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內的高等教育——餘翔林教授訪談錄 | 熊衞民訪談_風聞

中國科學院不但是中國最重要的科研機構之一，還是一個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事實上，它是全國最大的培養研究生的法人單位。它不但能培養學生，還能頒發學位，這在世界各國的科學院系統中也是很獨特的。可這些事實不但在國際上鮮為人知，就算是在國內，知道的人也不多。中國科學院做過哪些教育工作，到底是如何培養高級人才的，和大學相比有哪些優勝或不足之處？這是值得廣大考生和教育史研究者知曉的。

圖1 中國科學院教育史研究座談會（2008年3月13日攝於中國科學院院部）

為撰寫中國科學院教育史，2008-2009年，張藜教授（圖1後排右2）、筆者（後排右3）和其他一些同事召開了幾次專題座談會，並在會後對中國科學院人事教育局及其前身的多位老幹部，如羅偉、王漢石、馬先一（前排右1）、任知恕（前排右4）、餘翔林（前排右5）等作了系列訪談。在本訪談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前局長餘翔林教授介紹了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他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的教育工作的認識。相比教育部所屬高校的龐大體量，中國科學院的高等教育規模要小得多。但船小好調頭，小也有小的好處。中國科學院過去是，現在仍然可以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先驅。

受訪人：餘翔林教授（以下簡稱餘）

訪談人：熊衞民（以下簡稱熊）

訪談時間：2008年6月24日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院離退休幹部局

受訪人簡介：

餘翔林(1940-)，江蘇江陰人。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64年畢業留校，長期從事電磁場理論、電磁輻射及毫米波技術的研究，特別是在毫米波引信雷達及導彈末端制導實驗系統的研究中，獲得過一系列重大成果，1991年被國家科委聘為國家863通信高技術戰略研究專家組成員。1984年後歷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研處長、副教務長、副校長、黨委書記等職，1998-2001年先後任中國科學院教育局、人事教育局局長。

圖2 餘翔林教授（熊衞民2008年3月13日攝於中國科學院院部）

熊：聽説做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局長之前，您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了很長的時間。請簡要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餘：我於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無線電系，1964年畢業留校，接着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兩年多之後，“文革”開始，1969-1970年時，科大又下遷，直到 1972年招工農兵大學生時，我和其他一些同事才回到教研室工作。也就是説，我們被耽誤了七、八年時間。雖然在“文革”期間，我並沒有完全放棄專業，數學、物理等方面的書還在看，但為了教學生，我還是又花了一兩年時間，把大學所有的數學、物理和英語課程重新複習了一遍。

我先後在教研室做副主任、支部書記，一方面教學，一方面搞科學研究，在毫米波技術上做出了一些成果。1984年時，開始擔任科大科研處處長。後來，我又擔任了副教務長、教務長、副校長、黨委書記等職，1998年時被調到院裏。中國科大的辦學理念

熊：您主管教育多年，不知持有何種教育理念？

餘：科大在1958年創辦之時，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思想——理工結合，而不是理工分離。建國以後，尤其是院系調整之後，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大學的理科和工科是分離的，如清華大學的理科被調整到北大去，北京大學的工科都被調整到清華去，而科大則把理和工結合到了一起。與此同時，科大還強調科學和技術的結合。不僅要有科學，還要有技術，特別是新興、邊緣、交叉的科學技術，辦了很多這樣的系。科大還強調教學和研究的結合，教師要在科學研究的第一線。這與過去的大學也是有區別的。過去的高校教師以教書為主，很少開展科學研究，而我們是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辦的大學，很注重科研。理工結合、科學和技術結合、教學和研究結合，這是科大的特色。所以，這所大學一開始辦就具有非常強的時代性，既反映了國家的需求、社會的需求，又體現了老一輩科學家、革命家對教育的深刻理解。

那時候，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科學上的大家，目的是打好我們的基礎。另外，我們的畢業論文是在科學院的研究所做的。比如，我的論文是在電子所做的，曾用中國最早的電子計算機來幫助計算數據。後來我想，全國那麼多學生做論文，有幾個人有我這樣幸運？在1964年就能使用最先進的計算機，只有科大才有這種可能。這充分體現了科大的特色：基礎紮實，在科學研究的第一線來培養，教學和研究緊密的結合。

我在學校工作時，不管是當教務長還是當副校長，基本上是傳承這種傳統。當然也要不斷發展。那時特別重視交叉學科，我協助谷超豪校長辦了非線性科學的試點班。這是新興學科，沒有學位授予權，學生來自數學、物理、生物等學科的不同專業，後來做論文時，又回到原來的學科去。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嘗試。另外，我還很重視全面素質的培養。早期，我們國家曾流行“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説法。這個概念不全。後來強調實踐，不僅要會讀書，還要善動手。可光會讀書，會做實驗，不瞭解社會、國情、歷史等也不行，沒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維狹窄、境界低下，那也不行。還必須有很好的文化素質、很好的道德素養、寬廣的專業學科知識、健壯的身體、健全的心理素質。教育的功利性不能否定，但在這些東西之上，我們教育工作者還要追求對人的全面培養。

在逆境中也基本能按教育規律辦學

熊：1958年“教育革命”時，科大辦過工廠、農場嗎？

餘：科大辦過工廠，我有印象，但規模很小。影響大的是“大鍊鋼鐵”，可那時我還沒來，我來之後，鬧騰得比較厲害的是“超聲波運動”，説超聲波可以加快化學反應，可以煮飯等，到處做試驗。但這個運動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我們仍把主要精力投在學習上，我們的學習任務非常重。我對這些運動的印象不深，説明它們對我們影響不是特別大。

熊：它們對北京大學的影響很大。我訪問過該校的一些老學生，他們説1957-1960年這幾年，天天搞政治運動、搞勞動，沒學到什麼東西。

餘：北大、清華都是中央直接過問的重點院校。

熊：科大是在“教育革命”的背景下創辦的，那時候“批白專”、“拔白旗”，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您剛才提到的幾個“結合”和注重打基礎等，既是1950年代初一些改革措施的反動，又違背“大躍進”時的潮流。現在看來它們當然很正確，但令我困惑的是，為什麼科大當時能做到這一點？

餘：科大確實有很強的傳統。1970年代我們招工農兵學員時，社會上也正在搞“教育革命”。當時我是教研室副主任，管教學。學員們有的是老高中，有的初中還沒畢業，又都在勞動第一線幹了那麼多年，科學文化基礎普遍很差，怎麼教？當時有個爭論。無線電、微波技術涉及麥克斯韋方程，它有積分形式和微分形式。積分形式只要有最基本的微積分基礎就可以學了，而教到微分形式，則還要學向量分析、特殊函數、數學物理方程、場論等，要難很多。別的高校都只教到積分形式，而我們幾個年輕教師和兩個從美國回來的老教授提出，為了讓學員們打好基礎，無論多困難，都要教他們微分形式。最後我們真的咬牙教了下來。我們絕不搞當時流行的“以產品帶教學”那一套，因為簡單地以一個產品來代替整個的教學過程，肯定會很失敗的，絕對培養不出人才來。我們還是堅持科大的傳統，基礎寬、厚、實，專業精、新、活，強調必須把最基本的知識教給學生。我們培養出來的一些工農兵學員還是不錯的，其中有一個正在擔任上海光機所的副所長，當然他後來又去唸了博士學位。

為什麼科大堅持這樣的傳統呢？因為這是老一輩科學家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此外，科大的創辦還有“向科學進軍”的背景。1956年，我們國家制訂了十二年規劃，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於1958年創立科大。在開學典禮上，郭沫若校長説：我們現在開學了，可頭上飛的還是蘇聯的衞星。這使我們感到一種緊迫感。創辦科大的那些科學家們深切瞭解，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絕不能靠説大話，只能靠紮紮實實打基礎。那些老前輩是真正懂教育的。

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吳有訓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們當然是懂教育的。可他們並未分工管理科大。至於別的前來任課的科學家，對於辦校方針，他們能有很大的發言權嗎？那個時候特別強調黨的領導……

餘：科大當時的校長是由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的，黨委書記早期為鬱文，實際長期主管科大工作的是劉達。他畢業於北京大學[1]，對教育有很深的理解，既貫徹中央的精神，又非常尊重科學家。鬱文也是這樣。他們對科學家都非常尊重。研究所內的高等教育

熊：現在高校實行的仍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科學院的各研究所是不是也類似？黨委書記是不是各所的教育負責人？

餘：研究所實行所長負責制，有一位副所長分工管教育，書記一般不太參與。科學院總的體制是所長負責制，與高等院校的不一樣。高校曾經做過校長負責制試點，但很快就取消了。

熊：研究所在教育方面自主性大不大？

餘：在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以前，各所有招生權，並由所學位委員會獨立授予學位，只是有一段時間集中到研究生院去上學位課，其自主權是比較大。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後，研究所不再具備獨立的招生權和學位授予權，招生、學位授予和教育管理都被統一到研究生院。統一後也有好處，在向國家爭取資源，要求增加招生指標、增多教育經費、增加學位點時，更方便一點。

熊：除科大外，科學院每年還招多少學生？

餘：我任局長時科學院每年招收5000多位研究生，現在擴大了招生規模，每年招收的人數超過了1萬，而在科學院系統內，能帶研究生的副研以上人員有7000多人，平均起來，現在每位導師每年也只帶1.5位學生。相比較而言，高校教師帶的研究生通常要多得多，而其課題和科研經費要少得多，所以，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是讀書讀出來的，而不是通過科學研究鍛煉出來的。所以，不同來源的研究生質量差異很大。當然，一些好的高校和好的教師不是這樣的。普遍來講，擴招帶來了很多問題。

熊：教育部對科學院各所管得多不多？

餘：現在他們不怎麼管了。過去其實也管得少，只是控制招生指標。他們並不給我們撥教育經費，課程安排之類也就不管。我們跟大學有很大區別，他們受教育部有關制度、政策的影響特別大，自由度比較小。所以，路（甬祥）院長説，在研究生教育這一塊，我們科學院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做很多探索。他很希望我們有所創新，摸索出一些新經驗出來。

熊：那麼，科學院是否利用這個優勢，培養出了更多的特別優秀的人才？

餘：在培養優秀科研人才方面，科學院可能比高校要略強一點。畢竟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為主的機構，受教育行政部門的束縛小一點，國際交往較多，跟國際科學研究主流結合得更緊密一點。但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之處，比如，我們還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類老傳統的影響，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鼓勵不夠。很少有研究生獨立選題，選與老師的方向、領域不一致的，與老師的理念不一致的題的尤其少。所以，我們這兒的博士論文，在創新性方面依然比較弱。這跟應試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從小學到中學，我們的學生所接受的一直都是應試教育，甚至到大學、研究生階段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這當然會非常影響培養質量。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學生的功利性也很強。他們讀研究生，很多並不是因為對研究有興趣，而只是為了找到一個好點的工作，謀得更好的就業條件和工作待遇。他們對這些因素考慮得多，對學術考慮得少，而能在學術上真正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把科學真理作為終身追求的人。不管是在科學院還是在高校，真正獻身科學的人還是少數。

熊：您的意思是説，因為生源不佳，受一些不良傳統的影響，再加上功利考慮太多，科學院在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的欠缺？

餘：當然科學院還有很多優秀典型的，前面説的只是普遍現象，特例哪裏都有，大學也有。

熊：民國時期，兵荒馬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能夠進一步出國深造的更是少之又少，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裏，仍培養出了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錢學森等一批世界級的科學家。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快60年了，改革開放也已進行了30年，上過大學的人非常多，出國留學的更是超過百萬，可其中又有幾位能入得了世界一流科學家行列？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院的研究生教育還是不夠成功的。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餘：你説的都是事實。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國家的教育太注重功利。以前是政治，改革開放後是經濟，它們對教育的衝擊太大。西方雖然也是市場經濟，但有些科學家的精神追求仍然很高，而我們現在一些科學家及大量年輕人主要是追求物質，高尚的情操非常缺乏，人生的價值大大降低，這是很致命的。

熊：倡導以啓迪智慧、發揮潛能為主的素質教育已經很多年，可現在的學生從小到大所接受的依然是高強度填鴨為主的應試教育，放學回家之後，還要接受各種家教、培訓，好苗子很容易就被毀掉了。為什麼那些人人都説不好的做法偏偏能長期盛行？

餘：主要因為教育是稀缺資源，重點小學、中學、大學，每一個層次都是稀缺資源，存在非常激烈的競爭，而社會所提供的上升渠道又非常少，只能走這樣的獨木橋。像其他有些國家，職業教育很發達，許多人去讀那些學校，出來之後，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那些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級技師，在社會上很受尊重。而我們的有關政策沒有配套，工人的待遇很低，被人看不起，那些農民工、打工仔，受剝削最重，待遇最低，完全得不到社會的尊重。這就使得人們不願意去當藍領工人，而沒受過職業培訓的普通高中畢業生若上不了大學，是很痛苦的，並且令整個家庭都很痛苦。只有國家逐步提高工人、農民的待遇，才能改善教育的結構，使職業中專、職業高中等真正發展起來，繼而使素質教育真正落到實處，大量優秀的高端人才得以培養出來。這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熊：不好的根基、不良的傳統、太強的功利性，除了這些不利的外在因素，各研究所自身在教育方面還有哪些不足？

餘：在教育方面，各研究所的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做得非常好，如北京的物理所、化學所，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瀋陽的金屬所，合肥的固體物理研究所，等等，他們有成套的經驗，培養的研究生有很多都取得了好的成就。為什麼能這樣呢？他們有很好的人才培養理念和傳統。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有一個非常自豪的地方：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培養成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在這個實驗室，得諾貝爾獎的太多了。為什麼呢？他們重視打好基礎，重視學科交叉，有良好的學術氛圍，經常組織學術討論，而且老師對學生非常尊重，鼓勵他們創造性的提出問題、探索問題，給他們指引前進的方向。我們一些好的研究所也有類似的傳統，能夠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所以比較成功。而有一些研究所則不太成功，他們的教育理念比較陳舊，學生往往只是讀幾本書，看幾篇文獻，做做導師現有的課題，寫篇論文，不行的話老師幫忙改改，然後再畢業找個工作。

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高等教育

熊：1998年您主持教育局的工作後，做了哪些重要事情？

餘：第一件是幫助科大進入“985”工程。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參加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時提出，我們國家應當建設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然後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開始搞“985”工程。我們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終使得科大成為了第一批院校（共九所）之一。爭取到了國家3個億，安徽省3個億，科學院3個億，一共9個億的支持，幫助解決了科大的一些問題。

第二件是更名組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我寫過一篇專門的回憶文章[2]。這件事情還是很有意義的[3]。因為全世界的研究生，幾乎都是在大學裏授予學位，只有我們和日本開創了科學研究機構獨立招生、授予學位的先例。這件事情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像俄羅斯科學院、德國馬普學會、法國科學院，都很羨慕我們——他們可以培養研究生，但授學位必須去大學。

第三件是組建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將5個單位重新組建成1個法人單位。這件事情，院裏交給人教局負責。路院長曾經想把（科學）島上的研究所跟科大合併起來。島上問：是研究院辦大學，還是大學辦研究院？科大問：是大學辦研究院，還是研究院辦大學？結果他們都不買帳，最後院裏只好下決心先將島上的單位合起來。

還有一件事，就是把人事局和教育局兩個局合併起來成立人事教育局，這裏面也有一些麻煩事，主要是幹部的安排，做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熊：您當三年局長，幹成這麼多大事，很不簡單。更名組建研究生院後，在招生方面……

餘：招生時我們報計劃，交教育部審批，建立研究生院後，招生人數增加了很多，但審批起來還是很嚴格，不是説你自己花錢培養就不審批了。

以前科學院各所都有獨立的學位授予權，教育部直接把招生指標（每個所幾十人）分到各個研究所，院教育局只起一個統計的作用。這些分散的單位想增加指標，可上報到教育部去時，經常得不到批准。我任局長時，曾陪白春禮副院長去教育部找管研究生招生的某位副部長，請他們批。但他們不太同意科學院擴招，主要是因為基本理念不對——他們認為，研究機構招研究生，目的只在於更替自身人才，而為社會培養人才，是教育部各大學的事。實際上，現在大學在培養人才的同時也開展科學研究，科學院在開展研究的同時也培養人才。兩大方面軍嘛，應充分發揮各自的積極性。

我們成立科學院研究生院之後，調整了各所的學位授予權，集中到研究生院來。這就把資源全部集中了，我們因此變成了全國最大的培養研究生的法人單位：擁有幾千位導師，一年授予幾千個博士學位（佔全國理學博士的1/3）。力量一強，跟教育部去談時，他們就十分重視了。

熊：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科學院的畢業生一般去什麼地方？是大部分都留在研究所嗎？

餘：不，除了少數留所外，大部分都不留所。他們之中，一部分去了高校、其他研究機構、企業等，還有相當一部分出國。過去60-70%以上不留所，現在90%以上不留所。我們現在每年招生1萬多人，畢業7、8千人，其中兩三千在就讀學位期間到國外去了，各所留用的加起來不到1千人。

熊：1950、1960年代科學院的畢業生去向如何？

餘：那時候研究生極少，“文革”爆發後，多數下鄉去了。科大於1963年有了第一批畢業生，有相當多被分到科學院工作，還有一部分留校，從1963年到1965年，每年留100人，三年共留了300人。1980年代初，科學院每年大約接收畢業生2000人，其中來自科大的約200人，佔10%。到1980年代之後，科學院新進人員中，來自科大的只有5%左右。所以中國科學院、科大培養人才都是面向全國的，如果僅為自己培養人才，根本不需要現在這麼大的規模。

圖3 《中國科學院教育發展史》書影（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註釋

[1] 劉達（1911-1994）於1935年考入輔仁大學，因為參加一二·九運動，在入學當年就被開除了。次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職業革命家。1948年8月以來，他先後擔任東北農學院、東北林學院、黑龍江大學院長兼黨委書記，對領導高等教育很有經驗。1963年5月，他受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黨委書記。1977-1983年，他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或革委會主任）。

[2] 餘翔林.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更名組建的回憶與思考.2018-10-1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24937

[3] 任春曉,徐曉慧等.一位重要親歷者眼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餘翔林教授訪談錄.2021-01-25.https://mp.weixin.qq.com/s/3xoXe8f0qOXQUUJ13DBU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