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這麼久的“十四五”，能解決內卷？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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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華社《半月談》發表了一篇文章，直指在大城市中得過且過、失去奮鬥意志的高學歷年輕人。並把他們稱之為城市“蹲族”。

　　言論一出，爭議四起。

　　文中所定義的城市“蹲族”，可以視為**“三和大神”的寫字樓版本。只不過“三和大神”是在網吧和臨時工地之間反覆跳躍，城市“蹲族”則是在出租屋和寫字樓**之間來回穿梭。

　　他們的共同點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湊合着過，並保持着極低的消費習慣。

　　**“只要不花錢，就沒人能強迫我上班”**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有人把這個原因歸結為社會問題，政策原因，並提出了**“疑問三連”**，且收穫了最多的點贊。

　　也有不少人“共鳴”跟帖，認為自己小時候是補習班，長大後是996，都是生活在高壓下，暫時的“下蹲”是在思考未來的選擇和工作的意義。

　　這不是個例，文中還指出，原本標誌性出現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城市“蹲族”，已在二三線城市蔓延開來。

　　與城市“蹲族”相比，越來越多的高學歷者，不是“就地躺平”，而是選擇“放低身段”，向下俯衝。

　　不久前，深圳中學公佈的2020年新入職教師名單顯示，該校新入職老師共66人，其中碩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後）6人。有17人畢業於北大，16人來自清華，同時不乏來自劍橋、牛津等國外頂尖高校的畢業生。

　　這也不是個例，除了深圳，放眼全國，廣州、杭州、武漢等地中小學都在大力招聘清華北大碩士、博士生進入教師崗位。

　　除了進中學之外，這些清北碩博對街道辦也青睞有加。

　　杭州市餘杭區政府就曾公開表示，自2017年至目前，至少有102名清北碩博來餘杭區工作。

　　以前流傳一句話，“清北高材生跑部委”，現在變成了街道辦。

　　把這些現象聯繫到一起，我們不得不承認，內卷正在向高端人才蔓延。

　　內卷是近兩年流行起來的詞，可以狹義理解為，社會新增的就業崗位，跟不上人才增加的速度，導致競爭越來越激烈，待遇降低。

　　我本不願意提這個嚴肅而又龐大的話題，但是近日研讀“兩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發現：

　　十三五期間，因擴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51.6%。而十四五期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提高到60%。

　　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會越來越嚴峻、內卷愈演愈烈？

　　仔細研究《綱要》之後，我卻發現，背後有着一個天大的局。或者説，這是一個已經預謀很久，還將繼續下去的大局。

　　此事，關乎這屆年輕人找不找得到合適的工作，以及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

　　01

　　有沒有想過，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為什麼能夠快速承接美國等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鏈，成為“世界工廠”？

　　是國際環境？國家政策？還是引入外資？

　　誠然，這些都是重要推動因素。但最根本的還是我們國家普及了基礎教育，培養了一大批想掙錢而又有能力掙錢的人。

　　這一切，要從1985年講起。

　　這一年，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定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搞經濟，科技是關鍵，基礎在教育。**同時，鄧公還指出：

　　“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

　　並在多次會議中強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於是，在同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確定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簡稱“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標，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規該怎麼寫，寫什麼，可行性如何，執行優先級有多高？

　　一連串問題，一個比一個棘手。

　　當時，全國教委為了《義務教育法》起草小組組長人選，物色了十幾人都沒有找到合適人選，因為只有真正瞭解我國基層教育，並具備一定政務經驗的專業人員，才能勝任該工作。

　　《義務教育法》既要立足於現在，又要着眼於未來。

　　隨着挑選範圍的不斷擴大，教委遴選人員注意到了柳斌的簡歷，並推薦給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

　　“這個就可以嘛！學師範的，當過大學和中學老師，對教育比較熟悉，又爬過各種台階。”萬里對柳斌讚許有加。

　　於是，柳斌成為了國家教委副主任，並擔任《義務教育法》起草小組組長，組織起草新中國第一部《義務教育法》。

　　確實，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既在偏遠的江西萍鄉二中任過職，又當過江西省副省長，但始終沒有離開過其鍾愛的教育事業的柳斌，是該崗位的不二人選。

　　義務教育並不是什麼新名詞，當時我國已經有將近40年普及小學教育的經驗可供借鑑。但是，鑑於當時的國情和較低的經濟水平，法律制定過程困難不少。

　　最大的困難是經費。

　　制定《義務教育法》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費？

　　柳斌和同事們算了一筆賬，除了學費，按照當時標準，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僅雜費就高達6億元左右。

　　對於1985年的中國來説，這筆錢不是個小數目。但“普九”是個硬指標，必須要執行下去。於是，經過全國人大討論後，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方案：

　　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免除學費，但收取一部分雜費，用於學校辦公用品、水電等日常支出。

　　而這一政策，一啓動，就是全國普及。

　　正如柳斌所説，“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 ，辦這麼規模宏大的義務教育，確實是舉世無雙。全國都在為籌措義務教育經費而努力奮鬥, 並且奮鬥了幾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時間裏，我國籌款達數千億，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也掃除了青壯年文盲。

　　我們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 2000年的人均8.1年。

　　更重要的是，長期的教育投入，為中國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力資源。

　　人口紅利，開始顯露。

　　這些接受過完整九年義務教育的產業工人，讓“中國製造”走向了世界。

　　成績有目共睹，但也出現了問題。

　　雜費，剛開始確實極低，但這個口子後來卻成為了部分學校亂收費的藉口，雜費雪球越滾越大，甚至讓一些貧困學生因此上不起學。

　　這個雜費，一直是柳斌的心結。他説，義務教育一定要全免費，而且還要給困難學子補助，這才是我們普九的初衷。

　　隨後，柳斌一直為此奔波，“無論有何困難，一定要讓娃娃們上滿九年學。”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06年，國務院將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體系，那一年9月1日，修訂後頒行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

　　這還不夠，從2007年開始，全國農村在免除學雜費基礎上，還免收書本費，1.5億學生因此受益。並且，從2008年開始，再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學生額外補助生活費。

　　至此，教育的公平性，被最大化攤平。

　　隨着教育的普及，我國工業發展突飛猛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果，成了和美國同一量級的經濟大國。

　　不過，我們掙的卻是最辛苦的那一部分錢。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處於微笑曲線底端的**“代工”，而附加值高的品牌和研發**大多數都被發達國家壟斷。

　　由於代工，對外依賴程度高。一旦國際環境有變，出口受阻、內需有限，工廠就開始捲了。

　　直至今日，我還清楚記得，當年我的堂叔初中畢業後去南方廣州打工，卻碰了一鼻子灰。大部分廠子要麼不招人，要麼掛一個**“只招女工”**的牌子，工資給得也更低。

　　稍微年長一點的讀者，應該記得當初富士康的“13連跳”。他們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有的還念過高中。

　　他們曾經也熱愛生活，珍惜生命。

　　但是，長期以來，日夜顛倒，高強度、高時長的流水線工作，把人當作了機器，他們不堪重負。

　　他們的底薪只有900元，即便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領到的薪水也不過2000元。

　　他們扛不住了，走了極端，最年輕的僅18歲，年長的也不過20出頭。

　　我們不能總為發達國家打工，我們流水線上的工人就該996，就該日夜顛倒麼？

　　眼下我們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向下俯衝。博士生擠死碩士生，碩士生擠死本科生，本科生擠死專科生，專科生擠死中學生……

　　讓產業和人才惡行循環。

　　另一條是，向上衝刺。低端產業升級成中端，中端升級成高端，高端衝刺研發和品牌，制定行業標準……

　　讓產業和人才良性循環。

　　很明顯，我們國家選擇了第二條路。

　　我們現有的人才已經這麼多，“內卷”這麼嚴重，還需要擴招嗎？

　　02

　　關於高等教育的擴招，與一位經濟學家有關。

　　有人稱他為**“教育產業之父”**，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局面，讓更多學生得以享受高等教育，從而改變命運。

　　怎麼誇讚都不為過。

　　也有人稱他為**“學歷貶值”**的始作俑者，一個本不富裕的家庭舉全家之力供養出來的大學生，畢業後要麼找不到工作，要麼工資少得可憐。

　　怎麼痛罵都不解恨。

　　這個人叫湯敏，一個被知識改變命運的人。

　　1977年，從報紙上得知恢復高考消息的湯敏非常興奮。後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到，“當時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機會，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知道知識的重要了。”

　　那一年，他心無旁騖，全面備考，最終被武漢大學數學系錄取了。在武大，除了數學，湯敏又學習了很多經濟方面的課程。

　　60、70年代的中國，初、高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更何況在武大數學和經濟學雙修的湯敏。

　　他一畢業就被母校留下，任教經濟管理系。並於1984年被公派留學到美國依利諾斯大學香檳分校，1989年獲得博士學位的湯敏受聘於亞洲開發銀行，命運再度轉折。

　　他和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共同主編的《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曾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無論是這部專著還是他撰寫的眾多經濟類文章，其影響力都遠不及他與妻子左小蕾1998年撰寫、被國家採納的高校擴招諫言——《關於啓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

　　圖源：騰訊教育

　　這個具備前瞻性的建議書被國家採納後，中國的高校擴招在1999年正式拉開序幕。

　　然而，要猛然間放開口子，把高校招生量擴大一倍，各利益陣營爭議四起。

　　尤其是高學歷的既得利益者、精英，一旦擴招，他們的稀缺性就會大大降低。

　　針對社會上的不同聲音，湯敏認為，高校擴招不能等，經濟發展也不能等，高等教育一定是面向大眾、面向產業的。

　　而不是現在由財政全攬幷包分配的“精英教育”。

　　何為精英教育？

　　關於高等教育，國際上有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劃分——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

　　劃分標準是18-22歲的適齡青年入大學率，一般認為如果低於15%為精英教育，超過20%後稱之為進入大眾化教育時期。

　　1990年代以前，中國的適齡青年的大學入學率特別低，把正規大學、自學考試、電大全部加起來也才4%。

　　為什麼這麼低？

　　主要還是因為國家窮。

　　因為當時的大學是計劃經濟模式，**住宿不要錢，學費不要錢，一大半學生還有助學金，只要能考上，畢業就是幹部身份，是鐵飯碗。**農村娃不用再面朝黃土背朝天，城裏娃也不用接替“提前退休”父母的崗位。

　　當時，誰村要是出一個大學生，是要大擺宴席的，在全村面前“長臉”的家長牛氣過謝廣坤。

　　不過，高等教育龐大的資金投入，給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所以每年只招收了極少部分人。

　　嚴格説來，當時的高校教育是名副其實的精英教育模式。

　　不過，很快，中國又像當初勒緊褲腰帶搞“普九”一樣，又勒起褲腰帶搞起了高等教育。

　　道理很簡單，高等教育不能普及是因為國家窮。國家窮，是因為缺少高端產業。缺少高端產業，是因為能做高端產業的人。

　　要打破這一“死循環”，就要普及高等教育。

　　1999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在100萬左右。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已經突破500萬。

　　僅僅十年間，中國大學畢業人數就增長了5倍之多，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

　　2009年的500萬高校畢業人數只是開始，到了2019年，數字漲到了800萬。

　　還是十年時間，通過對教育資源的持續投入和擴招，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超過50%，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中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幾乎變成了普及教育。

　　九年義務教育的確為工廠源源不斷地輸出了優質勞動力，但中低端製造已經做到全球最大，勞動力已經飽和。

　　我們需要抓住機會，向中高端產業衝刺。

　　互聯網產業，就是一個典型得正面案例。

　　上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首先在美國爆發，並在本世紀初蔓延到了中國。

　　馬雲、李彥宏、王興、張一鳴等創業者抓住了互聯網普及的紅利，更多的普通人也扎堆到互聯網大潮中。

　　截至到2009年，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為5190萬人，其中本科以上學歷佔2161萬人。

　　互聯網是一個資金和人才密集型行業，在我們擴招的第一個十年中，互聯網、通信、電子等工業和科技領域，容納了上千萬高校畢業生。

　　至今，互聯網還是平均工資最高的產業之一。

　　而在擴招的第二個十年，截止到2019年，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經超過1.2億人。

　　不過，移動互聯網的紅利期接近尾聲，越來越多的畢業生，感受到越來越重的就業壓力。

　　於是，內卷的呼聲紛至沓來。

　　此時，我們看到，互聯網的風口止息之後，能夠容納更多勞動力、吸納更多資本的製造業，浮出水面。

　　尤其是更能掙錢的高端製造業，才是我們持久的戰地。

　　因此，打破西方壟斷已久的高端製造業，釋放出更多崗位，成為了百年大局中最關鍵的一環。

　　往小了説是解決人才內卷，讓我們的人才享受同西方相同的工作待遇，不再充當他們的“打工仔”；往大了説關乎國運，是一場不能輸的戰爭。

　　當下，我們處在產業升級、打破西方壟斷的“陣痛期”。

　　度過去，前途一片光明。過不去，甚至連湯也喝不到。

　　03

　　要發展高端製造業，談何容易？

　　《綱要》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我們要培養大量高精端人才在高端製造領域攻城掠地。

　　有人會説了，連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學和街道辦了，我們的高端人才難道還不夠麼？

　　事實上，還真不夠。

　　截至2019年，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約88.03萬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尚未公佈，但估計在6.5萬人左右。如果加上這6.5萬，那到目前為止，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約有94.53萬人。

　　保守地按14億人口計算，那麼中國博士占人口的比重為1/1481、萬分之6.75，遠低於主流發達國家水平（美國約為1%）。

　　可見，對於搶佔高端製造業陣地來説，我們的博士生還遠遠不夠。

　　“十四五”期間正是第一個百年的總結和第二個百年的開端，如何打響第二個百年的製造業“頭炮”？《綱要》已經明確寫出了：

　　那就是掀起攻克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軟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的大浪潮。

　　其中重點攻關的科研領域包括以下七大項：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牀醫學與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測。

　　這些領域勢必會投入大量資金，以及吸引大量人才，並帶動以下相關產業發展：

　　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航空航天海洋裝備。

　　政府也制定了清晰的目標：未來5年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要超過17%。

　　為此，《綱要》從多方面對發展高端製造業進行保駕護航。

　　在大環境方面：進一步推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支撐點為擴大內需和產業升級。

　　在人才培養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並在2025年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提高到60%。

　　在研發投入方面：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投入更多的資金，引入更多人才。

　　在資金保障方面：我們明確指出了，銀行會給實體經濟較大幅度的支持，比如説低息貸款。還有推進數字貨幣試點使用。

　　關於為何要推廣數字人民幣，有必要再強調一下。

　　數字貨幣對於資金流向有很好的調控作用，比如保障更多資金流入到製造業，比如讓國家補貼的費用越過“中間層”，直接下達到個人賬户，以及反洗錢等等。

　　舉個例子，畢業工作五年的張三想創業，向國家申請了一筆50萬貸款，國家大筆一揮，錢立馬到賬。

　　但是，這筆錢是做實業的專項資金，如果張三想挪作他用，比如買房、炒股，那就不行，因為數字貨幣已經把這個口子封了。

　　為了高端製造業，《綱要》如此縝密排兵佈陣，過分了嗎？

　　不僅不過分，就算稱之為百年大計，也並不為過。

　　高端製造業在國際上是零和遊戲，不存在和諧共處。世界的競爭説白了，就是為了爭搶高端製造業提供高薪就業崗位。

　　以美國打壓我們的芯片產業為例，由於美國人掌握了芯片生產設備和高端芯片中的關鍵技術。

　　美國通過生產設備供給控制了芯片製造廠，禁止各個芯片代工廠為華為製造芯片，那麼華為在該領域的工作崗位就會丟失。

　　失去了高端芯片供應的華為，營收就會下降，整個公司提供的高薪工作崗位數量也會下降，原本的高薪崗位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

　　華為被美國打壓的時候，不僅華為的十幾萬中國籍員工會面臨就業問題，我們的高校畢業生的流向也會受到擠壓。

　　比如，武漢理工大學2019屆畢業生去向，有276人去了華為。

　　上海交大2019屆畢業生去向，有高達336名畢業生去了華為。

　　除此之外，對於2019屆畢業生，華為還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招聘了648名畢業生；在浙江大學招募了550人，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招聘了472人，每年招聘的應屆生數量高達一萬人。

　　而華為在境外的競爭對手是高通、蘋果、愛立信等跨國巨頭，因此華為一旦退出市場，意味着大量高薪的工作崗位會流向境外，我們辛辛苦苦培養的人才也會再次外流。

　　不只是華為，我國的航天產業、軍事工業，生物技術，材料工業等等，都遭到了美國的壓制。

　　一個難以接受的現實是，像聯想、浪潮、小米、VIVO、OPPO等企業，美國如果孤注一擲，隨時都可以掐着他們的脖子，甚至控制他們提供高端工作崗位的多少。

　　怎麼辦？只有自己爭口氣。

　　如果我們的高端製造業提供的高薪崗位夠多，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這麼累。

　　我們的孩子就不會因為競爭激烈，天天打雞血似的學習，我們的職場就不會有那麼多“996”，甚至“007”。

　　只有我們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不斷地擴大中高端工作崗位的供給，人人都有機會向上衝刺，不再回頭向下俯衝，內卷才會緩解，甚至消失。

　　尾聲

　　我想，此時，文章開頭關於城市“蹲族”的爭議和清北碩博“放低身段”的現象，大家心裏應該有答案了。

　　不過，我還是要對城市“蹲族”爭議中點贊最高的“疑問三連”：**社會、政策方面的原因嗎？誰不想找好工作？誰不想多掙錢？**多説一句。

　　借用該文章後面一位網友的留言，這三個反問看似句句在理，實則完全是推卸責任的思維邏輯。

　　正如《覺醒年代》陳獨秀所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

　　等事情來的時候，你自然而然就扛起來了。

　　再送給城市“蹲族”一句話——別混日子了，當心日子把你混了。

　　當國家非常困難時，我們勒緊褲腰帶，也要完成“普九”任務；當國家困難稍緩時，我們馬不停蹄地把高等教育大眾化，甚至普及化。

　　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正是這些年輕人，讓我們在“質優價廉”賽道上一騎絕塵，“中國製造”遍佈世界各地。

　　現在，我們要發力高端製造業，在“質優價高”這條賽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

　　我們喝膩了湯，也要吃肉。

　　儘管在人才質量和頂尖技術上我們與發達國家還有一些距離，但是以我們的體量和人才儲備速度，必然會把他們一個個擠下去，於是他們怕了，他們抱團，各種制裁毫不手軟。

　　但我們不怕，狹路相逢勇者勝。

　　發展高端製造業，既凝結了歷史經驗又着眼於未來，是第二個百年中不能輸，也輸不起的戰爭。

　　還是那句話，更多的高端人才，才能發展好高端產業，更多的高端產業才能承接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

　　我國每年教育總投入，已經超過5萬億元。教育支出成為我國最大的公共財政支出。

　　很明顯，這個錢還要繼續花。並且，還要花得更多。

　　這注定是屬於勇者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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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城市“蹲族”：這些高學歷年輕人明明拿着一手“好牌”，為何卻選擇“就地躺平”？》，作者 陳青冰，發佈於《半月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柳斌 親歷義務教育走過的艱難歷程》，發佈於《中華兒女》；

　　《湯敏 推動高考擴招之人》，作者 馮嘉雪，發佈於《中國新時代》；

　　《如果中國產業升級失敗--從港台年輕人的出路想到的》，發佈於寧南山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