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乃根本問題_風聞

張岱年先生説：“義即當然，亦即行為之裁製。然義之表準何在？何者為應當，何者為不應當？···一説認為應當之表準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羣之公利。···一説認為應當之表準在於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前一説義即當然不脱於利，後一説義即當然益於人性。

人性本惡，但傾向於善。適宜人性不能算是義即當然，促進人性向善才是義即當然，這就是裁製。而怎樣促進人性向善？既解放壓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環境和去除封閉人性向善的內部愚昧。這樣做即是應當，即是義。

但解放壓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環境和去除封閉人性向善的內部愚昧主要靠正義的社會大道，讓社會大道充滿着正義才能促進人性向善，才能義即當然。

一切無等差的愛、公平、公正、誠信等看似不能得利，但能融入義，充盈義，有利於建立正義的社會道路；一切自私、虛偽、陰險、欺騙看似能得利，但不能融入義，不能充盈義，無益於建立正義的社會大道。

古今中外一切社會領域的鬥爭根本的就是是否建立正義的社會大道的鬥爭，亦即是否願意或能夠解放壓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環境和去除封閉人性向善的內部愚昧的鬥爭，亦即義利的鬥爭。

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墨子亦曰：“天下莫貴於義。”但墨子的義是天下之大利，即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個利基本還是指滿足人的生活需要，還不是促進人性向善，所以墨子的義從現在眼光看還是利，比孔孟的義低一個層次。

張岱年先生説：“孟子認為如專講利，則必會引起危亂，因為利本身是矛盾的。而義則是諧和的。”利不論怎麼講都是爭，因為向內，義則不爭，因為向外，講包容和諧。

利字當先，不要説一己之利，即使是團體之利、一國之利亦不免於爭，這是利的本質決定的，它更接近於人性本惡，而不是接近於人性向善。

很多人談利字有兩個傾向，一是利能養生，利是義的寄託，活着才可以取義，如果連生命都活不下去，何談取義？義有何用？何況衣食足自然知榮辱，足見利字重要。豈不知這正是利威脅義的地方，很多人就是在這種威脅下放棄了義，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苟活的藉口，貪生怕死，舍義取生。至於衣食足和知榮辱之間並無必然聯繫，人性一旦逐利就無止境，很多人貪得無厭，為利不但可以放棄榮辱，而且可以以身犯法，置生命於度外。

二是大利、公利就是義，豈不知這僅是利之擴大，立足點還是利，還是滿足人的生活需要，而不是促進人性向善，不是義。是利字當先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社會依然瀰漫着利的觀念，利產生的矛盾隨處可見。

這種大利、公利即義的觀點在中國古代隨處可見，墨子、董仲舒等為代表，並演化出一系列的觀點。

董仲舒説：“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南宋葉適説：“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明末清初顏元説：“後儒乃雲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予嘗矯其偏。改雲：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後又自己解釋説：“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子）無釋（氏）空之根。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弊。蓋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

其實我並不是只重義不重利，這一點和顏元相似，但我不是把義利放在前後的問題，而是先把義立為根本，利只是服務於義，義利是主僕問題，這一點和顏元不一樣。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義以為上，利字不能當先，利字當先必亂。

當今社會不論是世界性的、中國性的、中國和世界關係性的、個人性的狀況之所以出現恁多糾紛紛擾矛盾，究其原因：利字當先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