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跨學科的思想史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經濟學中的傳訊機制可以用於解釋科舉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科舉實際上是一套以特定指標傳遞的、用於人才選拔的“第三者機制”。清末停廢科舉以後，這套傳訊機制中斷，官方與民眾的互動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由此引起一系列後果：一方面，新的傳訊指標與以往大不相同，甚至很多時候處於模糊未知的狀態，成為新精英的管道變得不可預測，而橫向的傳訊機制則有所發展；另一方面，科舉的傳訊功能也並未完全失效，功名可以轉化成社會聲望，並與其他的傳訊渠道互相競合。總的來説，科舉停廢使社會失去了公認的人才標準，多元競合的傳訊機制則進一步使精英的身份不易識別，這些問題都可以成為未來思想史研究的新課題。

　　作者簡介： 王汎森，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文章原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2005年，當“廢科舉”百年時，筆者曾有過一次發言，其中以“傳訊系統”(signaling system)的觀念來説明“廢科舉”使得行諸久遠的一套識拔人才的“傳訊系統”失靈了。因此，在本文一開始要強調“人的現象”包含各個方面，可以從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等各種方面來了解。許多歷史現象可以從其他學科得到“説理的資源”,社會科學便是其中一種。在比較深入地考慮“廢科舉”與“傳訊系統”這個問題後，這個主題所要討論的主要有兩點：(1)人羣學(prosopography)的問題。凡涉及人羣與人羣之間的事務時，不管是人才的選拔、好壞的評價制度等，因為人們無法一一直接接觸，加上“真理”不會從天而降，所以往往有以下將會講到的種種特質(譬如“相互不透明性”),故需要一套“第三者機制”。(2)經濟學的“傳訊機制”是一種“第三者機制”,可以借用來解釋晚清廢除科舉事件，而上述兩者是密切相關的。本文將先討論“人羣學”中的五種特質及“第三者機制”的形成，這五種現象及“第三者機制”是瞭解許多制度或現象的一個輔助。接着以科舉與“傳訊機制”為例來説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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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花費一些筆墨討論數目較大的人羣與人羣之間所會產生的五種現象：

　　第一，人們習慣從“全知全能”的角度來理解事物，然而許許多多事物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未知的。當人羣之間產生交涉時，相互之間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所以人才的識拔也一樣應從相互不透明的想象出發。

　　第二，任何“呈現”基本上都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以對人才的識拔為例，任何時代被認為好的人才，都只是所有關於好的人才定義中的一部分，被人們所識認的才能也是某人的部分才能，而不是一種籠統的所謂“全方位”的能力。

　　第三，既然在實際上沒有全知全能，沒有全方位，一切都只是部分的，那麼便有“什麼是什麼”或“什麼等於什麼”的問題。這條思路使我想起17至18世紀的聖公會教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話：自由即是自由，自由不“等於”其他東西。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伯林(Isiah Berlin)便常常引用他的話，拒絕為自由再作定義。1而美國思想家伯克(Kenneth Burke)表述“什麼是什麼”,2便也在這個時候悄悄走近我們的思維世界，在什麼“等於”什麼之下，有許多可能性，而且它的定義經常隨着時代環境而改變，譬如什麼時候人們覺得“德”等於“才”?什麼時候“美麗”等於白胖?什麼時候“美麗”等於棕褐色的皮膚?又如什麼是“人才”?在西方，“人才”是能操辦各種事務的幹才。在清朝，所謂“人才”是指擅長八股考試的人。

　　在涉及人羣與人羣之間的實務時，“什麼”等於“什麼”便是經常要面對的挑戰。每年我都要為一個基金會審查數以百計的申請補助計劃書，顧名思義，我的責任是要選出值得補助的研究計劃。但是，如果問什麼主題等於是“好”的歷史研究計劃時，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內的委員們，每每會受到史學新潮的影響。通常很容易被計劃書中出現的一些概念或字眼所吸引，如“新文化史”、“醫療史”等。計劃審查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以前人們崇拜理性與科學的力量，所謂的“好”是指儘量改變自然。現在所謂的“好”則往往是儘量保持自然、偏好有機。以前偏好化工產品，現在則偏好天然、無添加物的產品。

　　第四，“未來”是不透明的，人們通常在思考未來該做什麼、該怎麼做時，往往需要依靠各種符碼的暗示。正如哈耶克所説的，人在無垠的道路上摸索前進時，對規則不是事事思考而決定是否跟隨，往往是先服膺再想。3因為事情往往具有“部分性”,所以每個時代在不同的情境中選拔人才時，往往會突出幾個特質，並將它們作為傳訊的符碼。譬如在東漢魏晉鄉舉裏選的時代，人們評鑑人才時，要依靠許多“名目”。譬如《晉書·武帝紀》中説：晉武帝“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這六條分別是忠恪匪躬、孝敬盡禮、友于兄弟、潔身勞謙、信義可復、學以為己。這些“名目”便是人羣與人羣溝通的“符碼”。在這些“符碼”的傳訊下，官方儘量依這些“名目”選人，而百姓也儘量表現出符合這些“名目”的行為以求中選。從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名目”與今天政府或公司所希望徵求的人才特質是有不小出入的。人羣與人羣溝通的“符碼”或“傳訊符號”都有形成的過程，有些可能是偶然出現的，有些則是順應時代現實而刻意設計的，但它們總是帶着“部分性”。

　　第五，人羣與人羣之間基本上是相互不透明的，所以任何評價的確立，往往需要一個“參照系”。這就好像在網絡評價尚未出現之前，一羣遊客初次走進風景區的老街，要如何在無數烤香腸的攤販中選擇較好的一家?如何在一個滿是温泉的區域中選擇一家湯屋?除了裝潢的好壞之外，初來乍到的人羣要透過什麼溝通“符碼”進行選擇?是ISO認證，是執照，還是懸掛的名人照片、“電視台報道”,或是依靠排隊人龍的長短，或是按招牌的新舊程度來選擇?

　　由於在人羣與人羣的互動中，經常出現上述五種特質：相互不透明及未知性、部分性、什麼等於什麼、傳訊符碼、參照框架，是“人羣”與“人羣”之間發生關係、進行某種選擇時，經常出現的特質。所以涉及“第一者”與“第二者”之間——譬如政府與廣大人民、僱主與求職的人潮等，既不能靠着古書中所説的逐一“貌閲”來進行，4再加上其他複雜的因素，則往往要靠“第三者”——即一套機制(set-up)來溝聯。“評價”、“選擇”、“制度”(或非制度性的機制),5乃至一般人所認可的“真理”、“好壞”等，也不必然都是“從天而降”的，它們往往要經過一套“機制”來產生。不過這裏要強調一點，“第三者機制”通常不是由上述五個人羣學的特質所派生，但是在形成過程中卻與它們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第三者機制”有各式各樣的形式，有時是一套制度，有時是福柯所説的“真理產生的機制”(regime of truth)。福柯認為“真理”不是從天而降的，在“我”與“物”之間有一套“機制”(set-up),經過這套“機制”,也就是“論述”(discourse)才產生所謂“真理”(truth)。6“機制”往往需要鑲嵌在特定的社會脈絡裏才能成立，而不是完全隨機的。而它並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掌握的。7所以“什麼等於什麼”之間要經過“機制”的媒介，真理不是從天上自然而降的，只有根據“論述”才能tell the truth, 或是他稱之為truth game。人們在一個特定的時刻説某些東西，而對其他的卻又從不説起，在某一特定時間，則有某些事可能被想看、想説的，它們是稀有的，是無形狀的。福柯説：正因為所謂真理有一個運作機制，所以宣揚仁愛的古代基督教卻從未想過廢奴這件事。8正如沃爾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所説： “不是所有的東西在任何時間都是可能的。”(Not absolutel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t absolutely any time.)9政治學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一書中講到，政府是透過各種“指標”來了解、治理國家。各種“指標”即是一組組“機制”,它們梳理或簡化事實，10經濟預測、景氣燈號、教育評鑑等指標使得複雜的狀態可被觀察。指標只是實際事物的部分表徵。然而沒有各種指標，人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立即有效的辦法描述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從各式各樣的人羣現象中，幾乎都可以看到不同樣態的“第三者機制”。

　　“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的研究也在討論“中介性機制”,討論人們如何透過這些中介性的機制來治理國家等，也出現“第三者機制”的現象，譬如在“文化技藝”(Cultural Technique)中提到了“第三序”(the third order)。作者認為在“第一序”與“第二序”進行溝通之時，需要有一個“第三序”。“第一序”可能是“俗”,“第二序”可能是“聖”,而“第三序”則是溝通它們的“機制”。在一段關於人類學的調查中，作者發現“閒話”其實經常是兩個人開始正式進入溝通時必要的。先以一段“閒話”表示溝通的開始，就像溝通兩端的電報，經常是以一段雜訊開始，所以“第三序”發揮溝通第一、二序的作用。又如門，它對溝通門裏(第一序)、門外(第二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還舉出了其他許多所謂的“文化技藝”來説明。11

　　在Files一書中，作者討論這種管理資訊的文件形式的出現如何幫助德意志帝國的治理。12如書中所顯示的，法官、律師是靠着法律“案卷”(files)來治理廣大的司法事務。案卷中固定的格式甚至限定或篩選了什麼要被記錄在案的資料。而且在“案卷”中記錄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發生的事，譬如一個青年學生騎摩托車超速，向警察求情之後，開了一個罰款更少的罰單(譬如摩托車誤入人行道),而這就變成了此後處理這個案件的依據。

　　溝通理論中所討論的“文化技藝”或“第三序”,往往在人羣“溝通”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這與前面所提的第三者的“機制”有關卻不盡相同。在萬人對萬人的格局之下，沒有從天而降的“真理”或一眼即可望穿的“才具”,要靠“第三者機制”才能“傳訊”出所謂的“真理”或精英的“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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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伯納認為，政治説到底不過是一種“量人”的工作，13而許多時代卻發展出不同的“量人”的辦法，“科舉”是隋唐開始形成的一套量人取才的制度。從廣大的人民中選取人才，涉及廣大人羣與人羣之間的事，不可避免地會有前述討論的五個特質。由於人的才能是不透明的，沒有一個人具有“全方位”的才能，人才不是可以直面的，所以要用一套“第三者機制”及“參照系”來選拔。在傳統中國是科舉考試，而不同時代的科舉考試需要一套套溝通符碼以鑑別考生的才能。同時，考生們也極力想趨近這些標準，這些符碼的變化往往帶動了士風與文風。

　　上述特色都使人想到經濟學中的“傳訊機制”。“傳訊機制”是在一個市場情境中，人們傳達關於自己的訊息(people transmit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in a market like situation),訊息是以指標或訊號的形式傳遞的(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via indices and signals)。14我的第一個設想是：顯然涉及人羣學的，在無名大眾之中的制度、“篩選”(人才、道理)或其他所謂的“文化技藝”,是不是可以用這五個前題來考慮。它們不一定是天然的，有些現實形成的時代成因、過程，及更迭的歷史，而“科舉”是其中一個好例子。

　　“傳訊系統”是經濟學理論。20世紀60年代貝克爾(Gary Becker)提出“人力資本論”,論教育培養人才的能力；而斯賓塞(Michael Spence)則認為人才是靠“傳訊機制”來識拔，我個人以為“傳訊系統”是一套“機制”,它也具有前面所提到的五個元素。識拔的標準是片面而主觀的，沒有人能“真正”瞭解成千上萬人的能力，甚至所謂“真正瞭解”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表達方式，也值得考慮。而且所謂某某人有沒有能力也是部分的，沒有一種可以對個人的“全部”才能、德性一覽無餘的判斷機制。15

　　就像朱敬一教授所説的，“傳訊”源於交易雙方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既然無法直接溝通，只好求助於“傳訊”。譬如商人或勞工皆需透過信息的傳遞，讓別人知道誰是“優質”的。常用的例子是如醫療保險市場或二手車的市場，如果一部二手車外表打理得非常光鮮，則它的車況包括是不是在台風來襲時泡過水，基本上從外表是看不出來的，這時如果祭出“半年免費維修”,則可以“傳訊”車子的車況。16

　　斯賓塞的傳訊理論已經應用到許多方面，如勞動市場、教育理論、契約訂定、競爭行為、產業發展乃至於公共政策之形成，遠遠超出我的能力所能掌握的範圍。在這裏我僅以他的經典名著Market Signaling一書中所舉的市場中的傳訊機制為例，談市場的傳訊機制經常要問的幾個問題。而如果我們把書中討論市場中徵人與應徵者的種種關係，想象成是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的關係，則有相當程度的彷彿性。以僱傭市場為例，如僱主用什麼“符碼”來傳訊他們所偏好的人才，而這些“符碼”由什麼決定，符合他們的需要嗎?“符碼”何以一直改變?它們有完成傳訊的需求嗎?人們瞭解僱用者或政府不想傳訊的東西嗎?在市場中，僱用者用什麼“符碼”展示其對人才的優劣判斷，而應徵者如何理解?應徵者如何努力以符合那些“符碼”的特質(譬如考科舉時，把八股文寫好一點) 以公共政策為例，如果當局將長照納入健保，這即是一個重要的signal, 那麼人們的理財規劃(如存老本)便會有所不同。如果當局將買房的貸款比例降低或提高，即顯示當局想要鼓勵房市或打壓房市。一個環評委員會的組成中，如果當局將生態派環評委員換掉，代之以產業派委員，這也等於送出一個信息，表示當局想以產業為重，而這則信息也將改變投資者的計劃。

　　如果用“傳訊”來解釋科舉，在一個廣土眾民、人才不知散在哪個角落的帝國，用什麼方式來“量人”,決定一個人可以進入仕途或決定一個人是“忠”或“奸”?憑藉科舉，這個帝國似乎得到一個並不一定讓所有人滿意，但是卻相對穩定、公平、便利的解決辦法。借用斯賓塞的“傳訊系統”的觀念，則科舉是一套識認人才的“傳訊機制”。有些時代是以對經書解釋程度的高超與否作為傳訊符碼，有些時候是以“八股文”的好壞作為傳訊符碼，好似認為八股文做得越好就表示他越有聰明才智、越為忠誠、越有資格成為精英。

　　如果把科舉想成一套傳訊機制，那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問題：正如“傳訊”系統有聲望高低之別，不同時代的科舉系統的信賴程度亦有所不同，政府如何維持科舉的信賴度?考官對掄才大典的可能結果隨時在揣想着，考官也想從各種表徵去區別出人才的好壞，一如公司徵才時，僱主們想從應徵者的履歷、舉止、態度、衣着中看出一些端倪。17而考生也會依據當時文風所顯現的傳訊符碼(commutative code),儘量改善自己、儘量“投其所好”。考官會漸漸形成一些溝通符碼，而這往往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在某一個時代，人們認為邊疆的知識重要，在其他時代人們認為金石學的知識重要，正如《凌霄漢閣談薈》一書中説：“壬寅(1902)、癸卯(1903)、甲辰(1904)鄉會試，着重時事、經濟、科學、西方政俗，皆生員所未曾學得。”18上述這四種“溝通符碼”:時事、經濟、科學、西方政俗成為考官的偏好，若連續一兩科獲取的都是這一類的文章，則眾多考生便會盡量設法趨近它們，儘可能增進或改變自己可被觀察的表現，使自己看起來更吸引人，造成士人風氣的變化。“溝通符碼”的形成很值得探討，譬如一樣都考八股文，但八股文中的許多細節，甚至字體的差異都是不同的傳訊符碼。正因為才能是不透明的，所以前前後後才會發展出許多考試的方式，這些考試方式即“溝通符碼”,讓人們知道在哪些方面表現才是獲得考官青睞的依據。明清科舉制度的八股文是其中之一。在明清時代，考官們透過八股文的好壞“釣”出考生的才能。考官之所以用八股來“釣”出考生的才能，是因為當時人們或多或少相信八股文的好壞，即可大致看出一個人的才能、性情。一如買者在買的當時，不完全知道所買之物的真正品質，所以可能依賴名牌來做選擇。

　　從傳訊機制出發來了解清末廢除科舉，可以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幾個重點。首先，“廢科舉”可以理解為傳訊系統的崩潰，而在經濟學中對傳訊系統崩潰所造成的研究很多，可以借鑑。清代末年科舉與新式“學校”之間的競爭，就好像貝克爾與斯賓塞的爭論的翻版。科舉理解人才的方式，比較接近斯賓塞；而清末新式學校的邏輯，則比較接近貝克爾人力資本的説法，把人化為可以直接應用於生產的資本，而不是像“傳訊系統”透過一種不一定跟“內容”相關的傳訊來進行。

　　我對“傳訊機制”的瞭解是很少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我的擴大想象。不過無論如何，提到跨學科的研究，不是要成為那一科的專家，而是想借此打開一個比較寬的視野，提醒我們問一些原先不一定會去問的問題。接着我想以它為引子討論與“廢科舉”有關的幾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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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科舉”是將行之近千年的一套仕學合一的傳統切斷。雖然之前經過不短時間的醖釀，是一株已經被反覆推、搖了不短時間而終於枯死的大樹。但當科舉被正式廢止時，仍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許多人都驚慌失措、如喪考妣。“廢科舉”在思想文化上影響很大，而且目前已有的研究十分豐富(如艾爾曼、羅志田、關曉虹等，無法在此一一列舉),大致而言都傾向同意自從科舉這條大動脈被斬斷之後，舊文化、社會、政治的傳統失所依持，許多原來的社會系統崩潰，許多原先處於邊緣的或新加入的分子得以成為主流，或是成為主流之一。仕學合一傳統之中斷、四民秩序之崩潰、上層與下層社會溝通機制之中斷、“自然知識”壓過“規範知識”、士的“自我邊緣化”、思想文學的解放、多元價值觀之出現、新知識分子之產生、新式職業社會之出現、鄉紳社會之解體等都是比較明顯的現象。

　　在“廢科舉”之後，如果以“傳訊機制”理論為引子，下面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由於科舉是一個行之千年的選拔精英的傳訊機制，它的中斷使得誰可以成為精英成為一個曖昧、可疑的問題，因而產生了各式各樣傳訊機制，有的是舊制度的，有的是多元疊合，或者是各種花樣。在傳訊中斷時，買方與賣方，也就是官方與百姓都在尋找對方的存在，猜測有限信息或謠言到處橫行。由於沒有信息被傳達出來，人們只能用先驗猜測的平均值來當作和政府互動的基礎。

　　第二，“溝通符碼”的問題，也就是質問“什麼等於什麼”的變化，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傳訊符碼都是在上位者或某些人可以任意決定的。事實上“什麼”等於“什麼”,總是受時代氛圍或風氣的形塑，而且它有產生有利結果的一面。有時候某種氛圍或某種風氣是由居於領導地位者所引起，譬如君主的愛憎影響一代學術風氣者，張舜徽《壯議軒日記》舉例説，清仁宗時白蓮教亂平，曲阜的衍聖公具疏入賀。朝廷優詔褒答曰：“願卿昌明正學，正學明則邪説自熄。”張舜徽説，從此士大夫表彰“正學”之文盛行，如程晉芳《正學論》、蔣琦齡《崇正學》之類，張認為由此可知有某些時候一代學術之轉變，“又不可不取資於當時詔命也”。19

　　一些特殊的“符碼”,譬如八股文、小楷、試帖詩，雖也可以用來鑑別智力、學養、性情，但是如果要選拔實幹的人才，而不只是在翰林院中優遊涵泳，備位清華，點綴太平，八股文等“符碼”便顯得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了。後來改試策論，時事、經濟逐漸成為考題內容，使得“什麼等於是什麼”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再後來大量考科學、西學時，“什麼等於是什麼”又有了重大的變化。

　　廢除科舉使得許多溝通符碼失效，許多與這些符碼相關的，也就是與八股文化遠近相關的種種政治、社會、文化都失去其依附的根據而徹底動搖了；同時也因為“舊”的動搖，每每也使得“新”的出現成為可能。不過因為是傳訊機制的中斷，是買方賣方關係的中斷，“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與符碼有關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元素失去附着之處，並不是徹底的被否定或排除，而是從接榫處散碎開來漂浮各處，或處於邊緣，並非全然消失。

　　第三，在後科舉時代，功名的傳訊功能並未完全失效。它雖不再是唯一、也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它可以轉換成社會聲望，或與其他有效力的傳訊機制結盟。晚清末年，許多人去日本留學獲取一個文憑，或是加讀法政或速成學堂，形成以舊功名與新功名複合的“複合傳訊”,或“接力式傳訊”。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傳訊管道出現，形成了多元競合的情況。這些新的、多元的傳訊機制是什麼?如何產生?是很值得探討的。舒新城在《我與教育》中提到，他一度進“地方自治研究所”,因為當時人們認為“地方自治研究所”畢業之後即可以在地方作“紳士”,20可見當時人對新的管道有一些複雜的換算方式。而且當時人際網絡的性質也產生微妙的轉變。如王錫彤《抑齋日記》中所顯示的，在廢除科舉之後，原來由舊功名者所形成的網絡，很快地與日本留學歸國者所形成的新功名網絡嵌合在一起，21互相援引，互相合作，在官、商社會中形成新的精英羣體。

　　第四，在紛然並置的傳訊渠道中，有“強傳訊”、“弱傳訊”之別，兩者競爭、交織，不能簡單地以“廢科舉”後一切皆中斷來解釋。事實上，科舉這個持續近千年的主要“傳訊機制”中斷了之後，仍然餘音繞樑，22並且與其他的傳訊渠道互相競合。所以，這整個變化是由一個穩定、單一、權威的傳訊管道變成像“物聯網”般、許多想不到的事物都在發揮傳訊的功能，成了“無所不在的傳訊機制”。但整體而言，對大部分的人來説，廢除科舉切斷了主動脈，至少對一般人來説，不再存在一個公認的標準/渠道來鑑別進入仕途的精英，變成可能是靠關係、找推薦、拉派系，甚至拐、騙、奪各顯神通。用舒新城的話是“各奔前程”,23或是用呂思勉的話説，變成一個“僥倖社會”24——僥倖得之、僥倖失之，不像科舉功名的階梯那樣有標準可循。後來呂思勉寫過若干文字鼓吹文官考試，多少也是對“僥倖社會”的不滿。而且精英形成的管道變得混亂而不可預測，才有《鄭超麟回憶錄》中所提到的“紳士大換班”,25説以前的老紳士死了，誰可能替換上去，多少是可以猜到的，可是在廢除科舉及辛亥革命之後，變得不可預測了。

　　第五，多元疊合的“傳訊機制”。我們可以比較確定地説，在廢除科舉之後，確認誰是精英成了一個困擾的問題，尤其是在地方社會。但清末官方始終想以一套比照的方式來應付這個問題，以學堂的文憑比照科舉的功名，獎勵出身、特科進士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廢除科舉之後的“比照”風，可從徐珂編的《清稗類鈔》“譏諷類”的“洋進士洋舉人”條看出端倪：“科舉時代之進士、舉人，略如歐美日本之學位。宣統己酉，學部奏酌擬考試畢業遊學生章程，中有分等給獎一條，列最優等者獎給進士，列優等、中等者獎給舉人。各冠以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他科仿此。頑固之人以若輩皆自東西洋遊學而歸也，輒以異路功名視之，謂之曰洋進士、洋舉人。……遊學生既經學部考驗合格，分別等第，於保和殿舉行廷試，即科舉時代之殿試也。廷試須作經義一篇，題由欽命。主試、襄校、監臨、臨試、提調、收掌、彌封、庶務、監場各官，一切職掌，於向之鄉、會試情形大相類似。蓋朝廷之於學校，固仍以科舉視之耳。”26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在“學校”與“科舉功名”之間不停地附會比照，另一方面也讓人感覺清廷仍多少希望把“華袞之權”,也就是“傳訊機制”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同時也在兩個渠道之間——一方面是以“學校”養成人才，另一方面是以“科舉”甄選人才，取得一個比照。一般百姓也如此期待着，傅斯年回憶説，他在中學堂讀書時，每次回家鄉，總有人問他：“幾時出官，官有多大”,而當清廷決定停止比照出身時，一些家長便把小孩從學校叫回家。

　　這種雙元比照式的“傳訊”系統廢止之後，進入多元傳訊系統乃至於一團混亂的時代，官方提出的一套，百姓卻未必能全然適應。學校系統的各級學歷究竟何時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傳訊”系統，或它是否真的接替了科舉廢除後所留下的空白，仍然值得探討。至於民國政府的文官考試是不是形成一個新的有力的“傳訊機制”,也仍值得考慮。27事實上到今天，科舉殘留的影響仍然可以在我們的教育系統看到。

　　第六，前面提到廢科舉及辛亥革命之後鑑別精英的方式大幅改變，造成了所謂“紳士大換班”,成為新精英的管道變得不可預測。“傳訊機制”理論提醒我們，在“科舉”這個持續千年的官民之間的大動脈中斷之後，應該注意“名”(norm)與“實”(reality)兩者之間競合性的發展。如果把“名”與“實”分開看，則可以發現在廢除科舉之前，兩者之間已逐漸分道揚鑣了。根據一份1895年至1905年間40名上層士紳出路的統計，始終走在科場道路，在書院執教或其他生活方式的僅有5人，有13人曾赴日留學或考察。而這35人中，有18人在學堂或學務處工作、2人從事新軍或警務、7人曾參與公司創辦。而在另一在1895年時平均23歲下層士紳出路的統計表中，僅有4人繼續科場生涯，其餘42人皆到國內新式學堂或日本接受再教育。28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雖然在“名”的層面上，學校教育系統取代了科舉，成為培養人才的管道，文憑成為新的傳訊機制，而且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替換了科舉。但是1920年代對於學校系統，有種種的不放心。一方面希望用“會考”來保證其教育水準；另外，還有督學對各級學校的監督。在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高普考也渴望成為像是舊科舉那樣的掄才大典，然而實際上，高普考出身而擔任高官者不如預期的多。29所以實際上不一定是A→B→C的遞嬗，反而是一些原不在科舉、學校範圍內的傳訊符碼出現了。譬如五四運動中的各級學生領袖，所謂“吃五四飯的”,成為新的青年精英。後來在主義盛行的時代，“主義者”或“黨證”成為新的、強勢的傳訊憑據。

　　在葉聖陶的《倪煥之》中，北伐的風潮吹到江南小鎮，素行不良的豪紳蔣老虎(蔣士鑣),他懂得外面的新風潮正萬馬奔騰地衝過來，而加入新的革命黨是成為新的領導精英的前提。他開始焦急地對他平時經常責罵的兒子、已經加入革命黨的蔣華説：“民國元年，我也加入過國民黨，現在還是要加入，你就給我介紹一下吧。”蔣華説：“我這裏有空白表格，填寫了就可以去提出，待我解釋一下，諒來一定通過。”當蔣老虎一再表示擔心時，蔣華説：“革命不是幾個人專利的，誰有熱心，誰就可以革命!”30新的識別精英的“傳訊系統”,是靠一張“黨證”而不是科考，也不必擁有多少財富，甚至不必為地方做過什麼貢獻。正如蔣華説的，唯一的資格應該是“誰有熱心，誰就可以革命”。果然，地痞蔣老虎不久即在革命軍到達小鎮時站在最前列。

　　在茅盾的《子夜》裏也提到了黨證作為一種新的傳訊符碼，“一瞧那黑色硬紙片，就知道是‘中國國民黨黨證’;這一樂非同小可”,有這張黨證的，即可稱“黨老爺”,對內可以威懾父親，“他知道有了這東西，便可以常常向老頭子逼出大把的錢來放開手面花用”。31至於對外，茅盾刻畫得很好，“我是有黨證的，我想到什麼衙門裏去辦事!”以前的説法應該是，“我是有科名的，我要到什麼衙門去辦事!”

　　如果用“傳訊機制”的角度來考量，那麼民國建立之後有許多摸索的情形，便不再只是笑談，而是很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如1914年，北京“考知事”,參加者數千人，大多是前清耆宿。32又如1925年，湖南趙恆惕為澄清吏治，也隆重舉辦考縣長，並請章太炎為考試委員長，報名應考者四百五十餘名，預定錄取六十人。考試分甄錄試、初試、複試，前兩者為筆試，複試為口試。第一場所出論題為“宰相必起於州部論”,第二題為“問區田防旱，自漢至清皆有成效，今尚可行否?”33當時頗引起許多新派人士的嘲笑。

　　第七，何炳棣形容科舉制度是“成功的階梯”,非常鮮活地描繪出它的特質。尤其是科舉成功的本質，是一種從秀才、舉人、進士，逐級而上的“縱向機制”。它的傳訊機制的設計是特殊的，基本上依靠文章的好壞而決定是否錄取。在整個過程中，幾乎只是靠着考官及試卷之間的單獨溝通，考生獲得功名與否跟他平時的行為是否合乎規範、是否與他人通力合作、是否參與地方事務、是否組織社會工作、是否參與慈善事業等毫無關係，所以我形容這是一個“縱向型”管道。但廢除科舉之後，出現了一些新的傳訊機制，帶有橫向動員、組織的特質，如黨人發動羣眾、組織羣眾，其他在職業社會中成功的管道亦每每與人羣的各種活動有關，所以形成了我所謂的“橫向社會”。在當時許許多多新傳訊機制都有往“橫向”發展的特質。

　　第八，前面已經提到應該把“名”與“實”分開來考慮相關問題，來關注實際發揮“傳訊”功能的是哪些符碼，也就是廢科舉之前與之後真正發揮“傳訊”的是什麼力量，則有賴於斯通(Lawrence Stone)所説的“人羣學研究”,包括從人羣學的履歷分析中，看出什麼才是真正產生精英的傳訊符碼。34這個工作並不困難。我認為第一個可以着手的工作是分析民國以來不同時期所編印的各種“名人錄”,如橋川時雄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其中所開列的履歷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可供分析。此外，如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或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或國史館所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不一而足。由其中所開列的履歷進行人羣學的統計分析，即可以不太費力地瞭解在廢除科舉之後，舊功名人士後來的出路以及新傳訊機制等相關問題。譬如瞭解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點，社會精英的出身如何?舊功名人士在何時逐漸消失於歷史舞台，新學堂的學生何時接管了原先功名之士的地位，成為社會精英的主角?留日學生及留學歐美的學生呢?以上各種身份的複合體呢?(即一方面具有舊功名，同時又留學日本，雙重出身的讀書人)各種軍校、黨校畢業的學生呢?除了上述之外，人們通常透過什麼樣的網路獲得精英的地位?

　　從許多年譜、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井俊起的《雪苑戇叟憶往》中便有一些比較簡單的觀察。井氏似乎相當關心當時政、軍、官場及其他方面人物的出身，所以每當他提到某人任某職之後，往往會附加一筆説明對方系何種出身。從這本小書中可以看到舊功名人士→舊功名兼留日→以上人物加上法政學堂、各種師範畢業生→新學堂學生→留美學生、軍校畢業生，依序出現在歷史舞台上。35當然這只是一個大概的情形，上述人物往往同時活躍於官場，而北伐之後黨國體制的形成是一個重要的斷限。從此以後，許多原先佔有精英地位的人物，因為無法融入新的黨國體制中而被逐漸邊緣化了。

　　4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跨學科的資源不是為了指導我們如何研究，而是作為同行的夥伴，其任務之一是提醒我們忘了關注哪些現象，並問那些我們早已忘了怎麼問的問題。從這種伴行的關係中，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們注意到原先因為種種原因而忽略的層面及問題。

　　本文試着用傳訊機制提供一套分析語彙，來討論“廢科舉”與近代教育的研究。過去若干有關這個問題的分析框架往往停留在一種機械式的功能論上面。稱頌變革者，固然認為變革應於時用，所以理所當然；質疑變革者，也未嘗不是以舊系統也有其功用、新政策不見得那麼有用等説法來作辯護。圍繞韋伯式問題的討論亦然：韋伯認為科舉所考的內容是經典，不是專業化的知識，所以不理性；反對者則認為，經典知識以及文辭技巧，都是可以轉移的知識，可以在帝制社會行政中應用，所以有其理性。這些討論，都預設了“用”可以直接認知、測量、判斷。“傳訊”(Signaling)的概念，讓我們懸置這種預設，去把握人為決定與事物內容之間種種的關係。當然“傳訊”之成立，也鑲嵌在特定的社會脈絡裏面，不是完全的隨機。

　　本文是從思考一個常見的歷史問題開始的：任何涉及人羣與人羣之間的事務，不管是官與民，聘方、受聘方，買方、賣方，甚至是大橋下等候青睞的零工，在大部分的時候，是不可能一一實際接觸的，其才能是不透明的，一切是未知的、不完整的，無法單獨説明自己的。而且對於什麼是才能的定義也是變動不居的。因為上述特性，所以如果是在人羣中涉及什麼是才能，如何選擇人才，甚至“什麼是真理”,也往往不是“天經地義”或“從天而降”的，它們往往需要靠第三者，靠一種“第三者機制”作為溝聯的平台，科舉或其他許許多多的制度即是例子。

　　“第三者機制”涉及許多問題，如“溝通符碼”的內容及其形成等。藉助“第三者機制”,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推測歷史上許多制度的形成、運作及其限制。藉助“傳訊機制”理論，是希望能增加一些觀看歷史現象的視角，看是不是能提醒自己一些原來不會問或不這樣問的問題。如果把“傳訊機制”中的賣方與買方、聘方與受聘方等轉換成科舉考試中的官方與考生，或是轉換成其他許許多多我們在官、私場合都會碰到的性質相近境況，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原先為人們所忽略的視角與看問題的方式。

　　最後要強調，“傳訊機制”是無所不在的。一個公司如果過度提拔創造短期獲利的員工，它所造成的傳訊效果，可能使得公司上下趨於短利而有不好的後果；36一個政府如果過度提拔作風嚴苛的官吏，也將會造成政治風格的變化；如果政府反覆表揚貞節，那麼社會風俗也將隨之而變，不一而足。所以，人們可以運用傳訊機制來考慮歷史現象的地方是很多的。正如本文中一再強調的，對於經濟學的“傳訊”理論，我只有皮毛的瞭解，基本上是以它作為一個“引子”來開拓我的思考。所以，本文中引申、想象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經濟學傳訊理論的範圍。只是想用這個例子，來説明到別的學科去吸收一點養分是有益的。歷史工作如此，思想史亦是如此。

　　註釋

　　1葉浩:《以撒·柏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第177頁。巴特勒的原文見引於Is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49,125.

　　2伯克説:“我們總是用一個別的東西來定義一個東西”(We necessarily define a thing in term of something else)。請見Greig E.Henderson,Kenneth Burk: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8) 25.

　　3“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System of Rules of Conduct,”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66-81.

　　4隋朝政府為了廣泛的不實人口及規免租賦的現象,而實行“大索貌閲”。“大索”是大搜索,“貌閲”是對人口當面審問。

　　5譬如對明清時代税收的研究,有人便發現在圖甲圖表中有一些總户的户名,從明代萬曆年間直至清末皆保持不變。總户和子户都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家庭單位,族人透過子户—總户的關係向官府納税。參見片山剛,陳志和記錄整理:《明清時代的王朝統治與民間社會——關於兩者接點的户之問題》,《廣州研究》1986年第6期。

　　6Paul Veyne,Foucault:His Thought,His Character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93,59.

　　7Paul Veyne,Foucault:His Thought,His Character,p.99.

　　8Paul Veyne,Foucault:His Thought,His Character,pp.57,95.

　　9Paul Veyne,Foucault:His Thought,His Character,p.102.

　　10James C.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Bernhard Siegert,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Filters,Doors,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 20-22,192-205.

　　12Cornelia Vismann,Files :Law and Media Technology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3Gerge Bernard Shaw,Government Presents Only One Problem:The Discovery of a Trustworthy Nnthropometric Method.” 請參見 George Bernard Shaw,Man and Superman: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 (Westminster:Archibald Constable & Co.Ltd.,1903) 228.

　　14Michael Spence,Market Signaling :Informational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Screening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07.

　　15歷史上有些即是在一般人眼裏最不能視為才能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發揮做正面的作用,在其他情境下卻是微不足道的。譬如,清代皇帝見臣下時每每留下“考語”,每個時代認為可以大用的“考語”多有不同。見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第十一章“歷史檔案中的人物傳記史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89～494頁。

　　16朱敬一、林全:《人力資本論與教育傳訊論》,《經濟學的新視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第77～82頁。

　　17Market Signaling,pp.5-13。我把斯賓塞書中講到市場中徵人與應徵者之間的傳訊設計改換成科舉中的考官與考生。

　　18徐凌霄:《凌霄漢閣談薈》,收于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澤昱、徐禾整理:《凌霄漢閣談薈曾胡談薈》,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76頁。

　　19張舜徽著,周國林點校:《壯議軒日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3頁。

　　20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5頁。

　　21如王錫彤在自傳中説:“李敏修為學務公所議長,王靜波為高等學堂監督。大抵由日本留學生推薦,又由同鄉京官推薦。”見王錫彤:《抑齋自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5頁。

　　22參考張仲民:《“不科舉之科舉”——清末浙江優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非考試莫由”?清季朝野關於己酉優拔考試應否暫停之爭論》,《學術研究》2019年第7期。

　　23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第87～88頁。

　　24呂思勉:《職業教育之真際》,見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4頁。

　　25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15、119頁。

　　26徐珂:《清稗類鈔》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678～1679頁。

　　27請參考徐兆安,“The Fifth Great Chinese Invention:Examination and State Power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Taiwan” (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History,Brown University,2018).

　　28應星:《社會支配關係與科場場域的變遷——1895～1913年的湖南社會》,收於楊念羣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4～238頁。

　　29徐兆安:《以考試清算學校:1920與1930年代中國的教育破產論與會考實驗》(未刊稿)。

　　30葉聖陶:《倪煥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220頁。

　　31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03、105、104、287頁。

　　32“北京考知事者數千人,以知事資格送驗者數千人,加之政治議員、約法議員,率皆前清耆宿。一班清流名士,搜訪無遺……今大局漸定,一班青年志士死者死、逃者逃,中央不一顧及,乃搜求一班亡國之清流以為坐[座]上客,又甄錄一班嗜進無恥、熱衷利祿之恆流以充塞庶位,欲以勤求治理,殆其難哉!”見王錫彤:《抑齋自述》,第203頁。

　　33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818～820頁。

　　34筆者認為近代中國經歷幾次大變之後,士人的生涯安排出現了不循故常的軌跡。最為重大的有幾次,如甲午戰敗之後,一大羣士人選擇放棄早先士人的生涯軌跡,只要略略搜讀一些年譜,即可以看出這個變化,如譚嗣同在甲午之後放棄考據方面的興趣。另一個生涯安排方式的重大變化是廢除科舉前後。在廢除科舉之後,原先擁有各級功名的人,其履歷的軌跡亦產生大變化。

　　3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雪苑戇叟憶往》,1990年,第17～93頁。

　　36Michael Spence,Market Signaling,p.78。斯賓塞認為有九個有關市場傳訊機制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見同書,第110～111頁。

　　37本文是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第一屆思想史高端論壇”上的報告。因為是演講稿，所以未能詳細作注，敬請讀者諒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