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記憶：萬年風雨不了情_風聞

清明是中華民族一種信仰的記憶，這是一方謎一般的家園，沉積着一層又一層情感的波瀾。

——寫在2021辛丑年仲春時節。

（一）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

    唐武宗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的清明時節，後世人稱“小李杜”的杜牧在不惑之年，走馬上任為池州（今安徽省內）刺史。初到江南之地，下起了綿綿的喜雨，萬物滋長茂盛，此情此景卻讓杜牧傷懷，提筆寫下這首《清明》。

    後世有意無意地迴避這是一首相思情詩的事實，誤把“欲斷魂”的“行人”當作冒着清明風雨前去的掃墓人。而此“行人”其實就是杜牧自己。請看後兩句：“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樣的一問一答不是自問自答又是什麼。

    杜牧朝思暮想的“杏花村”説遠也不遠，與池州僅一界之隔，就在浙江湖州。在官場，這一界之隔就是不可逾越的“雷池”。

    湖州的什麼人、什麼事，竟讓名滿天下的杜牧如此牽腸掛肚，神魂欲斷呢？

    事情緣起於十年前，即唐文宗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的春夏之交，那一年，杜牧受好友之邀慕名前往旖旎水鄉湖州，時值當地舉行盛大的龍舟賽會，無數少男少女出城圍觀。

    而立之年、意氣風發的杜牧與其説是應約賞會，不如説是趁機前去欣賞吳越佳麗。

　果然，在這次龍舟賽會上，一名太湖少女讓杜牧的心裏有了一種小鹿亂撞的奇妙感覺。無奈行程匆匆，相見恨晚，杜牧只得手書一札，送於這位少女，以作來年之約。

    其書寫道：“且不既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意思説，現在不便娶你為妻，約定個期限吧，十年後我一定要爭取湖州郡守之位，我若不來，你可以另嫁他人。

    為了那年追求過的女子，杜牧發奮圖強，在唐宣宗大中三年即公元849年，在他第一次遇見那名湖州少女的十四年後終於爭取到了湖州刺史的一紙任命。

    杜牧欣欣然前往踐約。結果卻是，女子守約十年，遲遲不見人來，於三年前嫁於他人。

    杜牧知是自己辜負了人，後悔不跌，只能默默地送祝福。類似的情感遺憾，千百年來並不少見，只緣有人心裏愛風流，卻未生得一副敢風流的膽，以致最美的情感頻頻輸給遠大的前程。

    兩百年後，北宋“東坡朋友圈”裏的一位著名詞人晁補之作了一首《水龍吟》，在這位唐代大詩人綿綿不絕的傷口再撒了一把鹽，詞曰：“算多情小杜，風流未睹，空腸斷，枝間子。”

    翻出杜牧的這段陳年往事，除了談情，我更想借此説一段清明節的前世今生。

（二）

    近世，許多民俗學家稱清明節“慎終追遠”的墓祭傳統歷史悠久，有人將它最遠上溯至兩三千年前的春秋時期，也有人保守地查證它發端於漢代。

    然而，多數推測立足不穩，這些所謂的墓祭充其量是極少數人的專利，與紮根民間的習俗信仰的廣泛性相距較遠。於是，又有人退而求其次，以杜牧的《清明》詩為證，斷定清明掃墓節俗在唐代已有。

    杜牧寫這首《清明》詩時，距離大唐王朝退出歷史舞台的時點僅有六十餘年，詩中清明的春風愁雨引發的顯然不是掃墓祭祖的哀傷，如此説來，清明掃墓節俗唐代已有的結論還是下得太早，有點草率。

    以清明為題的詩在唐代屢見不鮮。在杜牧之前的近半個世紀，有一位較著名的唐代詩人叫賈島，他曾出家為僧，受人賞識提攜後擁有一官半職。他寫的《清明日園林寄友人》一詩可作為唐朝人在這一節日裏的生活一瞥。詩曰：

    今日清明節，園林勝事偏。

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

杜草開三徑，文章憶二賢。

幾時能命駕，對酒落花前。

    詩人説，清明節這天，和幾個好友在園林中小聚。長安的天氣晴朗，春風和煦，吹動着柳絮飛揚，清明乞新火後，廚房裏冉冉升起了做飯的輕煙。杜若芳草鋪滿院子裏的小徑，寫文章時情不自禁地想起介子推和屈原。可是，一想到自己，官場混了這麼多年，不走運啊。不指望何時發達了，趁現在花未落的美好時光，乾一杯酒吧。

    如果清明節是“禮敬祖先”的重大祭日，唐朝的詩人們怎能因私情幽怨或懷才不遇而到處找酒呢。真相或許是，清明節日是唐朝人忙完正經事後難得清閒的私人時間。而專門被當作掃墓祭祖的日子則是與清明節緊挨着的寒食節。

（清明宴飲圖）

    據史載，早在唐玄宗時，即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頒佈政令規定，寒食節連同清明節放假四天。隨後，大曆十二年（777年），朝廷又發詔令寒食清明放假五天。到了貞元六年（790年），“兩節”假日再次加長為七天。

    另據大唐開元五年進士王冷然的《寒食篇》中説：“秋貴重陽冬貴蠟，不如寒食在春前。”由此可見，寒食節才是唐朝人隆重祭祖之日，而長假順帶包含了清明節，恐怕是當時搞活“假日經濟”的一種嘗試。 

    再回到賈島的《清明日園林寄友人》，詩中透露的“乞新火”、“介子推”等信息很有意思。恰恰表明，唐朝是醖釀現代清明節在歷史的融合演變中的關鍵時點。

    傳説寒食節是在春秋霸主晉文公為紀念忠義之臣介子推而設立的，但寒食習俗的起源卻早於春秋時代，而是沿襲了上古時代的改火舊習，即如《周禮》所説“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寒食節是流傳於我國北方中原一帶古代較早的節日，初為節時，禁煙火、只吃冷食。據《後漢書》記載，早期寒食節最長105天，最短也近1個月。長期生食，對人的健康不利，到了唐朝趨於廢止。在後世的發展中，寒食節逐漸增加了上墳祭掃、蹴鞠、鞦韆、鬥雞等民俗活動。現代的清明節是融合與取代寒食節等傳統節俗基礎上逐漸生成的。

（三）

    為把清明節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精神講得更充實，有必要繼續往漢唐之前翻一翻，清明節期的人們還有哪些忙活？

    中國自古以來幅員遼闊，精耕農業的歷史悠久，而南北地理與氣候的差距很大。清明前後，往往是一年耕作的關鍵期，南方在此時喜雨連綿有利田間莊稼，但在北方（華北平原及黃土高原地帶），春雨貴如油，易發旱情，勞動人民常常為此愁斷了腸。

    造成這樣的南北差異，主要原因是大氣季風環流所致。1930年代，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對華北乾旱成因進行科學考察後發現，帶來降雨的東南風在南方吹向陸地，而在北方幾乎是順着海岸線上行。竺可楨感慨，“自紀元初以至十九世紀，其間在華北境內發生之旱災凡九百八十次，……皆歷史上著名之天災”。

    “驚蟄烏鴉叫， 春分地皮幹”。北方大地從感知春天的第一絲信息開始，各地滿城豎起青幡旗，讓男童頭裹青色方巾，身着青衣，在城郭的東郊野外迎接春神。所祭祀的先農、風伯、雨師等成為北方社會農耕生產中必不可少的神明。

（清明祈雨圖）

    青，在上古青銅文字中，由上“生”下“丹”合成，是西北廣闊草原的自然本色，也是齊魯大地的東方底色，正東曰青州（包括山東及河北部分地區），北境築青城（今呼和浩特），西南有青衣（今四川雅安）。

    清，從青音，是敬奉給神明的濾去酒糟的甜酒。神明喝得滿意痛快，或許就會向人間施捨甘霖雨露，這隻能是古人淳樸而美好的願望。

    近萬年來，在求神媚神的信仰世界，人們竭盡全力地調動自己征服自然的潛能，但始終難以擺脱依賴神靈取勝的觀念的桎梏。與天與地的全部鬥爭，似鼓點般焦灼人心，像跳神一樣旋轉、盤桓。有些瞬間，愚昧中閃出智慧，病態中深藏質樸，野蠻中隱現勇武，怯懦中孕育力量。

    有迎神，必有送神。古人在這種事情上特別有講究。古老的《詩經》中有一首《鄭風·子衿》，間接唱出了暮春時節送春神的一幕場景。詩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青的是你的衣領和腰帶，悠悠的是我心裏的思念。穿着青服的人兒去了哪裏呢？他正隨一隊人馬在郊野送春神去了。而城裏有人在焦急等待，一日不見如隔三月。

    一代理學宗師朱熹見此詩大動肝火，斥其為“淫奔之詩”。倘若孔子在世，應該不會贊同這位南宋後生的見地。

（四）

    孔子作《禮記》，對祭祀提出過一系列的規範要求，如在《禮記·玉藻》篇中具體提出，“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累累，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咯咯，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這段文字中出現了“清明”一詞，整段大意是，凡參加祭祀者，其容貌顏色要像是真正看到了所祭的鬼神，切不可有虛應故事的神態。孝子在居喪期間，總要顯出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滿臉愁容，眼神是驚愕而又茫然，説話的聲音也有氣無力。身着戎裝時就要神態果毅，發號施令，表情嚴厲，虎虎生威，眼神明察秋毫。

    但是，孔子所作的禮儀規範的是祭祀活動的實際參與者，而沒有無限擴大到圍觀者或其他旁人。與此同時，孔子反對盲目崇拜鬼神，更反對不把人世間的事情做好而把時間、精力、金錢都花費在敬奉鬼神上面，提倡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

    這些古代先進思想集中收錄在《論語》中。其中，有一篇專門講到孔子讓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等幾位弟子談一談人生志向。

    子路、冉有大談治國富民的從政理想，一不小心在孔老師面前暴露了呼風喚雨的野心，公西華謹慎地表達了在諸侯大夫那裏做個助理祭司的小小夢想。輪到曾皙時，他説自己和三位同窗有所不同。

    曾皙説：“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曾皙沒有空談道理，而是設計了一套實際可行的具體操作。他用了一個美妙的比喻，向孔老師描繪出一幅詩情畫意的場景：暮春時節，新的青服做了，約上五六個成年男子和六七個童子，先到沂水中洗個澡，再上舞雩台祭一祭天，為求得風調雨順而放聲歌詠，敬獻美酒佳餚，滿載而歸。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為“詠而歸”類似於“打靶歸來”的意思。其實，這樣的理解不夠準確。在古代魯地方言，“歸”與“饋”音同，因此這裏的“歸”應理解為“饋”的同音假借字，是敬獻酒食的意思。後世整理《論語》的人或許為了凸顯曾皙的瀟灑不羈，才別有用心地書作“詠而歸”，這是我個人的一點不成熟的推想。

    曾皙所説的是古代北方暮春時節的一個重要習俗：上巳節。上古時代以“干支”紀日，三月上旬的第一個巳日，謂之“上巳”。上巳節，又稱三月三，古人常在這一天結伴去水邊沐浴為“祓禊”，此後又增加了祭祀宴飲、郊外遊春、喊山對歌等內容，也逐漸融合進了現代的清明節俗。

    孔子聽後，欣然點讚道：“我同意小曾！”揭示出孔子內心盎然的生活情趣。孔夫子似乎在啓示後人，“清明”不能只有一種祭祀的莊嚴神情，對於大多數人來説，清明更應成為一種健康的生活態度。

（五）

    公元前2世紀，《淮南子·天文訓》中正式出現了與今天版本相近的二十四節氣。可以想象的到，西漢初年，節氣歌在田間地頭嘹亮唱響，一個嶄新時代緩緩走來，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先民們正熟練掌握和運用天文、氣象、物候等多方面規律，科學地指導農耕生產活動。

    《淮南子·天文訓》是按“斗轉星移”的原則，根據北斗星斗柄的指向來定二十四節氣的，有關清明節氣的全名為“清明風”。

    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創作的《曆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春分後十五日，鬥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

    注重“清”和“明”，隋唐之後日漸成為清明節文化內涵的重要方面。直至北宋，不斷發展豐富起來的清明節內容越來越接近現在，但總體來説還不能算是以掃墓為主題的節假日。

    據北宋相關文獻記載，朝廷為方便官員開展家祭活動，在“元日、寒食、冬至“這三個節日各放假七天。

    在公元991年至993年之間，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者王禹偁因不改直言諷諫的個性，再次受到貶謫。這一時期，王禹偁貶居商州（今陝西商洛市商州區），寫了一首《清明》詩。詩曰：

    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

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

    與唐朝賈島的詩一樣，王禹偁也提到了“新火”，還有清明的酒。大意是，清明節這天，本應出外踏青賞花，舉杯暢飲。可是此時的詩人一貧如洗，既無花又無酒，如置身於荒山寺廟裏的和尚，清冷孤獨，幸好還有寫詩的樂趣。

    公元1086年—1094年的北宋末年，因王安石變法推行新政，新舊兩派勢力纏鬥不止，站在“舊派”陣營的黃庭堅難免不受些憋屈，期間他也作《清明》詩一首。詩曰：

    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

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這首詩的寓意深藏。前兩句説，清明時節，桃紅李白，含笑盛開，而田野上長滿雜草的淒涼墳墓卻令人生愁。春雷滾滾，驚醒冬眠中的龍蛇百蟲；春雨充沛，滋潤郊原曠野，使草木獲得了柔美的春色。

    然後，筆鋒再次一轉。“人乞”一句源自《孟子》中的一則寓言典故，説的是齊國有一人每天出外向掃墓者乞討祭祀後留下的酒飯。回家後卻向妻妾誇耀是別人請自己吃飯。這是一個隱喻，暗諷改革者的貪鄙愚蠢形象。而“士甘焚死”説的是春秋名士介子推因拒絕做官而被大火燒死的故事。

    最後，詩人一陣感嘆：不管是賢者還是平庸之輩，千年之後又有誰知道呢？留在世間的只不過是滿目蓬亂的野草而已。

    之所以細述黃庭堅的《清明》詩，主要是想説明，從此詩的內容大致可以看出北宋末年，清明節已顯現出民俗大熔爐的強大融合力，掃墓新風正逐漸取代舊日的寒食祭祀。

（六）

    “舊時王謝庭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從魏晉南北朝，到北宋末年，全面壟斷政經文化的貴族集團宣告土崩瓦解，士人大族再次掀起南遷大潮，一而再地加速了中華文化“下鄉”的進程，民族文化意識在百姓中間深深地紮下根來。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時代變得越來越沉重，人心也面對着越來越嚴酷的考驗。公元1210年，南宋初年即嘉定三年，85歲高齡的陸游一病不起，寫下絕筆，既是遺囑，也是最後的抗戰號召。此時的“家祭”已經不限於清明掃墓的日子。

    陸游身後的南宋，江湖詩派的一代宗師高翥面對着更加冷峻的現實，他只用冷眼考察人間的悲歡離合，一首《清明日對酒》是高宗師留給後人一則珍貴的時代寫真。此詩四句，五十六字。

    首句曰：“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

    詩人開門見山地説，四面八方的山頭上竟有這麼多的墳墓，清明時節，來祭掃的人紛紛然，很多啊。這裏，詩人強調了一個“各”字，意指每家祭掃每家的墳墓，彼此不相干，寫出的不正是當時“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狀況嗎？

    詩人的心頓時寒了，緊接着在第二句寫道：“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蝴蝶，是溝通陰陽二界的使者，冥紙當然是起到這樣作用的替代品；詩人轉告訴陰間的人，“我們”想“你們”想得把眼淚都哭幹了，現在啼出來的是血啊！

（自制清明粿）

    最後兩句：“日落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一天的祭掃結束，人人各自歸家，只有一種動物是不會離開，那便是狐狸。回到家，看到孩子們在燈前玩鬧嬉戲，他們怎知大人心裏的苦與痛？突然，詩人想到，死後別人祭祀他的酒，可能一滴都嘗不到了。“有酒須當醉”，可以理解為人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分鐘，也可以理解為對死與虛無的迴避，那是孔子所倡導“不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態度。

    這首詩很另類。有悲傷，有諷刺，有冷峻，有狂放，甚至有一種冷眼讓人驚心的感覺。

    道不存，則隱。高翥學富五車，卻布衣終生。晚年，搭了一個茅草棚隱居江南。72歲，病故於杭州西湖。這首詩是寄給30年後南宋王朝滅亡的輓歌。

（七）

    洶湧崛起的民族意識大潮，集結起悲壯的家國情懷，清明這部民族的信仰鉅著，譜寫出神靈般的英雄讚歌，爆發出被壓迫者對現實災難的抗議。

   滿衣血淚與塵埃，亂後還鄉亦可哀。

風雨梨花寒食過，幾家墳上子孫來？

    元代末期，從至正十一年（1351年）紅巾軍起義，廣大平民百姓遭受剝削與戰火雙重苦難。又是一年清明節，詩人高啓（1336～1374年）送其友人陳秀才回鄉，感時傷亂而創作了上面這首題為《送陳秀才還沙上省墓》的詩。

    戰後，高啓受朱元璋詔喚，編修《元史》。洪武三年，朱元璋擬委任高啓户部右侍郎，但高啓固辭不赴，返回青丘（今吳淞江畔）授徒，自號青丘子，打算下半輩子過着自給自足的清淨生活。

    不知高啓這種神似陶淵明式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的人生志向是否正確，但是，做出這樣的選擇肯定是他目睹了什麼，感悟到了什麼，而後豁然通達，努力把握住生的“清”，追求死的“明”，留一個“白”的名聲。

（《兒童教育》，1908難第4期）

    樹欲靜，而風雨不止。歷史猶如在大陸與海洋間循環的季風般往復。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明末清初，深刻影響近現代人文精神的顧炎武奮筆疾書，他以現實犀利的理性，將天下興亡的秘密解剖開來示眾。這段話便出自《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篇。

    兩百多年後，民國初期的大學問家梁啓超又將這段話精煉成一句更加膾炙人口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梁啓超憤筆“少年中國説”，李大釗則召喚“青年之文明”。

    “青年之文明，奮鬥之文明也，與境遇奮鬥，與時代奮鬥，與經驗奮鬥。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

    這是李大釗寄以厚望的青春匹夫所應具備的勇與責，鼓舞和激勵着中華兒女踏上民族解放的偉大長征路。

    “還我河山，衞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

    這是民族危亡的1937年，清明時節，毛澤東手書黃帝陵祭文中的四句。祭文主題詩詞共56句，一句四字。

    這是共產黨人的抗日“出師表”，氣壯山河，引無數志士仁人競折腰，前仆後繼、甘灑熱血，鋪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

    青春中國，巍巍上國。腥風血雨，昨日黃花。改革潮湧，東方雄起。21世紀的華夏大地，繁華歸來，一派錦繡。

    風雨中，那些痛算什麼？每當清明時節，人們在山林中灑下祭酒，重複從祖輩那裏聽來的支離破碎的禱詞，求吉祈福、避兇驅邪已然迴歸到現代社會的精神生活。

    不能忘卻什麼？古老的祭祀彷彿就發生在前天和昨天，而今天的祭奠又有何特殊。我們的祭奠需要多一份緬懷，多一份情感的昇華，感恩和禮敬那些為今天美好生活而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站在歷史和先輩的肩膀上，環視世界與未來，我們責無旁貸，以自然環境的“清明”，社會政治的“清明”，人生境界的“清明”，從新的起點再出發，以期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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