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學高通收“税”的背後：中國通信專利，從跟跑到領跑_風聞

// 作者 | 陳辰

近幾十年來，每一代通訊技術變革，都伴隨着相關科技企業的浮沉，同時對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比如1G改變通信方式，2G打開網絡世界，3G改變移動社交，4G改變人類生活，以及5G將改變整個社會。

如果將時間線再提前，通訊技術甚至可以影響戰爭的勝敗。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洋深處是雙方搏殺的主要戰場，而魚雷成為主要進攻武器。

但由於引導魚雷的無線信號只能在一個頻道上傳輸，敵方很容易就能進行電磁噪聲干擾，從而避開魚雷。

如何避免魚雷發射信號被幹擾，成為美軍急待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

這時傳奇音樂家喬治·安泰爾和好萊塢女星海蒂·拉瑪，基於自動鋼琴的原理實現了信號的“跳頻”傳輸。

這樣一來，對於不知信道序列的接收方來説，接收到的信號基本等同於噪聲，毫無用處。

1940年，兩人將一份説明送交至美國國家發明家委員會，並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將這項技術運用到軍事實戰中。

兩年後，海蒂和安太爾的“跳頻通訊技術”獲得美國專利，編號2292387，名稱為“機密通訊系統”。

這項技術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比如在二戰中拯救了無數前線盟軍將士的生命，被廣泛運用到軍隊計算機技術中，而且還直接催生了現在使用的CDMA、3G和WIFI技術。

海蒂·拉瑪，這位美麗與智慧並存的傳奇女星，也被後人尊稱為跳頻技術之母（或CDMA之母）。

在2005年出版的《高通方程式》一書中，著名通訊專家戴夫·莫克這樣評價她：

“只要你使用過移動電話，你就有必要感謝海蒂·拉瑪。要知道，這位性感的女明星為全球無線通訊技術所做出的貢獻至今無人能及。”

然而，海蒂的設計專利曾長期都是保密的。直到冷戰結束後，美軍解除跳頻技術等多項通訊技術的管制，才允許其商業化。

此後，全球民用移動通訊業的大發展才正式開啓，各國的科技企業也不斷嶄露頭角，甚至登上巔峯。

1G時代，摩托羅拉一統江湖；2G時代，歐洲的愛立信、諾基亞迅速崛起；3G時代，高通強勢突圍；4G時代，蘋果、谷歌成長為巨無霸；5G時代，華為、中興開始領跑。

在這些通信巨頭的進擊與角逐中，專利成為了他們的重要砝碼乃至“殺手鐧”。回溯其中的歷史，不乏一些影響行業格局的重要戰役，而中國也實現從跟跑到領跑。

1

在1G時代，全球通信標準“四分五裂”，但美國卻一定程度上依靠專利戰脱穎而出。

當時，北歐的NMT、美澳的AMPS，英國的TACS，意大利RTMI等等，都想把自家的通信標準推向世界，因為標準的背後是源源不斷的專利壟斷費用及行業話語權。

這種“誰也不服誰”的局面導致通信系統互不兼容，移動設備無法互通。比如全球流行移動電話“大哥大”，在各國之間未必能相互打電話。

若非得挑一個1G時代王者，恐怕只有摩托羅拉。因為它不僅發明了“大哥大”，而且還是美國通信標準的設備供應商。

為了搶奪市場，摩托羅拉採取主動融合其他國家的通信標準，打破了通信“隔離狀態”。與此同時，他還祭出專利大棒，瞄準了歐洲的競爭對手。

1989年4月，摩托羅拉將一個裝有16公斤文件的大箱子運到了芬蘭，用來指控諾基亞侵犯了其9項專利。

“摩托羅拉向諾基亞宣戰，我不得不接受這份聲明。“時任諾基亞手機部門的律師負責人Palmu-Joronen説。

隨後，摩托羅拉將諾基亞告上了國際貿易委員會和芝加哥的一家法院。對此，諾基亞敗服，支付了超過1000萬美元來解決。

在遭受首次精準打擊後，諾基亞瞭解到專利在市場爭奪戰中的作用，並將專利視為公司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積極佈局和積累。

同時，吃了敗仗的歐洲也逐漸認識到，單打獨鬥非但無法佔據優勢，而且不同的通信標準也不利於征服全球市場。

於是，1991年，歐洲統一通信技術標準——“全球行動通訊系統”，簡稱即GSM。由於開放性和傳輸速率大幅提升，GSM很快成為2G時代的主流標準。

德國是第一個推出GSM網絡的國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迅速跟進。不久，歐洲主要國家的GSM滲透率達到80%，沃達豐、O2、法國電信等企業也得以相繼崛起。

但這背後也潛在巨大挑戰。1985年，在“跳頻”技術基礎上，美國的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在硅谷成立，並悄悄地研發出CDMA無線數字通信系統。這家公司就是高通。

在2G時代，雖然美國推出CDMA與歐洲抗衡，但因不成熟、推出時間晚而未能力挽狂瀾。然而，看似慘敗的通信標準，最終在高通的改造下，成了美國通信標準的殺手鐧。

高通不斷完善CDMA標準，並將有關CDMA專利盡收麾下。與此同時，高通還將CDMA標準嵌入芯片，提供一整通信標準+芯片的解決方案，極大縮減了手機廠商的成本。

此後，越來越多的手機製造商開始用高通的解決方案。得益於此，高通不僅帶領美國的2G通信標準CDMA戰勝歐洲，還鞏固其在芯片行業的霸主地位。

而在世界通信巨頭掀起專利戰同時，中國尚未重視專利的價值和意義。即便是華為，也是在1995年萬門交換機突破後，才開始申請第一件中國專利，1999年申請第一件美國專利。

因此，九十年代，中國在通信專利領域完全屬於跟跟跑狀態，通信設備市場也被“八國制式”壟斷。

2

在3G時代，為繞開高通之前設置的專利門檻，不甘示弱的歐洲於1998年底成立了一個叫“3GPP”的組織，以促使2G標準GSM直接向3G標準WCDMA順利過渡。

美國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僅僅一個月後，高通就領頭成立了與歐盟相對的3GPP2組織，發展自家的CDMA2000技術。但經過試驗對比，WCDMA明顯比CDMA2000好用。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開發了TD-SCDMA的通信技術。不過這個標準借鑑了美國的CDMA標準，不屬於自主研發。這意味着高通也能從中收取專利費。

基於中國吸收了美國通信技術，以及擔心WCDMA標準成為3G唯一國際通信標準，美國便拉攏中國一起入夥主導國際通信標準。

就在這時，任正非看準了市場趨向，大力研發CDMA相關技術，同時在路由器、交換機和接入網市場披荊斬棘。但這引起了剛剛乾翻3com的思科注意。

2002年，在亞特蘭大展覽上，思科總裁錢伯斯低調地親自光顧了華為展台，駐足時間並不很長，隨即匆匆離開。據説他走的時候留下一句話：在今後幾年裏思科將只有一個競爭對手，就是華為。

此次展覽結束後，思科迅速在公司內成立了名為“打擊華為”工作小組，不僅內部網上設立專門主頁，供其全球員工討論如何打擊華為，還開始為專利訴訟做準備。

而在專利訴訟啓動後，思科提交法庭的訴狀長達77頁，包括了二十多項罪名，幾乎涵蓋了知識產權訴訟的所有領域。

詭異的是，為何思科不在其總部所在地硅谷進行起訴，而千里迢迢跑到得州東部呢？

這是因為得州東區法庭歷來有偏向專利權人的傳統。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風投基金慫恿李一男的港灣對華為反戈相向。很難説，這不是思科的“圍魏救趙”之計。

此外，再加上華為一直與思科的競爭對手3com密切聯繫，以及中美政府之間的密切互動。這場戰爭錯綜複雜，牽涉極廣，甚至被美媒炒作成檢驗中國市場開放決心的重要時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思科總裁錢伯斯出手凌厲霸道，務求置華為於死地。此後，華為陷入嚴重的內憂外患，處於崩潰的邊緣。

這是華為歷史上的至暗時刻。任正非心灰意冷，打算把華為賣給摩托羅拉。

得不到任何外援，一切只能靠自救。於是，華為成立了由數位副總裁領導，知識產權、法律、數據產品研發、市場、公關等部門參與的“應訟團隊”。

華為制定的應對方針有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應對的方法策略；二是按照美國人的方式做事情；三是官司涉及中美兩國最知名的兩家公司，輿論傳媒領域的戰鬥也是重點。

在危難時刻，郭平臨危受命，成為應訴團隊的總指揮。除訴訟外，他還是公關宣傳及與3com談判的總負責人。

他離深赴美時走得極為匆忙，以至於隨行只帶了兩件襯衫。沒想到這一去，在美國一呆就是半年。最終，通過數輪論戰以及“合縱連橫”，他帶領華為應訴團隊度過了這次危機。

而這一役，不僅讓世界知道了華為，也激發了國內科技企業對技術專利的重視和佈局。

一年後，為了爭奪通信領域的主導權，通信領域的專利戰爭也擴展到了美歐之間。從2005年開始，高通就曾與諾基亞發生了多起專利侵權訴訟，涉及GSM、EDGE、CDMA等標準。

經過三年多的拉鋸戰，雙方在2008年7月23日法院判決前達成和解，並宣佈達成為期15年的相互授權協議。

據估算，諾基亞向高通支付了許可費用約為23億美元，以在諾基亞及諾基亞西門子的產品中使用高通技術。同時，高通也被允許在芯片中集成諾基亞技術。

後來，在智能手機競爭的時代，諾基亞被安卓陣營打敗，隨之而來市場份額迅速下滑，並落得“賣樓”和“賣身”的境地。

但自從把手機業務賣出去後，諾基亞可並沒有閒着。基於前期的殷實積累，坐擁大量手機基礎專利的諾基亞，為保自身性命，就走上了“專利致富”的道路。

無疑，在挑落歐洲標準後，美國在3G時代主導了通信技術的發展。因此，思科與高通也獲得強勢的壟斷地位，並進而利用專利大棒“掃蕩”全球。可以説，華為與諾基亞都沒有在競爭中被打敗。

比如諾基亞交了學費後，在通信設備和技術領域持續耕耘，並長期位居世界前列。而華為則更是越挫越強，不斷攻堅3G技術。這也推動中國在3G通信技術上取得了不少突破。

3

隨着4G時代來臨，通信領域的競爭進一步加劇，並且陷入世界性的規模“戰役”。

比如2010年前8個月，我國聯想、中興、華為、斯達康四大企業在美國被告就達26個專利案件。這些案件的特點有：

第一，“韓國專利海盜”興風作浪。韓國專利海盜有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在美國成立了大量科技、專利公司，主要針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日本企業發起專利戰。

第二，專利羣落攻擊，上下游一網打盡。這些案件往往集羣把日本、歐美上游大企業列為主要被告，把中國零部件、整機製造商，以及外國進口商、大型超市等列為共同被告，力圖一網打盡。

第三，軟硬件一網打盡。這些案件大都集羣攻擊大批軟件、硬件企業，讓中外企業被告相互推諉、指責；原告通過分化被告，迅速打亂被告的抗辯隊形，瓦解主要被告的抵抗意志。

僅就中國企業而言，聯想、中興、華為、斯達康四大企業介入的美國專利訴訟大部分都石破天驚，足以震動整個產業鏈，有些案件索賠額甚至高達數億美元。

值得一提，在“專利海盜”規模作案時，華為也作出了有力回擊。

2011年1月，華為向芝加哥聯邦法院起訴摩托羅拉，稱摩托羅拉出售大部分網絡設備業務給諾基亞西門子的交易，可能導致華為的知識產權被非法轉讓。因此，華為要求法院推遲這筆交易。

兩個月後，這項起訴獲美國法院支持，雙方和解、華為獲得補償。可以説，華為在這一案件中獲勝，開創中國通信企業藉助知識產權維權的先河。

然而，隨着專利案件的大量增加，國內企業的應訴成本也在激增。在歐洲Option公司發起申訴後，歐盟提出針對中國無線上網卡廠商的“三反”調查。

當時華為、中興佔據全球數據上網卡製造商的前兩位，銷量佔據全球80%以上的市場：中興2010年銷售了3000萬支數據卡，而華為在2009年時，數據卡銷量已經突破3500萬支。

緊接着，愛立信在英國、意大利和德國對中興通訊提起訴訟。除專利索賠外，愛立信還請求這三個國家禁止出售中興通訊手機以及在德國禁售部分網絡設備。

但後來雙方握手言和，同意相互撤銷針對對方的所有專利侵權訴訟，並簽署了全球範圍內的專利交叉許可。

“以和為貴”，中興和愛立信的握手言和，也為當時此類案件的解決提供了一個重要實戰案例。

不過，歐洲LTE數據卡市場啓動在即，如果中興、華為兩家不能順利實現交叉許可協議，中興仍然會繼續在歐洲市場進行低價競爭，而這極有可能再次引起新的 “三反”調查，並且“殃及池魚”。

另一方面，上世紀，“巨大中華”四個字曾擲地有聲。但2002年前後，四家企業的業績呈天壤之別。巨龍沒落、大唐勢微，而同處深圳的中興和華為卻異軍突起，先後走上了海外擴張的道路。

但從2007年開始，中興的“低價策略”攪亂了華為主打的歐洲市場。2010年第二季度，中興的上網卡最低報價只有17歐元，已經低於成本。如此“虎口奪食”，顯然讓華為十分頭疼。

基於此，華為也向中興提起了專利訴訟，掀起“中華之戰”。無疑，在專利壁壘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武器情況下，即便是同城兄弟，在刺刀見紅的肉搏戰中，亦是無法迴避。

最終，這場專利戰以中興失敗告終，德國法院的判決內容是，禁止中興在其USB數據卡上使用華為的一項註冊商標，並禁止銷售印有受特定法律保護商標的USB數據卡。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即便美韓企業不時“沆瀣一氣”，但在利益執政下也大動干戈。

自2011年起，蘋果和三星在全球9個國家發起了對對方的訴訟，同時兩家公司又存在大量合作。

這起案件一直驚動到美國國會和兩家公司數位高層出謀劃策、“神仙打架”。2012年，加州法院陪審團裁決三星賠償蘋果10億美元，但在三星的多次據理力爭下，2018年法院判三星賠償蘋果5.38億美元。

這也標誌着蘋果和三星的“世紀訴訟”，終於達成和解協議。

鑑於世界此起彼伏的專利戰役，2013年，任正非曾預言：“未來5-8年，會爆發一場‘專利世界大戰’，華為必須對此有清醒的戰略研判和戰略設計。”

此後，在華為以及中興等企業推動下，我國主導的4G通信標準——TD-LTE，成為全球有核心競爭力的4G標準，與歐洲主導的FDD-LTE“分庭抗禮”。

擁有更多自主專利的4G通信標準，確實給中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多實惠和行業話語權。

通過這項標準，中國搶佔了印度、日本，甚至美國的一些運營商。2017年，全球使用中國TD-LTE標準的基站有200萬個，佔全球總量的40%，支持的終端約4270款，支持的手機近3260款以上。

另外，4G還加速催生了一批小米、阿里和騰訊等一批互聯網巨頭企業，與美國互聯網巨頭同台競技。

自此，通過一系列競逐和4G生態孵化，中國的通信技術實現與國外“並跑”，而且真正進入了重視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時代。

4

自2019年起，5G成為各國都在爭奪的科技制高點。

無論是韓國部署首個5G商用網絡，美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叫停博通對高通的收購案，還是德國和日本相繼宣佈拍賣和分配5G頻段，都在卡位迎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這樣説，“5G競爭是美國必須要贏的競賽。”

在與美國等國際市場的5G卡位戰場，中國的佈局體現在多個領域。其中，在通信技術標準上，華為與高通各領風騷。

不過，在這背後，公司、行業、國家之間不斷上演着利益糾葛與爭奪，尤其在5G標準的制定上。

由於3GPP是一個公開化的國際組織，因此有關三次會議的記錄都有相應的文件。根據相關報道，在2016年8月第一次會議上，LDPC、Polar和Turbo三種編碼方案被正式提出。

在LDPC上，高通佔有70%的專利；Polar上，華為佔大部分，這三次會議爭奪的焦點就是“數據信道編碼”和“控制信道編碼”這兩塊。

其中，Turbo編碼基本滿足不了5G對網絡的苛刻要求，LDPC在“數據信道”的優勢突出，Polar在“控制信道”上的優勢也明顯。

產業鏈上下游廠商在三輪投票中，或各為其主，或合縱連橫，硝煙瀰漫。從老牌廠商諾基亞、摩托羅拉，到新晉企業小米、OPPO，縱橫捭闔、插刀互助。

最終結果是，歐洲Turbo標準退出歷史舞台，中美主導的Polar和Ldpc獲得部分通過，並逐步“拼湊”出完整的5G技術標準。

這也説明，5G標準制定不單是多方博弈的結果，也需要業界各方攜手合作。而由於5G通信技術標準事關重大，也註定不能一家獨大、你死我亡，而是你中有我、合作交融。

整體上，在5G時代，中國不再是比肩同步，而是走在了世界前列，實現“領跑”。

儘管目前可供選擇的5G編碼方案有高通、華為主導的兩種，但華為作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已經成為引領了全球5G時代的唯一標杆企業。

但要注意的是，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服務，三流企業做產品。

不管是3GPP還是其他領域的國際標準組織，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廠家提交技術提案時，都會儘可能將提案與專利捆綁在一起，並希望這些提案被組織接受成為標準。

就智能和手機領域而言，一部手機的所有專利使用費，幾乎等於所有零部件成本。其中，基帶芯片和WiFi芯片的專利使用費最高。

以一代專利“收税官”高通為例。2016年，高通芯片的營收是154億美元，利潤僅為18億美元。但專利收入達76.6億美元，專利利潤更是高達65億美元。

在芯片價格不斷下降的趨勢之下，高通的專利收益卻年年看漲。而為獲得更多“奶酪”，高通對蘋果等美國企業也絕不“輕饒”。

2019年4月16日，高通和蘋果因專利折騰近兩年的“世紀官司”突然和解。在消息公佈幾個小時後，英特爾黯然宣佈將退出5G智能手機調制解調器業務。

但蘋果與高通和解的代價可能相當高昂。雖然雙方都不願意透露金額，但根據瑞銀分析師蒂莫西·阿庫裏的估算，蘋果將支付給高通50億至60億美元的“和解費”。

此外，蘋果還將補足過去兩年“分手期”中使用高通技術的專利費。

時間往前推移三個月，蘋果公司副總裁、首席訴訟律師克拉爾曾憤怒表示，“無授權，無芯片”是高通商業模式上很有問題的地方。由於沒有談判的空間，他們就像是被槍抵着腦袋。

不過，由於在5G技術的話語權降低及手機終端廠商抗議等，2017年11月，高通曾下調包括5G在內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費率，即降低了“買路錢”。

調整之後，單模5G手機的實際許可費率為銷售價的2.275%；多模（3G/4G/5G）手機的實際許可費率為銷售價的3.25%。另外，高通在調整中為每部手機的淨售封頂價，也從500美元降至400美元。

可以説，這項舉措部分“照應”了主打高端手機的蘋果。但是，歷來對供應鏈管理強勢的蘋果仍認為這是“霸王條款”，心懷不甘。

在與高通的多番專利博弈中，隨着英特爾的5G基帶芯片一次次掉鏈子，蘋果先後與三星、華為、聯發科流傳過5G基帶的“緋聞”。然而最後出於多種因素，還是不得已選擇高通。

然而，在5G時代，高通的專利“收税官”角色，相對以往將受到極大削弱。

根據德國專利信息分析組織IPlytics發佈報告，截止去年2月，華為5G專利申請量，以3147項位列世界第一，三星、中興分別以2795項、2561項位列第二和第三。

這些通信巨頭正憑藉更強大的專利技術積累，向高通發起挑戰。可以説，高通主導通信技術的時代即將過去。而在全球各國的羣雄逐鹿中，中國的優勢不斷凸顯。

結語

從1G的空白階段，到2G的跟跑階段，到3G的突破階段，到4G的陪跑階段，再到5G的領跑階段，中國的科技企業及科研工作者在不斷攻克通信技術同時，對相關專利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

或許國人“苦外國專利久”矣，日前，華為宣佈將從2021年開始實施專利許可收費計劃，對單台5G手機的專利許可收費上限為2.5美元。對此，國內不少輿論叫好稱快。

對於普通消費者而言，華為5G專利收費的意義在哪裏？試想如果沒有華為，或者華為不重視研發或知識產權保護，那麼華為數以萬計的研發人員將很可能跑到美國、歐洲、日韓的高科技企業工作。

他們會幫國外企業攻堅研發，獲得大量專利。然後，這些企業就可以從國內收取大量專利費，而國內企業為抵消這一部分支出抬高銷售價格，不僅降低了競爭力，也把這一部分成本轉移給了消費者。

在消費者業務受美國打壓下，華為採用收取5G專利費用無疑是一條能夠開源的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龐大的研發費用支出。此外，華為的5G專利費用相比其他廠商而言並不貴，意義大於實際。

此舉一方面可以向外展示華為成熟的5G專利技術，另一方面也能夠改善國內知識產權環境，讓更多企業明白尊重知識產權便是尊重技術創新，以及不斷突破相關技術才能獲得更多行業話語權。

近二十年來，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已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貿易爭端的主要焦點之一。但由於自我保護意識薄弱，中國企業面臨嚴峻知識產權競爭時，不僅長期被“收税”，甚至不乏一些企業倒下。

如今，在通信領域，中國企業已經強勢崛起。但面臨日益嚴峻的貿易摩擦，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有助於企業保護經營安全，在國際競爭中進一步掌握主動權，也將增強國家科技乃至綜合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