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者的自得與墮落_風聞

最近播完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主要展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批知識分子的形象。

這批“五四”知識分子，他們被後世某些人稱為“啓蒙”者。如果説他們有“啓蒙”意識的話，那麼有的是出於憂國憂民的焦慮痛感，如李大釗、毛澤東那樣的平民化知識分子，有的則主要生自俯視大眾“愚氓”的“高級”優越感，像胡適之類“精緻”化文人。

前者，“李大釗”們，想要喚起大眾齊努力，改變不適應時代的舊的國內體制以及強蠻不公正的國際秩序，拯救民族危亡；後者，“胡適”們，則欲圖在依附舊有體制以保證自身羽毛完整漂亮的前提下，用西方“文化”來“和平演化”政治、文化思維，使中國走上服膺西方、依從強蠻的道路。

實際上，前者並不以高高在上的“啓蒙”者自居，而是腳踏實地地進行社會動員和社會革命。後者自命為“啓蒙”者，但實際上只是一些躉賣外來“文化”的文業買辦。

歷史的結果眾所周知，是前者獲得了成功，建立了新中國。對此，後來的一些“胡適”們很不甘心地、念念叨叨地埋怨“救亡壓倒啓蒙”，或雲“革命壓倒啓蒙”，又或雲“革命壓倒民主”。

不過，到西元上世紀八十年代，“胡適”們又一時揚眉吐氣、極為自得起來：他們依附某種政治，逐漸實現了文化藝術乃至政治思想方面一定程度的“反動”（“反動”在這裏取其在物理學中的含義，指反向運動），並利用文宣權力，把自己們封為了新時代的“啓蒙”者。

這種自封“啓蒙”者的宣耀，在文藝領域最為理直氣壯、大張旗鼓。那年代盛興一時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反思文學”之類，表面上看來題材五花八門，寫法各式各樣，但中心內涵一言以蔽之：塑造“啓蒙”者的“光輝形象”。比如，《班主任》中那位張老師在石紅家裏被“文化矇昧”的學生們眾星拱月般地環繞，《靈與肉》中那個“摘帽右派”許靈均放棄成為“先進發達”的美國人的機會留在牧場之“感天動地”，《從森林裏來的孩子》中那位被“放逐”的梁啓明用優美的音樂“感化”伐木工人的兒子孫長寧和全體伐木工人，等等之類，無不竭力塑造着“具有個人魅力的知識分子英雄典型”。

與之前的新中國經典革命文學中英雄出自於羣眾、英雄與羣眾血肉相融的關係截然相反，這些“知識分子英雄典型”與大眾之間呈現的是權威—服膺關係結構：“知識分子英雄”是主導，大眾不過是被動的受“啓蒙”者、被“感化”者；“知識分子英雄”居高臨下地按自己的意志下達指令，大眾則只能竭力去學習、領會、實行；“知識分子英雄”悲天憫人地教育、點化大眾，大眾則靠這憐憫幸運地免於“在矇昧的黑暗中徘徊”。如此這般，新時代的“胡適”們充分實現了自己“精英主義”的滿足感和成功幻想。

相較而言，“啓蒙”者在政、經領域不能這麼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只能“含蓄”地營造“知識精英”的“國際化、現代化”形象。

不過，時過境遷，大眾已逐漸發現了“啓蒙”者光鮮背後的虛偽與糟污。“啓蒙”者們也最終還是踢開了自己虛構的“英雄聖壇”，展現出本來面目：有的政、經“啓蒙”者們以政助商、以商附政，“冠冕堂皇”地蠶食、竊奪新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積累的公有資財；文化“啓蒙”者們則或沉溺於自戀、自娛、怨天尤人的書寫裏，或放縱在情慾色意的露癖中，更有奔着西人的“文學獎”賞賜而寫自污文、寫“日記”的。更有甚者，一些“啓蒙”者已墮落到實質上為西方反華勢力代言、張目的地步。

“啓蒙”者們從“英雄”的自得到不堪的墮落，其間並沒有難越的障礙，幾乎是順理成章。

“啓蒙”者們墮落的結果，到現在已是“地球人都知道”：他們許多人成為了公知。

實際上，這類“啓蒙”者，或曰公知，是亟待用人類基本文明常識去啓蒙的一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