“年輕”的一樣。明朝以前，中國境內的白銀十分稀少，宋朝每年的白銀收入最高不過八十萬兩，實在流通不起來。

　　所以唐宋元時期的白銀，基本不當貨幣用，也就是宋朝給“遼老弟”“夏姑爺”“金大爺”送“歲幣”時才用。而且有時就算是給人“送銀”，送的也常是“銀器”。比如宋高宗母親韋太后死後，宋高宗按照韋太后遺願，給金國那邊韋太后的“實在親戚”一次送了“銀器兩萬兩”，參考南宋“白銀收入”，就知這屬於何等敗家的行為。

　　明朝中期起，隨着對外貿易的火熱發展，巨量的白銀沿着海上絲綢之路湧入中國，中國境內的“白銀流通”才火爆起來。單是在明朝的最後一百年裏，僅日本一地就有7500噸白銀流入中國。同一時期的美洲銀礦產出的白銀，更至少有一半進入中國。從明朝中葉到清朝康雍年間，造訪中國東南沿海的外國船舶，幾乎都是滿載白銀靠岸，上岸就拼命掃貨。這“足量”白銀，也從明朝隆慶年間起以官方規定“銀錢兼使”的方式，“晉級”為法定貨幣。

　　

　　但雖然白銀合法了，用起來卻還麻煩。中國古代的官方白銀貨幣，往往都是“銀錠”，即民間俗稱的“銀元寶”，式樣往往只有“十兩”“二十兩”“五十兩”等幾種。擺着倒是好看，“花起來”卻是麻煩。所以也就需要“剪”成碎銀子。所以明清年間，人們日常出門除了帶銀子，還要帶剪子與戥子，剪子用來“剪”銀子，戥子則用來稱重，日常交易時的一塊塊“碎銀子”，就是這麼來的。

　　而且在當時，“碎銀子”也不止用來交易，也要用來支付工資。特別是隨着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城市產業工人增加。比如在“瓷器中心”景德鎮，明代時的產業工人就有上萬人，清朝乾隆年間更發展到數萬人，他們都是“按日以銀”計算工錢。浙江嘉興的油坊工人，每天的工錢是二分銀子，基本都是用“碎銀子”支付。可以説，一塊塊看似“袖珍”的碎銀子，就串起來當時的生活常態。

　　而在納税環節，“碎銀子”更成了生動見證。從明朝萬曆年間“一條鞭法”改革起，中國老百姓的日常交税，基本都是用銀。可是白花花的銀子背後，就是新的盤剝。比如在明朝萬曆年間的山東地區，農民交税時當地糧價就會暴跌，小麥會跌到一石0.37兩“碎銀子”，而等到納税過後，小麥又會回漲到0.52兩“碎銀子”。這一跌一漲，多少農民虧到流淚。這還是在風調雨順的“萬曆中興”時節。

　　

　　到了明末的陝西，由於當地商品經濟不發達，農民們若是把賦税摺合白銀來徵收，就要遭到新的盤剝，結果就是“視前倍重”，等於是經濟負擔加倍。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何後來那場逼得崇禎上吊的農民大起義，會從陝西爆發。

　　相比之下，另一個歷史悠久的盤剝手段，則是傷害性更大：火耗。古代官府徵税，往往不收碎銀，卻要把碎銀融成銀錠。而這熔鍊碎銀時的損耗，就是“火耗”，同樣要靠老百姓買單。如此操作，也讓無數官吏瞅見了商機。各級地方官開始層層扒皮，加收“火耗”，發展到清朝康熙年間，官府收一兩税收，“火耗”往往要加到十兩。多少農民不堪重負交到破產，朝廷也因税賦收不齊年年虧空，唯獨“吃火耗”的“官老爺”，吃得兩嘴冒油。

　　如此怪現象，也叫雍正皇帝下了決心，厲行“火耗歸公”改革，經過十幾年近乎酷烈的整頓，清王朝百姓負擔直線下降，國庫收入直線增加，精疲力盡的雍正帝，給兒子乾隆帝留下了一個府庫充盈的江山，也在歷史上“享盡”了罵名。説起來，也是“碎銀”惹得禍。

　　

　　但火耗歸公改革雖然完成了，這其中的“坑”仍在。説到底，明清年間中國的銀本位貨幣制度，其實內容非常粗放混亂。所以雍正帝之後，清朝的官員們也找出了新的門道：勒折。也就是按照銅錢與白銀的比價做文章。收的時候往多了收，交的時候按照官方比價交，照樣能賺足一筆差價。

　　如此操作，也來自清代中期時，另一個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銀荒。白銀能成為法定貨幣，主要依賴海外貿易的巨大收益。可從清朝乾隆年間起，中國閉關鎖國日益加劇，鴉片的泛濫又導致大量白銀外流，於是白銀與銅錢的比價也不斷拉大。在作為當時中國“窗口”的廣東，1837年這一年就外流白銀三千萬兩，大量的財富“流”出去。

　　這種形勢下，原本是日常交易的“碎銀”，也是身價飆升。在乾隆年間時，一兩“碎銀”大約兑換銅錢1000文，到了鴉片戰爭前的1840年，一兩白銀卻能兑換銅錢1600文，有些省份甚至能兑換兩三千文，遠遠超過“官價”。而清朝的土地價格，也是不斷下跌。單看這個景象，就知有多少官員上下其手，又有多少農民破產。落後捱打的國運，已經清晰可見。一塊碎銀的背後，就是這樣並不遙遠的教訓，值得久久回味。

　　參考資料：《屈辱的歲月，奮鬥的征程》《白銀帝國》《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國貨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