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如何四兩撥千斤？_風聞

早上讀了施展的文章，文章的其它部分印象不深，只記住一段：

雖然我們可以自詡身大力不虧，玩得起，但如果能夠找到四兩撥千斤的辦法，總比千斤撥千斤來得更好。而要想找到四兩撥千斤的辦法，首先就得理解西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讀到這一段就能明白底層邏輯了，其它的文字其實都可以不用讀了。

施展的這一論調反映了中國文人千百年的思路。

自秦朝實現大一統後，中國的士（知識分子）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了。

什麼是“士”？

“士”有兩大特徵：

1、士為知己者用。

2、朝秦暮楚。

春秋戰國是“士”的黃金時代，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學文的叫文士，學武的叫武士。

“士”其實是末落的貴族。再末落的貴族也的保持起碼的面子。所以即使韓信餓得吃不上飯，也要隨身帶着劍，劍是身份的象徵。就象孔乙己那個時代，再窮也得穿長衫，不能穿短褂。

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對人才真是求賢若渴，因此文人也很得意，蘇秦張儀成為那時的精神偶像。

因此文人覺得四兩真能撥千斤，張儀憑三寸不爛之舌就能翻雲覆雨。

後來秦統一了六國，士失去了市場，士成為依附統治者的皮毛，皮之不存，毛將蔫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那時交通不發達，文人就算不願意為統治者服務，也沒有能力出走。

因此“士”的兩個特徵都失去了：

1）天下人才盡入我糓，有你不多，無你不少，我憑什麼要禮賢下士？

2）你走到哪裏都跳不出我的手心，不服從者不得食。

相比之下，歐洲長期處於分裂之中，當一國的税收過高時，老百姓就會逃到税收低的國家去。

統治者為了避免税收流失，就會與平民談判，不敢收太多税。

在一些三不管地帶，商人建立城邦，商業得到極大的發展空間。

一些文人得到商人的資助，也從事帝王學術研究，為資本利益服務，頗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

馬其雅弗利的《君主論》在思想上其實也沒有超過韓非。

身邊有個同事是精美，認為中國應該分裂成幾十國家，那樣他就有機會當總理了。

我不知道施展是要學張儀瓦解西方的合縱，還是要學蘇秦指導西方圍攻中國，或者學燭之武， 憑一張嘴退西萬百萬雄師？

如果做不到，那就不用想什麼四兩撥千斤了。

至於國家層面能不能實現四兩撥千斤，那是不勞施展費心了。

只要瞭解下TG百年革命史就會知道，TG不僅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也有在朝鮮戰場上正面硬剛的勇氣。

最後，施展一不小心露了自己的馬腳，認為因為西方商業秩序先於主權秩序，所以應當尊重西方的商業秩序。

以施展的底層邏輯，中國沒有必要進行革命，因為在中國出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之前，三座大山已經存在。施展如張紹一般勸孫權歸順曹操。

以施展的思路，未來跨國企業會象《生化危機》中那樣掌握人類的命運，主權國家啥也不是。

施展頗有汪主席之風，認為應當順勢而為，四兩撥千斤。

但是，中國有不認命的，

毛主席年輕的時候説過：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用；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

當年蘇中七戰七捷，粟裕手中只有一萬多人，其中正規軍只有八千人，敵方有十二萬之多。最後我方奮勇，機動能力超過敵軍，一支軍隊能當兩支軍隊用，才能打開局面。

敵方揮舞着千斤戰斧，我方只有四兩匕首，必然比西萬更勤奮、更拼命，攻敵必救，才能以有限的資源打敗西方的圍剿。

現在西方對我們實施車輪大戰，輪番對我們實施制裁，今天歐洲制裁我們四個人一個機構，明年英美加制裁兩人，希望我們疲於應付。

我們如果五天後才加倍反制，其實已經失去了輿論影響力。

應當在西方第一輪制裁後兩個小時內先反擊第一波：制裁兩個人一個機構，然後每兩個小時追加兩個人和一個機構。這樣十個小時內製裁十人五個機構。讓西方的媒體疲於應付。

不要怕制裁錯，亂拳才能打死老師傅。西方滿嘴謊言都不怕錯， 我們怕什麼？

如果五天後才反制，那時西方媒體已經休息了五天了，已經想好了應對之策，我們的反制被他們提前給稀釋了，最後白宮反而倒打一鈀，説中國挑起棉花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