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源：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評價_風聞

作者：李曉鵬

重述偉大中華史第四卷2—6

公眾號才更新不到2小時

革命之源：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評價

以南京城破、李秀成被殺為標誌，太平天國運動算是失敗了。對它的評價，一百多年來始終存在着巨大的爭議。

清廷方面，當然堅決誣之為“賊”，竭力污衊其搶劫殺戮、禍害天下。以“衞道”自居的曾國藩等人，還額外注意強調太平軍所信仰的拜上帝教教義的荒謬及其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破壞。

但是，中國人民反抗清朝反動統治的革命鬥爭並不會因為太平天國被鎮壓而終止。在洪秀全的老家花縣附近大約只有幾十裏的地方，很快就又出了一個著名的革命家孫中山。孫中山在很小的時候，就從村裏的老人們口中，聽説過很多太平天國抗清的故事。投身革命後，他很喜歡自詡為“洪秀全第二”。孫中山説，他和洪秀全有好多地方很一致，包括從西方學到了新知識、主張推翻清王朝、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等。

在北美的時候，孫中山為了爭取洪門組織的支持，授意劉成禺編寫《太平天國戰史》，並親自作序。他極力讚揚太平天國運動為中國民族大革命的輝煌，並將洪秀全類比朱元璋，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吾黨宣傳排滿的好資料”，讚揚洪秀全是“揚漢皇之武功”。

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於1929年完成北伐統一。為了強調自己對孫中山遺志的尊崇，凸顯自己孫中山繼承人的地位，蔣介石指示民國政府通過了《禁止誣衊太平天國案》，嚴禁在一切書籍、雜誌、報刊、教材上攻擊太平天國，並將滿清時代的各種辱罵太平天國的文字資料全部查禁。

比較諷刺的是，蔣介石後來又成了曾國藩的鐵桿粉絲，完全背叛孫中山的革命理想，把他的中華民國政府變成了跟滿清一樣的反動政權，很快被新一輪的人民革命推翻。

新中國成立後，用基於階級鬥爭的“革命史觀”對中國歷史進行了一輪大規模的梳理。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中國古代和近代史上幾乎一切形式的底層暴動都被認為是正義且光榮的行動，暴動領袖也一律被認為是偉大的英雄人物。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面的核心地位，各種人民革命的先進程度也就依據其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重視程度來進行排列。太平天國在1853年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把土地等各種生產資料收歸天父天王所有，然後再把土地平均分配給人民耕種，但耕種的土地收成仍然要由政府統一分配。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公有制+配給制”形式。由此，革命史觀便將太平天國運動認定為 “中國農民起義的最高峯”，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國的最高領袖也被推上了神壇。相反，朱元璋、劉邦這些真正領導人民革命取得勝利、開創了偉大太平盛世的英雄人物，則因為沒有大力推行土地公有制而被認為是革命的“叛徒”，他們建立的政權被認為是地主階級篡奪了農民起義領導權的產物。

對朱元璋、劉邦等人的評價，我們在第二卷中已經講過了。我們的結論很明確，他們不是革命的叛徒，而是善始善終的偉大革命領袖。中國古代人民革命的最高峯是朱元璋領導的元末農民起義，第二高峯是劉邦領導的秦末農民起義，第三高峯是西漢末年和王莽新朝的農民起義，第四高峯是隋末農民起義。這四次偉大的革命，創造了明朝、西漢、東漢和唐朝這中國古代四個偉大王朝。後邊不管怎麼排，太平天國排名肯定是在第四名以後了。因為我們評價革命成就的標準，絕不應該是看它喊出來多麼漂亮的口號、提出了多麼高大上的綱領，而是它所實際取得的成就。太平天國革命固然偉大，但它終究是失敗了，它提出的綱領先不説好不好，壓根沒有實踐的東西對革命而言是作不得數的。

由於基於階級鬥爭和生產資料決定論的革命史觀把太平天國運動抬得太高，最後的結果是讓它有點“下不來台”。

太平天國運動存在着很多很嚴重的內部問題，包括領袖人物的特權和腐化、嚴重的封建等級制、宗教極端舉措對人民權利的踐踏、一神教意識形態對中華文明的污衊和破壞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到了足以讓它走向失敗。這些問題絕不是可以用“反動階級的污衊”或者“農民運動必然存在的缺陷”能夠解釋得了。或者説，如果我們把它們理解為“農民運動必然存在的缺陷”，那就是對整個中國古代人民革命的抹黑，因為它是最高峯，而前邊四個孕育了漢唐明盛世的革命都不如它偉大，那這四大革命的缺陷就會更多更嚴重。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中間的邏輯鏈條是：太平天國的古代農民起義的最高峯——太平天國存在諸多證據確鑿的嚴重問題、洪秀全個人品質問題很多——其它革命還不如太平天國——這些革命建立的王朝很糟糕、革命領袖如朱元璋劉邦等連洪秀全都不如。

在改革開放以前，意識形態管制比較嚴格，這個邏輯鏈條很少有人敢講出來。但是隨着越來越多關於太平天國的負面材料被挖掘和公開，人們發現，沿着“太平天國是中國農民運動的最高峯”這個邏輯鏈條往下走，它反而成了抹黑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甚至挑戰人民革命正義性的一個重要武器。

要解決這個問題，給予太平天國運動實事求是且不偏不倚的評價，至少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對革命史觀做出修訂。

第一，要明確對我們評價歷朝歷代人民革命功績的標準不是旗號和綱領，而是實際取得的成就。革命是解決現實問題的，不是用來畫餅充飢的。因此，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絕不能捧太高，它排不了第一，前三都進不去。

第二，要正確認識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中國人民革命鬥爭中的地位。不是公有制搞得越激進，或者公有制的口號喊得越響亮，革命就越先進。

人民革命目標需要反映人民的真實訴求，根據其所處時代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只是一種產權安排。從歷史實踐來看，在關係到國民經濟命脈和基礎民生保障的領域，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的產權結構可以較好的發揮作用；在普通商業和日常消費品生產等領域，私有制為主、公有制為輔的結構比較好。而且，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技術水平下，二者的最佳分工方式和比例是不斷變化的。不存在公有制比例越高越好的這種絕對標準。

總的來説，並不是建立公有制，人民革命就成功了；不搞公有制，人民革命就只能被地主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篡奪領導權——這是一種基於錯誤理論的錯誤推論。

《天朝田畝制度》是《待百姓條例》的改良版，“物物歸上主”的本質不是公有制，而是神權所有制，即萬物皆歸天父天主的意思。《天朝田畝制度》裏邊還有關於定期做禮拜、聽講聖經、分男行女行等荒謬內容，總體而言是一部基於宗教幻想的一神教建國綱領，不是人民革命綱領。這裏邊有沒有體現革命訴求的內容呢？有的，但這部分內容並沒有什麼特色和創新之處。把《天朝田畝制度》中的神權所有制、宗教禮拜制和封建等級制這些它最有“特色”的核心內容去掉以後，剩下的諸如優化政權建設、改善社會公平、推動民生幸福等方面的內容，是幾乎所有人民革命運動都會提出或踐行的目標。沒有《天朝田畝制度》做指導，革命者也知道如何建立公平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行政税收體系——劉邦和朱元璋就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們領導建立的國家制度比《天朝田畝制度》高明和完善不知道多少倍。

以上兩點其實在我們的前三卷都已經講過了，不再細説。而第三點則更復雜一些，之前沒有提過，需要從頭説起。

第三點，就是要理清楚宗教和革命的關係。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尤其突出的就是便是要講清楚拜上帝教創始人洪秀全和整個運動的關係。

現在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看法，無論肯定還是否定，都把它和洪秀全捆綁在了一起：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必然傾向於從總體上肯定洪秀全是偉大的革命領袖，最多不過是有一些不重要的缺點；否定洪秀全的，必然傾向於否定整個太平天國運動。而本書的觀點則是：在否定洪秀全的同時肯定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與中國古代的諸多人民革命運動相比，有一個極大的特殊性。它是西方一神教傳入中國後，與人民革命相結合的產物。這種一神教意識形態引發的底層革命，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神教意識形態在革命初期為太平天國運動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越到後期，其負面影響就越加突出，最終變成了一個大毒瘤，毀掉了整個運動。要正確認識太平天國運動，就必須要把一神教意識形態與人民革命訴求分開，把太平天國運動的名義領袖和宗教導師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運動中那些真正人民革命英雄們分開。不否定一神教意識形態，不否定洪秀全，就無以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無以肯定這場革命中真正的英雄和領袖人物。

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這些真正的人民革命英雄都是跟洪秀全的路線方針對着幹的，他們或者被洪秀全殺掉、或者被洪秀全趕走、或者被洪秀全架空。洪秀全成了偉大領袖，那他們是什麼？他們與洪秀全矛盾衝突的地方是革命的關鍵問題還是細節問題？在這些矛盾衝突的方面他們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他們反對洪秀全是出於個人野心搞分裂還是因為堅持革命原則？這些問題回答不好，我們就沒法正確評價太平天國運動。一個多世紀以來，之所以沒人能把太平天國的功過是非理清楚，核心就在於沒有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關係分清楚。不對洪秀全的錯誤路線進行徹底的批判，並把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路線與它劃清界限，我們就無法公正的評價太平天國運動。

要理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思考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為什麼會有底層革命？為什麼底層革命能夠取得成功？

從直觀上來看，老百姓造反就是活不下去了，吃不飽肚子就要造反。這個回答看起來有道理，其實僅限於中國。中國古代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會造反，其它國家古代老百姓就算活不下去了也不怎麼造反，或者説，活不下去就造反的比例太少以至於成不了氣候。依靠底層革命直接推翻一個國家政權建立一個新政權這種事情，二十世紀之前只在中國發生過。所以，這個答案不全對，還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

古代中華文明，至少從周朝開始，就是個世俗文明。儘管中國人對鬼神之説，多多少少是相信的。但跟西方基督教國家、中東伊斯蘭教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國家的民眾相比，中國人對鬼神的態度總體而言是實用性的，要求神仙菩薩為人民解決世俗生活的實際問題，比如求雨、求子、長壽等等，只有能好好為人服務的神仙，才能獲得尊重、享受人們的供奉。總體而言，中國人不是為了獲得轉世或者永生而犧牲今生今世的幸福去供奉神仙。在中國，宗教信仰是為世俗生活服務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中華文明是世俗文明，而大部分其它古代文明都是神聖文明。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民才會因為受到政權的壓迫而發動革命。在被宗教統治的古代神聖文明國家，人們普遍被宗教洗腦，把死後的虛幻世界看得比現實世界更重要，相信世間萬物包括社會結構都是神靈的安排，統治階級不管怎麼壓迫他們，他們也不會反抗。個別的零星的反抗有，但不能一呼百應，成不了氣候，沒辦法推翻一個國家政權。神聖文明中的政權，只會因為統治階級內部腐朽衰落，然後被其它國家或蠻族消滅，無法通過革命來實現文明的內部更新。

成功的底層革命即使在中國也只在秦朝建立大一統國家之後才開始出現。它是人類文明史中極為罕見的現象，產生條件極其苛刻。

首先，它需要底層人民能普遍認為現有統治秩序不公平，並能夠正確理解個體苦難與社會制度的關係、個體生命與他人利益的關係，願意為了改善親人、後代乃至非親非故的普通人的生活幸福而鬥爭和犧牲。這就要求社會意識形態的世俗化。在古代西藏，統治階層對待老百姓極為兇殘，經濟上的剝削已經登峯造極，但這都還不算什麼，統治者還會大量活取農奴的人皮、頭骨來做法器，其手段之兇殘令人咂舌。但上千年來，農奴們幾乎從不反抗，因為他們相信宗教宿命和轉世輪迴，不管是對自己遭受的困難和親人遭受的苦難，都認為是神的安排。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農奴革命不可能發生。其他宗教立國的古代文明，也是同樣的情況。中世紀的歐洲，人民生活再苦也不會造反，因為他們相信這都是上帝的旨意。一直到近代世俗國家體制全面建立以後，成規模的革命才開始在歐洲出現。所以法國大革命震驚了整個西方，因為西方統治精英集團在此之前根本就沒有人民革命的概念。跟他們説老百姓活不下去或者覺得社會不公正會起來造反會被他們笑死。西方文明史中的上一次大規模人民革命還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羅馬共和國時代。那個時候的羅馬還沒有把基督教立為國教。現在很多中國學者也跟着西方學者一起“震驚”，把法國大革命看成人類歷史上了不得的驚天鉅變，把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奉為研究革命的“聖經”，其實法國大革命連兩千年前秦末農民起義的成就都沒有達到，這種事情對中國而言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第二，它需要底層人民能理解公平和自由。不懂得什麼叫自由的人也就不會懂得反抗。世代為奴的人，再怎麼被殘酷迫害也不會主動造反，必須經過革命先行者或啓蒙者的教育才能懂得反抗。羅馬時期，曾經爆發過著名的斯巴達克斯奴隸大起義，但斯巴達克斯和他的夥伴們之前是自由人，並非生而為奴隸。他是巴爾幹半島東北部的色雷斯人，羅馬進兵北希臘時，在一次戰爭中被羅馬人俘虜，被賣為角鬥士奴隸。他和他的夥伴們知道自由是什麼樣的，才會不甘心做奴隸的命運，奮起反抗。中國人民有過長期自由生活的體驗，並通過民間傳説等形式，將歷朝歷代爭取公平自由的英雄人物變成故事世代傳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成了家喻户曉的諺語，才有了大規模底層革命的文化土壤。

——第一條和第二條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合為一條。它們都説明，並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就會造反的。活不下去，而且覺得不公平，還對公平和自由擁有憧憬和嚮往的人民才會大規模造反。

第三，革命成功還需要底層人民有跨越較大地域的階級認同感。也就是説，底層人民能不分地域聯合起來鬥爭，組成大規模的革命軍團，才可能推翻一個國家政權。如果底層人民互不認同對方屬於同一類人、有着共同的命運，那革命就會失敗。如果山東省的革命隊伍走到河北，河北老百姓認為是外族入侵，這樣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在封建制國家，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為封建領主們彼此之間是比較容易聯合起來鎮壓革命的，而人民被限制在一個一個的封建領土內，眼界狹隘，語言文字文化習俗等差異巨大，以為出了領地就是異國。小規模的反抗就算能戰勝某一個封建主的武力，也很容易就周邊的封建主們聯合起來鎮壓。只有在秦朝建立了大一統國家之後，書同文、車同軌，即使非統治階級也有很多機會在整個國家的範圍內流動。像劉邦這種革命領袖人物，在造反之前負責組織本地人民去咸陽服勞役，這就是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劉邦和他帶的人都從中長了見識，沿途跟各地人民有了交往交流。這樣，各個地方的底層人民彼此之間才能視為同一類人，知道大家都遭受同樣的壓迫。打起仗來，劉邦的山東兵殺到陝西去，陝西的老百姓也願意支持同樣出身底層的革命軍隊，而不會感覺是本國遭到了外敵入侵。陝西人願意參加山東人組織的軍隊，大家能在同一支軍隊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戰鬥，這才能推翻一個大一統政權。西方近代全球殖民體系建立以後，大規模的革命還需要全球革命者的協同才能成功，所以馬克思才會高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第四，它需要底層人民具備較強的自組織能力，並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與知識分子階層結合。中國古代王朝都在組織開礦方面比較謹慎，因為礦工們會在生產過程中學會如何組織起來。元末農民起義的爆發，最先就是元朝從全國範圍徵發勞工去治理黃河。治理過程中，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青壯年學會了如何有組織的勞作，然後他們就被組織起來幹革命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力量，其中就包括了貴縣的許多礦工，其領袖便是秦日綱。他們人數不多，起義剛開始的時候勢力不大，秦日綱也就沒機會封王。但隨着戰爭的進行，這批人因為非常善於組織起來團結作戰，其戰鬥力顯著高於其他部隊，屢屢立下戰功，秦日綱也才因此成為永安建制之後、天京事變之前唯一被封王的將領。

怎樣才能把人民高效的組織起來，是革命的一個大學問。在革命隊伍達到一定規模以後，大量有知識的人才加入成為組織中堅，革命才能持續發展壯大。朱元璋以文盲鬧革命，淮南地區底層農民是主力，但發展壯大以後，大量吸收劉伯温為代表的浙江文人精英加入，才把政權建設完善了起來。同時也為明朝建立以後淮右軍事集團與浙江文人集團的政治鬥爭埋下伏筆。

滿清為了更好的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長久的以野蠻落後的少數統治文明進步的多數，也就針鋒相對的從這幾個方面着手來制定統治政策。

首先，對“道統理學”思想進行改造，去其精華、取其糟粕，建立了 “忠君理學”意識形態。忠君理學雖然不是宗教，但在束縛中國人思想方面也有與一神教類似的效果。這一點我們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就講過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頭號“功臣”曾國藩，就是“忠君理學”意識形態工程的完美產物。同時，清政府也廣泛利用各種鬼神迷信思想來矇蔽人民，讓他們相信自己所受的壓迫是命中註定——不過這一招是歷朝歷代普遍使用的招數，並非清朝特色。

第二，在滿漢結合的軍政體系之下，再進一步利用宗族制度來控制基層，讓中國人被宗族劃分成為一個一個相對孤立的小團體，以宗族意識消解階級意識。人民從小生活在宗族以及基於宗族的保甲體制的嚴格控制之中，缺乏天下國家的概念，不同宗族之間的人彼此形同異族，難以實現跨宗族的階級認同；

第三，以野蠻的酷刑來嚴格禁止異姓結拜兄弟、禁止拜師學武、禁止一切形式的非官方結社行為和集體意見表達，全面消解中國人民的自組織能力。

——在第二條和第三條做法共同形成的嚴密高壓統治之下，中國人民越來越難以體自由的滋味，習慣於奴隸式的生活，也就很難再產生反抗的念頭。

第四，用“文字獄”為代表的思想文化專制來製造普遍的文明倒退，讓中國人從文字和書本中除了忠君理學以外無法學到有用的知識，尤其是關於反抗和組織的知識；讓更多的中國人變成文盲和半文盲，以至於根本就無法從書本中學習任何知識。這樣，中國就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能看書寫字但是被忠君理學洗腦的人，一種是不會看書寫字的文盲。前者可以做滿洲統治的幫兇，後者就會因為愚昧無知而不懂得反抗。知識分子與底層革命者的結合也變得尤其困難。

這些招數非常有效。清王朝的存在時間因此大大超過了元朝。也可以説，上千年的中國古代史，革命與反革命兩個方面的水平都在不斷進化。清王朝，就是鎮壓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古代社會進化所能到達的最高峯。它將野蠻民族的殘暴、理學思想的深度思辨、皇權體制的高效融為一體，對人民的反抗，屠殺的最狠、洗腦也最厲害，在硬的和軟的兩個方面都幾乎做到了極致。

面對這樣一部嚴密的專制機器，要想通過底層革命來推翻它，就比推翻元朝、秦朝、隋朝、唐朝、漢朝都要困難的多。

——當然，忠君理學説到底也還不是真正的宗教，其中的理性成分比一神教、佛教、印度教高得多，對人的麻痹和欺騙能力也就要差一些；清政府的統治固然野蠻殘暴，但説到底也還是一個世俗政權，不是宗教政權，它也承認自己有保障民生幸福的義務，也就是説——雖然大家都不能公開説出來，但心裏都能想得到——如果它未能履行這個義務，人民便有權反抗；最後，再嚴密的“文字獄”也只能解決文字問題，對底層人民以非文字的形式傳承的各種民間故事則無能為力。所以，中華文明在滿清也不算是中斷了，只是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出現了嚴重的倒退。中國人民的反抗仍然此起彼伏，而不是被消滅。只不過，要想取得成功——至少是形成規模——則非常非常困難。即使朱元璋、劉邦再世，按照他們的水平和方式來組織革命，恐怕也難以再次取得成功。

歷朝歷代的底層革命，在其剛開始的時候，都要藉助於某些迷信思想。比如陳勝吳廣起義，要先搞一個“魚腹藏書，篝火狐鳴”；元末農民起義，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先要刻一個獨眼石頭人埋到黃河河道里，上邊寫上“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又利用白蓮教的教義，宣佈韓山童是“彌勒轉世”，這才發動了紅巾起義。這些都是因為古代社會底層老百姓有迷信思想，對天命鬼神之説多少有些畏懼。搞點迷信活動，打破大家對當權者受神權庇護的擔憂，有利於增強大家對革命勝利的信心。不過，這些行為對革命而言只是輔助性的，不是決定性的。純粹靠煽動迷信思想來幹革命，肯定幹不大。政教合一的國家從來沒有成功的底層革命，就是明證。革命能發動起來的前提，首先是大家認為社會不公平、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先有了一個要造反的念頭，但是存在一些疑慮，才需要在最後關頭由領袖人物出來通過搞點迷信活動，作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點燃革命之火。而不是大家本來不想造反，被迷信思想洗腦了，才決定造反。誰在前誰在後，誰為主誰為次，這裏邊的關係千萬不能混淆了。

古代革命需要利用迷信思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革命初期，領袖人物缺乏權威，也需要以迷信活動來先行樹立權威，帶着大夥兒先把革命事業幹起來。幹起來之後，領導人物也需要接受革命的檢驗。能帶領人民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人，就會逐漸的脱穎而出，成為享有權威的革命領袖。通過戰爭來取得權威的新一代領袖，就不再需要迷信活動來製造和維持自己的權威了。於是，最開始被利用的鬼神之説就會被拋棄，世俗化的領導集團出現，並最終建立一個世俗化的革命政權。

由於鬼神之説和戰爭能否取勝之間實際上沒有關係，如果那些最先利用迷信活動取得權威的革命發起人不能儘快摸清楚革命戰爭的規律，就會失去領導權。

所以，宣傳狐狸會説人話的陳勝吳廣失敗了，劉邦成了最後的勝利者；宣傳“彌勒佛轉世”的韓山童、劉福通失敗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元璋成了最後的勝利者。革命戰爭對領袖人物的優勝劣汰是一種必然現象。人民革命從來都不是誰在一開頭是領袖，然後就可以永遠是領袖。革命者絕對沒有對不具備領導才能的、或者戰略路線錯誤的領袖個人效忠的道德義務。朱元璋剛開始也是紅巾軍中的一員，如果他抱着“彌勒轉世”的説法不放，自己明明是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卻“温良恭儉讓”，不堅決掌握最高權力，而是擁護不具有領導能力的韓山童後代當皇帝，那就是愚蠢而不是謙虛，是對革命事業不負責，就會失去人心，讓革命走向失敗。

——一般而言，利用宗教迷信建立權威的領導人，水平遠遠不如戰爭實踐篩選出來的領導人，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也是我們理解太平天國運動的關鍵。

太平天國的情況在這一點上與歷朝歷代的革命一樣。人民羣眾之所以要參加拜上帝教鬧革命，根本原因是他們覺得現有的統治秩序不公正，一直以來就想要反抗，但還心存疑慮，而且沒有找到合適的形式組織起來抗爭。拜上帝教的作用，就是鼓勵大家打破對諸如“甘王廟”等官方宗教迷信的欺騙，用支持造反的宗教迷信對抗鎮壓造反的宗教迷信，獲得革命勝利的信心，並且快速樹立一個領導權威來組織革命。如果在底層人民心中沒有對現實統治秩序的強烈不滿，拜上帝教也就不可能組織大家起來革命。大規模的底層革命，都一定是先有普遍的革命意願，再有宗教的煽動和組織發揮作用；而不是先有宗教煽動，然後大家才產生革命意願。革命組織起來之後，接下來的邏輯，就是逐步通過戰爭來對領袖人物進行優勝劣汰：路線正確、能帶領大家走向勝利的人就應該地位逐步上升，路線錯誤、領導能力低下的領導人就應該被逐步淘汰。然後，新的領導人就像朱元璋拋棄白蓮教、拋棄“彌勒轉世”的傳説一樣，逐步拋棄拜上帝教和“上帝之子”這樣的宗教迷信思想，提出清晰的人民革命綱領，建立世俗化的革命政權，最終領導革命取得勝利。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未能完成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宗教迷信思想在早期樹立起來的領導權威，沒有被通過革命戰爭成長起來的革命權威成功替代。這個關鍵性的轉變沒有完成，主要原因在於這一次的造反宗教跟之前的大不一樣，它是一神教而非多神教。一神教的特點我們在第三卷介紹過，它跟多神教的關係主要不是神靈數量多和少的關係，而是信仰體系先進完善和原始落後的差別。一神教內部的最高宗教權威一旦樹立起來以後，信眾的思想會高度統一，要想動搖會非常困難，基本就不可能。

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會選擇一神教為最初的動員思想，或者説，清朝最大規模的底層革命會在一開始以一神教作為革命意識形態，跟我們在前面講的清朝特殊的嚴密而又野蠻的統治體系密切相關。在這個體系下，本土的反政府意識形態要實現大規模革命動員極其困難，很容易被官府察覺並血腥鎮壓。像天地會這種組織，儘管在保密方面幾乎已經做到了極致，也必須分散成為一個一個相對獨立的堂口，才能逃脱滿清專制羅網的搜捕。過度的保密和分散，讓天地會難以形成強有力的領導中央和跨地區的大規模聯合。嘉慶年間的白蓮教大起義，也有類似的問題，即缺乏權威的統一領導，儘管聲勢浩大，卻被分散的宗族士紳團練武裝搞得束手無策。

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相對於白蓮教和天地會，有兩大優勢。

第一，它來自於西方列強在中國大力傳播的基督教，可以利用基督教的外衣來為自身發展提供掩護。

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就有大量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到了清朝也一直沒有中斷。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見識到了洋人的厲害，兩廣地區官員大都害怕得罪洋人給自己惹禍上身，對基督教的傳播自然不可能像對待本土民間宗教那樣，動不動就指為邪教予以血腥鎮壓。不要説政府殺掉傳教士，就算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死了，死因説不清楚，地方官員都可能要背責任。在天平天國起義之前，西方傳教士就已經到廣西傳過教了，地方官員並不敢幹涉，有民間與傳教士衝突的，還往往偏袒傳教士，息事寧人，以免引發外交事件給自己找來大麻煩。洪秀全砸了甘王廟，轟動一時，地方士紳恨之入骨，還把馮雲山抓起來送官。但官府收到人以後，卻一直不處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馮雲山辯解自己是在傳洋人的基督教，還把《聖經》拿給縣令看了。直到現在，大部分人學習過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也搞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區別，更別説清朝的地方官員了。若是一般本土民間宗教，縣令很容易就可以殺掉馮雲山結案，還可以向上彙報自己破獲了邪教大案，以此表功。但對洋教，則不能不小心處理，關押審理了很久，才想出來一個“踢皮球”的辦法——將馮雲山押送回原籍處理，讓馮雲山得以半路逃脱。而洪秀全在馮雲山被捕以後，就返回廣州想要找基督教會幫忙營救，其實也是想要藉助洋人的力量來掩護拜上帝教發展。類似的情況，在廣西廣東等地官員處理拜上帝教相關事件的過程中也必然會發生。其它本土宗教，稍微搞出點動靜，就會引起官方重視，然後捉拿其領袖、搜捕教眾，砍掉一批腦袋，就算是破獲了大案要案，可以立大功的。拜上帝教有“洋教”做庇護，才能在廣西廣東大規模傳播，到處設立分部，還跟團練起衝突，卻一直沒有引來官方的大規模鎮壓。等到它都發展到能跨省跨州調動兩萬多人、訓練出一萬多正規軍（超過了廣西全省綠營總兵力）的時候，官府才如夢初醒，開始動手，但為時已晚。

第二，它是一神教，其傳播和組織動員能力遠遠超過多神教，有利於快速建立起一個享有很高權威的領導中樞。

拜上帝教眾紀律嚴明，在起義之前能隱忍不發秘密發展，決定發動起義以後又能快速集中，並很快訓練成正規軍。清軍在一開始把金田武裝當成天地會、白蓮教起義隊伍的戰鬥力水平去組織鎮壓，吃了大虧。等到搞清楚情況以後，太平軍也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初創時期，成了一支成熟的、大規模的革命軍隊，再要想快速鎮壓下去就不可能了。

總之，清末最大規模的底層革命選擇了一神教作為其進行革命動員的意識形態，是清王朝嚴密野蠻的專制體制和西方列強殖民入侵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神教為這場偉大的人民革命衝破滿清的專制羅網、快速成長壯大提供了重要的庇護和支持，但正所謂“禍福相依”，它同時也為革命的失敗埋下了禍根：當人民革命的英雄們在取得了革命的初步勝利之後，想要擺脱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縛，建設符合中國人民需要的世俗化革命政權的時候，卻遭到了宗教勢力的瘋狂反撲。宗教勢力就好像潛伏在人體頭部的可怕病毒一樣，直接摧毀革命的指揮中樞，奪取最高領導權，讓整個運動瞬間癱瘓，此後便病入膏肓、無藥可醫。楊秀清不僅是一個人在戰鬥，它的東王府僚屬實際上是整個太平天國的中央政府，裏邊有軍事參謀部門、情報部門，還有管理民政的各個部門，相當於今天的中央軍委加國務院。把東王下屬全部殺光，就是把太平天國的中央政府一夜之間徹底摧毀。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在外部強敵環繞的時刻經受得住這種衝擊。洪秀全篡權成功以後，把一個成熟的、久經考驗的軍政指揮中樞全部換成他身邊的那一小撮宗教神棍和馬屁精，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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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曉鵬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偉大中華史》（原名《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本書全文在公眾號“李曉鵬博士”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