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間經企廳發表年度世界經濟報告評價該年中國經濟_風聞

【重要文獻】1972年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間經企廳發表年度世界經濟報告評價該年中國經濟 

[蘭台公子] 於 2004-01-31 13:44:13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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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四次上，希望版主放行。為什麼？不是説我翻譯有什麼辛苦，因為這篇報告書涉及到的，全是這個罈子討論的焦點，不重要嗎？這裏有一個歷史背景。１９７０年以前，日本經濟企畫廳發表的年度世界經濟報告中都是貶低中國經濟的，是講Ｎｏ的，從這篇始開始對中國刮目相看了，通篇是講Ｙｅｓ,核心問題是人，觸及到了全部問題的本質和核心所在，因此是一篇重要文獻。象這樣有針對性和可讀性、客觀真實的歷史文獻，難道竟比不上某些人在這裏信口開河？真是怪了。不是説以人為本嗎，講人不重要？放出來讓大家做個參考也是好事嘛，版主你的意思是説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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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獻】GNPからみると過小評価になる 

－－1972年經濟高速成長期間日本經濟企畫廳發表年度世界經濟報告評價該年的中國經濟 

http://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2/wp-we72-02402.html 

《年次世界經濟報告－－強化福祉志向的世界經濟》 

昭和47年（1972年）12月5日 

經濟企畫庁 

第4章　共產主義國家－－ 

蘇聯和東歐：發展充實的消費生活 

中國：重視精神面 

2. 重視精神面的中國 

（1） GNP過於低估中國了 

我們通常拿低下的人均國民所得，大規模工業的國有化，以及對農業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等來評價中國，但是僅憑這些就想深入到中國經濟的核心所在，是不可能的。評價這個國家的經濟，似乎更應該加上超出物質以及制度層面的尺度，這才是理解這個國家的關鍵所在。尤其在我們這樣始終強調增長優先的國家，有一種只看以GNP為主的物質一面的傾向；蘇聯也在批判中國，説中國的建設無視經濟上的合理性，説她提倡極端的精神主義。作為一個（經濟上）尚落後的國家，中國對工業化顯示了高度的熱情，但我們認為中國更為重視的是支撐其國家工業化目標並與此息息相關的人，國家把這兩者統一起來，以此來成就其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不光強調我們所説的經濟的一面，國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規定了她的成長路線，這就是使用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一提法。要定義和公式化這個提法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理解，它的提出在於強調國民獨特的精神面貌、以此作為出發點來建設自己的國家。 

不過在這裏，我們首先還是從我們習慣了重要指標即標誌着福祉水準的國民所得這個通例方式出發。有關國民所得，中國方面沒有發表正式的數據。去年為止（1971年）我們是按人均GNP 100美元左右來推算的（參考資料見去年的年度世界經濟白書）。但今年（1972年）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評價》報告書中認為這個數字太低，它給出的數字是人均150美元。我們注意到這個數值受美元貶值左右甚大。美國方面計算出的人均150美元相當於名義值，這樣，如以1957年的實質GNP為100，那麼1971年就是157，如此推算我們1971年的結果就不是100而應在170左右了。 

需要指出，這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她計算出來的GNP數值自然會比較小。這是因為，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①經由市場的成本支出很大。②用於消費材料的加工程度很高，而高的加工成本容易使GNP被過高評価。③從原料供給地到消費地之間的交通網和配給線都比較長，這一部分自然使得成本增加。④國民普遍在都市生活，為此需額外付出交通費和高額的房租之類。由於這些因素，結果我們的GNP就被算高了。 

另一方面在中國是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因此按照若干商品的交換比率即匯率來將中國的GNP換算成美元作評估，這樣是否可行？這個問題是存在的，話説回頭，作為整體度量，GNP推算也需要考慮進去。 

（2）　致力於消除社會差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重點放在如何擴大生產，其分配按生產手段的所有程度及個人的能力來進行，最後由政府介入、對分配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極不平等部分加以修正。在生產手段公有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按其所有制的性質人和人之間是不存在差別的，分配方面也採取了對勞動者的報酬儘可能抑制差別的方法。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較，有着極為乾脆和徹底的思路。 

我們來看工資體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是多勞多得加獎金刺激，就是説採取的是物質刺激的經營方式，而現在擯棄了這樣的方式。以上海市為例，1970年的月工資水平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約8，000日元）。 

（1970年日本都市勞動者的税後月工資水平不到80，000日元，兩國都市勞動者收入之比約1:10，但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福祉享受方面中國要比日本來得完善，這意味着日本國民在福祉方面的日常開銷佔其淨收入的比率可能遠高於中國。2000年代以來日本都市勞動者的税後月工資水平約300，000日元，中國税後約1200元換算15，000日元，那麼中日兩國都市勞動者的收入之比由1970年代的不到1:10擴大到2000年代的1:15，而在福祉制度方面，公認的看法是，中國退步了，而日本則已經相當的完善－－譯註）。 

其他都市的情形大同小異。高級管理職員的工資以前較高，由於旨在收入方面的平等化，實行了減薪，這樣到1966年年中差不多所有工廠廠長的工資與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的比率縮小到了3:1左右（蘇聯平均5:1，最高9:1）。 

全國都市勞動者的年平均工資今年（1970年）是650元，與1952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但是與1950年代末期相比則沒有什麼變化。即使是這樣，還是形成了一定規模（原文意思是相當規模，為避免以文害義，翻作一定規模－－譯註）的家庭儲蓄，這得益於1957年以來政策性的物價下調，使得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很便宜也很安定。舉例來説，1公斤單位物品的單價換算成日元：米60日元（日本152日元），白菜20日元，洋葱40日元，肉類160～280日元。房租（包括水電費）月平均340～650日元，還不到月收入的4～8％。家用大件方面向好，目前人氣集中在自行車，收音機，手錶方面。參照工資收入狀況，購一台收音機的話平均約需25～50個勞動日，手錶約需30～60個勞動日，照相機25～50個勞動日，自行車60～90個勞動日，縫紉機75～100個勞動日。一般都是把錢存到數後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在逐步的普及之中。農村儲蓄額60年代後半以來急速增加，71年底的儲蓄額（人民公社與社員個人儲蓄的總計）與1965年底相比增加了89％。 

簡單地比較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並不合適。如果只看農民從人民公社接受的分配款，人均大約每年150元，這還不到工人平均工資的4分之1。但公社支給社員子女也是這個數，並且農民還可以從少量允許的自留地（個人所有的耕地）那裏獲得販賣家畜、蔬菜之類的附加收入。因此户均來看，一個農户與都市夫婦均為上班族的家庭的收入相比，已經很接近了。 

現時為止的政策是國家將對人民公社農業税的徵收限制在一定的水準之內，豐收了，增收部分再返還給農民。此外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已數次調高，而在此同時政府所提供的化肥、農藥，石油等的價格卻數次下調。在人民公社內部開辦了小型工廠，不過在那裏勞動的人的工資按規定與農民一樣按工分來進行計酬，也就是説，並不存在職種上的差別。 

中國並不僅僅是在收入這種物質層面縮小差別，在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中國正在努力縮小“三大差別”，這就是 ① 城鄉差別，② 工農差別，③ 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把城市和農村連在一起加以表述，把地域社會中的住民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提出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這個基本戰略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在這裏，工業並非單獨地先行地發展，工業的重點被放在那些能夠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行業。興辦社隊企業也將對縮小城鄉差別起到積極的作用。在作為大型企業的榜樣的大慶油田，工人以工為主兼務農業，而工人的家屬則以農為主同時也務工。此外在勞動參加者的層次方面，腦力勞動為主的廠幹部和管理人員也須定期輪流參加到工農生產勞動方面來。黨和政府的幹部進入幹校學習，參加農業生產以體驗體力勞動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後，進入大學學習前必須在工作崗位上勞動鍛鍊，而在入學之後同樣也需要參加勞動，這就是半工半讀。按照這樣的精神，現在正在試行經由工廠或人民公社推薦入學的方法。我們看到，這些分化原有職種的做法的意圖，在於避免那種只專不能以及擴大物質的和精神層面差別的事態的發生。應該説中國仍然是在以農村為根據地，是以農業為思考的出發點。（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的作用就不僅僅是糧食增產的基地，它更成為了培養健全人格和精神面貌的人的基地。 

第4-4圖　每人每日的卡努裏攝取量 

（3）　社會保障制度整備方面的進步 

根據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徵，其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祉建設是沿着分階段逐步整備和完善的方向向前發展的。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對象與運營主體來看，分為以城市工人為對象和以農村農民為對象這兩個體系。對於城市工人，基於勞動保險法支付醫療費用、退休金、產假工資和撫卹金等，這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宏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於農民，文化大革命以後規劃和普及了合作醫療制度，在醫療保障方面的充實和發展尤為顯著。 

勞動保險法的適用範圍包括工廠、礦山、鐵道、郵電等行業的企業以及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勞動保險所需費用由國家和企業共同承擔，對被保險者不徵收保險費。 

國家和企業預留相當於毎月工資總額的3％的額度作為勞動保險的費用支出。 

保險支付的內容方面，有關醫療保險，工傷的費用由企業負擔，期間的工資全額支給。疾病或工傷以外的情形原則上治療費用由企業負擔，治療期在6個月以內的，按工齡由企業支付60～100％的工資，超過6個月的則由（國家）勞保部門支付40～60％的工資。被保險者的家屬如生病，其費用（手術費，藥費）的半額由企業負擔。 

有關退休金，男性職員滿60歲，男性工人滿55歲，女性工人滿50歲退休。退休後的工資按工齡的長短髮放退休直前工資的50～70％。 

在農民方面，以前實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業，文化大革命以後規劃普及合作醫療制度，醫療保障層面得到迅速充實和發展。這一制度早在1958年時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開始實施了，至1968年底開始在全國普及。 

運營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實情不同差異較大。這個制度是這樣一個機制，就是由公社社員每人每年出一元錢，就可以報銷其治療費用的全額或其中的一部分。與合作醫療制度的普及平行發展起來的是培養了一支稱做“赤腳醫生”的半農半醫性質的醫療保健隊伍，他們治療農村中的常見疾病。 

“赤腳醫生”在山間僻地從事巡迴醫療事業，我們不能不對他們源自自發的奉獻精神所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可以説，這也是中國激勵勞動大眾的工作熱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在學校教育方面同樣如此，在山間僻地裏組織起了一個個巡迴教育班，從事小學教育的普及。 

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似乎傳統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內的相互扶助系統（例如，以孤兒以及孤立無助的孩童為對象的救濟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來更能發揮作用。 

（4）　對廢棄物採取綜合利用的公害対策 

中國排斥對經濟效益的片面追求，勤儉物用，重視人的精神發展。這樣的思路同樣也體現在其公害對策方面。我們來看1970年大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與東京都（5，328人）和大阪市（4，110人）相比，人口密度要低很多。北京和歷史上相比，她現在依然是綠色的都城。國家大力植樹造林，計劃在全國範圍建造若干1，000～2，000公里規模的林帯，在廣袤的國土上構築起綠色的長城。處在這樣的環境，這個國家的公害對策其取向自然就不是那種事後對策，而是兼備了以預防為主的性格。這個取向同時立足於對資源“綜合利用”的觀點，清除由工業廢棄物所造成的公害。這就是説，對於工業廢棄物所造成的公害，並非採取單純防備的消極立場，而是積極利用，變廢為寶。 

這樣的嘗試正在全國普及。尤其是在北京石化總廠和大慶油田等新興工業地區，已經建立起了不少以大型的精油工廠所排廢氣、廢水和廢滓為原料進行綜合利用的小型化工企業和輕工企業。並且文革以來，對工業廢棄物的“綜合利用”並非僅限於新興的工業地區，在老工業城市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以上海市為例，1968年以來，市革命委員會下設置了負責綜合利用廢氣、廢水和廢滓的機構。政府強調整體的環境利益，要求為避免公害污染，即使不得不使用成本較高的原料也在所不惜。 

此外在回收裝置的製造方面，嚴厲批判了那種等待國家援助的依賴思想，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這方面同樣也能看到自力更生的思路。 

第4-4表　上海市來自廢氣、廢水和廢滓的回收物質 

（5）　激勵機制：強調主觀能動性 

中國的做法是以物質形式的福利提高為基礎，同時重視國民精神品貌的建設。強調政治是為了鞏固這種基礎。強調政治不是意味着用來行使權力，而是為了喚起人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關心，並投入到其中來。這樣解釋，對我們來説就好理解多了。比方説企業的定位，企業不僅僅是從事生產的場所，更是作為由管理者與勞動大眾結合而成的一個社會實體而存在。在這種實體裏，中心問題是如果激勵工作熱情，這在我國最近也成了話題。這就是毛澤東主席所提倡的鞍山鋼鐵公司的社則（即《鞍山憲法》），它作為經營管理政策與根本原則，明確提出瞭如何通過工人蔘加管理和幹部參加勞動以及羣策羣力等手段來激勵勞動者工作熱情（按中國的表述叫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這樣的政策經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改變了原來由技術專家壟斷技術革新的方針，改為同時尊重處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的技能和創見。這種做法的目的，在於不斷矯正現代組織裏易於陷入的那種全由技術精英來支配的格局，防止幹羣的感情由此變得疎遠。 

人民公社也不單純是生產的組織，它是一種承擔全部社會功能的住民自主形式的管理組織，是行政單位，是把住民的生活從教育、社會、軍事各方面加以一體化了的一種統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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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國交正常化，我們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中國雖然是一衣帯水之邦，但要理解這個國家對我們來説絕非易事。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有一種單純從效率主義來評價別國的傾向。比方説，我們通常認為把規模小的工廠分散到地方去辦是忽視了大規模集約經營的優勢，因而是一種非效率的做法，但是反過來我們也從運送成本的角度來解釋，認為這樣做是合理的。其實從生產效率層面來講，兩種説法都是成立的。而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地方小型工業特別具有意義。借用中國人的話來説，那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 

我們所考慮的經濟效率，主要是指對於所投入的生產要素獲得最大產出，即把經濟效率作為生產效率或者説技術效率來看待，在這樣的場合下，增產便自然成為衡量效率的尺度。但象中國這樣需要把政策目標置於不止一個方面的場合，所謂經濟效率就須根據其經濟是否是在國家政策目標被實現的前提下其運行的效果來作全面的衡量了。 

中國重視人的精神建設，在實踐中走出了自己的強國之路。正值我國向福祉社會建設邁進之機，亦當作為鄰居與之未來相處之際，我們有必要在新的價值基準上對中國進行新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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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後按： 

請懂日語的朋友斧正。 

中國經濟目前在高速成長，頗有點象這份年度報告發表時的日本。那麼那個年代在GDP大旗下高速成長的日本，又是如何評價當時的中國經濟的呢？又是如何反省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評估方法的呢？ 

不是吹捧日本的經濟學家，他們不論過去和現在遠比時下我國的經濟學傢俱有遠大的目光。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高速成長期間，日本的經濟依然冷靜踏實和有序，國民素質和社會品質從中得到連續的和實質性的提升。 

這篇報告書高度讚揚中國的建設路線，建設成就和人的精神品貌。書中也提供了很多有參考價值的數據和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相當客觀的事實陳述。日本人的大腦是清醒的，他們的第三隻眼睛看得遠比我們準確。 

報告書具體論證了GNP指標對於發展中國家並不適合，指出這個指標是個虛弱不定的東西，在它之外存在無數更具價值的東西！是的，那個時候我們的GDP是不高，而當時GDP很高並處在高速成長期間的鄰國日本，卻能看出社會主義中國在GDP以外許多令他們由衷讚歎的寶貴的內涵，而這些寶貴的內涵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全被我們的經濟學家一一顛倒黑白地否定掉了，真可笑啊，搞資本主義，你比日本人還行？ 

時境相似，不知道這篇報告書對於今天被高速發展衝昏大腦的部分中國經濟學家來説是否具有啓發（抑或啓蒙？）意義。 

我們現在，從上到下GDP一風吹，經濟是發展了，但這發展脆弱、混沌、無序。我們的經濟學家只講所謂的經濟效益，不講或很少講社會公平和正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只講錢物，新左派的經濟學家最多也只是講經濟運營自身所潛伏的危機，他們不講或很少講人的精神和道德；他們講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卻基本不講以人為本。隨着精英們良心的喪失，我們社會的正義和道德已經蕩然無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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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2/wp-we72-02402.html 

年次世界経済報告 

福祉志向強まる世界経済 

昭和47年12月5日 

経済企畫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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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世界の福祉問題 

第4章 共産主義國 

―消費生活の充実を進めるソ連?東歐と精神面を重視する中國― 

2. 精神面を重視する中國 

(1)　GNPからみると過小評価になる 

1人當たりの國民所得が低いとか,大規模工業は國有,農業は人民公社制といったことだけでは,中國経済の核心をついて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物質的な尺度や制度論を超えるなにものかがあって,それこそ中國理解のかなめ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とくに成長優先できたわれわれは,ともすると,GNPをはじめとするフィジカル(物質的な)面に目を向けがちであるし,ソ連も中國の國づくりを経済的合理性の無視,極端な精神主義として批判している。中國は,なお遅れた國として工業化にも熱意を示しているが,これを支えそれと深くかかわりあう人間をより重視し,両者の統一の上に経済発展をなしとげようとしている。 

中國では,たんに経済的側面からだけではなく,広い意味での成長路線をあらわす言葉として「社會主義建設の総路線」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ている。 

その內容を定式化することはむずかしいが,獨特の精神面を強調した國づくりと解すべきものである。 

しかしながら,ここではまず福祉水準の重要な指標として,國民所得をとりあげるという通例の方法から出発しよう。これに関する中國側の公式発表はない。われわれはこれまで中國の1人當たりGNPを100ドル程度(昨年度年次世界経済白書,參考資料)と推計してきた。この計算をアメリカ上下両院合同経済委員會報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その経済的評価」(1972年)は少なすぎると評して,150ドルという計算を出している。しかし,これはドルの減価をどうみるかに大きくかかっていて,アメリカ側の計算による150ドルは名目値のようなものといってよく,57年の実質GNPを100とすれば,71年は157とみているが,われわれの計算では170程度になる。しかし,こういったことよりも,もっと重要なことは発展途上國であり,社會主義國である中國については,GNPが過小に出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先進資本主義國の場合は①市場を経由する支出が大きい。②消費財の加工度が高く,その分だけ高評価になりやすい。③原料供給地から消費地までの交通網,配給網が長く,その分だけコストが高くなっている。④都市生活を行なうため交通費,高い家賃といった特別のコストがかかる。といったことから,GNPは高く計算されてくる。 

一方,インフレがない中國のGNPを一部商品の交換比率である為替レートでもってドル額に換算しただけでよい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って,しょせんGNP推計も一つのめやす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 

(2)　社會的格差の解消めざす 

資本主義社會においては,生産を大きくすることに重點を置き,分配は生産手段の所有の程度や個人の能力にしたがって行なわれたあと,政府が介入し,極端な不平等を修正する。生産手段を公有にしている社會主義國では,その所有による格差はもともとないが,生産參加に対する報酬にもなるべく差がつかないような分配方法がとられる。中國では,この點で,他の社會主義國とくらべてもきわめて徹底した考え方をもっている。 

賃金體系をみると,文化大革命前は出來高払い制や賞與によって生産を高めるような政策,すなわち,物質的刺激経営が行なわれていたが,現在ではこういったやり方は排除されている。上海市の場合を例にとると,1970年の賃金水準(月間)は,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約8,000円)となっている。 

これはほかの都市でも大差はないようである。高級管理職員の俸給は以前はかなり高かったが,所得平準化の目的から賃金カットが行なわれ,66年央にはほとんどの工場で工場長の俸給額と一般労働者の平均賃金との比率は3対1となった(ソ連では平均して5対1,最高9対1)。都市労働者の全國平均賃金は,70年現在年収650元,1952年に比べると50％以上増加しているが,1950年代末期からほとんど変っていない。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各家庭でかなりの貯蓄ができるのは,1957年以來政策的に物価が全體として引き下げられ,生活必需品が安価でしかも安定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たとえば,1キロ當たりの価格は日本円で米60円(日本では152円),白菜20円,玉ねぎ40円,肉類160～280円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ある。家賃(水道,電気代をふくむ)は月間平均340～650円で月収に対して4～8％にすぎない。耐久消費財はこれからで,今のところ自転車,ラジオ,ミシン,時計に人気がある。賃金収入と比べると,たとえばラジオは平均して25～50日分,腕時計は30～60日分,カメラは25～50日分,自転車は60～90日分,ミシンは75～100日分といわれるが,貯金してはこれを買うという方法がとられ逐次普及している。農村の預金額は60年代後半になって急速に増加,71年末の預金額(人民公社と農民の個人預金の合計)は65年末に比べ,89％の増加となっている。 

農民と都市労働者の所得は単純に比較することは適當ではない。農民が人民公社から受け取る分配金だけをみると,1人當たり年間約150元前後で,都市労働者の平均賃金の4分の1弱にすぎないが,子供に対してもこれが支給されるし,このほか若干みとめられている自留地(個人所有地)から得られる家畜,野菜などの販売収益があって,農家世帯當たりでみると,都市の夫婦共働きの世帯當たりの収入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いる。 

これまでの政策をみても,人民公社に対する農業税の徴収額を一定水準に據置いているし,豊作の場合の増収分は農民に還元している。また農産品の買上げ価格を數次にわたって引上げる一方,政府が供給する化學肥料,農薬,石油などの価格は數次にわたって引下げている。人民公社の中には小型工場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が,そこに働くものの賃金は農民と同じ労働點數制によってきまっている。職種による差はないわけである。 

中國は所得という物質面の格差縮小だけではなく,より広く社會的格差の縮小のために「三大差異」すなわち①都市と農村,②工業と農業,③頭脳労働と肉體労働の縮小をうたっている。 

都市と農村という表現によって地域社會における住民生活を全體としてとりあげていることに注目したい。その基本的戦略として,「農業を基礎として工業を導き手とする」政策がとられている。工業だけが先走りするのではなく,農業の生産力をあげるのに役立つような工業に重點をおいている。農村に小型工場をたてることも都市と農村との差を縮小するのにプラスになろう。大工場の場合でも模範とされる大慶油田では,労働者は工業を主として農業を兼ね,その家族は農業を主として工業を兼ねている。また,労働者のレベルでは,頭脳労働を主とする工場の幹部職員も,輪番で工農業の生産労働に參加する。黨や政府の幹部たちが幹部學校に入って農作業に従事し,肉體労働を體験する。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學進學も職場の労働を通して勉學するという,半工半読の精神を生かす意味で工場や人民公社からの推せんという方法を実験的にとり入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に職業分化によって人間が専門化し,物質的,精神的にも格差が生ずるような事態を迴避しようとする意図がうかがわれるが,この場合に,土に密着した生活,物の考え方を中心にしている。農村は,食糧増産の場としてだけでなく,健全な人間像育成の場として作用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 

第4-4図　一人一日當りカロリー摂取量 

(3)　社會保障制度の整備進む 

社會主義経済體制の特質からして,社會保障制度や社會福祉施設は段階をおって整備される方向に向っている。社會保障制度は,その対象と運営の主體からみて,都市労働者を対象とするものと,農民を対象とするものとの2つの系統に分かれる。都市労働者に対しては,労働保険法によって醫療給付,年金給付,出産給付,死亡給付などを網羅した広範な社會保障制度があり,農民に対しては,文化大革命以後,協同醫療制度の普及がはかられ,とくに醫療保障面での充実が急がれている。 

労働保険法の適用範囲は,工場,鉱山,鉄道,郵便電信などの企業および政府機関で,労働保険に必要な費用は國と企業が負擔し,被保険者は保険料を徴収されない。 

國と企業は毎月賃金総額の3％相當額を労働保険料として収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給付の內容をみると,醫療給付については,業務上の傷害はすべて企業が負擔し,賃金も全額支給される。疾病または業務外傷害も原則として費用は企業が負擔し,治療期間申の賃金は6ヵ月以內なら勤続年數に応じて60～100％が企業から支払われる。6ヵ月を超えると,労働保険から40～60％が支払われる。被保険者の家族の疾病については,費用(手術代,薬代)の半額を企業が負擔する。 

年金給付については,男子職員は満60才,男子労働者は満55才,女子労働者は満50才の定年に達した後,各人の勤続年數に応じて最終賃金の50～70％相當額が年金として支給される。 

一方,農民に対しては,これまで人民公社の基金をもって厚生福利事業がおこなわれるに止まっていたが,文化大革命以後,協同醫療制度の普及がはかられ,醫療保障面での充実が急がれている。この制度はすでに1958年ごろから一部の人民公社で始められていたが,1968年末から全國的に普及した。 

運営方法は各人民公社の実情に応じて相當異なっているが,制度の骨子としては,人民公社の社員が年間一人一元程度を拠出し,治療費の全額または,一部を保障してもら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る。また協同醫療制度の普及と平行して,「裸足の醫者」と稱される半農半醫の保健要員が養成され,農村での軽度の疾病治療に従事している。 

「裸足の醫者」は山間僻地の巡迴治療に當っているが,自発的な奉仕の精神に支えられたこうした役割は高く評価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また労働大眾の働きがいを高めようとする中國の施策の成果ともいえる。學校教育の面でも同様に,山間僻地における巡迴教育班が組織されて,小學教育の普及に當たっている。 

農村の現段階では,近代的な社會保障制度よりも伝統的な家族制度や部落內の相互扶助システム(たとえば,孤児や身寄りのない若人を対象とした救済制度―五保制度)がよく機能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 

(4)　廃棄物の総合利用にとりくむ公害対策 

経済効率の一面的な追求を排して,物資を節約し人間を重視しようとする考え方は,中國の公害対策の面にもその一端があらわれ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大都市の一平方キロ當り人口密度(1970年現在)をみても,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で東京都(5,328人),大阪市(4,110人)に比べて,人口密度ははるかに低い。北京は昔並みに緑の都である。また全國的な規模で1,000～2,000キロメートルに及ぶ林の帯を何本も建設するという植林計畫をすすめている。広大な國土に緑の長城を築こうというわけである。こうした狀況下にある中國の公害対策の取りくみ方をみると,事後的公害対策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予防対策といった性格をもっていて,工場廃棄物による公害の除去を,資源の「総合利用」という観點から進めている。つまり,たんに工場廃棄物の害を防止するという消極的な立場ではなく,積極的にこれら廃棄物を利用して,有害なものを有益なものにかえようと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試みは全國的に普及しつつあるが,とくに北京石油加工廠(石油コンビナート)や大慶油田など新工業地區では,大型精油工場から排出される廃気,廃水,廃滓を原料として利用する多くの小型の化學工業,軽工業の工場が建設されている。また工場廃棄物の「総合利用」は新しい工業地區においてだけではなく既存の工業都市においても,文化大革命後,大々的に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上海市を例にとると,1968年以來,市の革命委員會に廃気,廃水,廃滓の公害除去と「総合利用」を擔當する機関が設置された。汚染を避けるためには,別の原料を使わねばならないし,そのためにコスト高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にしても,全體の利益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また,回収裝置を設置するにあたっても,國の援助に安易に依存することはきびしく批判され,自己努力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で,こうしたことにも,自力更生の思想がみられる。 

第4-4表　上海市の廃気,廃水,廃滓からの回収物質 

(5)　働きがいを強調する 

中國は物質的な福祉向上の根底にあるものとして精神的な面を重視している。これの基礎を固めるものとして政治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それは権力の行使としての意味ではなく,國民に政治,社會に関心をもたせ,それに參加させるものと解した方が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はわかりやすいようである。たとえば企業も単なる生産の場ではなく,管理者と労働大眾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社會組織としてとらえられている。そこにはわが國でも最近話題になっている働きがいの問題が中心になる。毛沢東主席が提起した鞍山製鉄所規則(鞍鋼憲法)も,経営管理政策として,労働大眾の経営參加,幹部の労働參加,大眾討議などを通して,労働者の働きがい(中國の言葉でいうと主観的能動性)をいかにして発揮させるかという根本原則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政策は文化大革命によっていっそう促進された。そこでは,技術革新は技術の専門家からといった方針を打破し,現場労働者の工夫や発想を尊重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現代組織のおちいりやすいテクノクラート支配と,そこから生ずる疎外感をたえず改めていこ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人民公社も,それは単なる生産組織ではなく,全般的な社會機能を擔なう住民の自主的管理組織であって,行政の単位であり,教育,社會,軍事など住民の生活すべてを一つにした統一組織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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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の正常化を迎えて,われわれは中國を的確に理解することが今までよりもいっそう重要になってきた。一衣帯水の地にありながら,この國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けっしてなまやさ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その根本はわれわれはともすると効率主義からほかの國を評価しがちだということにある。たとえば,地方に小さな工場を分散してたてることを大規模のメリットを無視した非効率なやり方であるとみたり,あるいは逆に輸送コストの面から合理的であると解釈したりするが,生産効率という面からみれば,両説とも成立すると思う。しかし,地方の小型工業の意義は,中國側の言葉を借りれば,「戦爭に備え,災害に備え,人民のために」というところにある。 

ここで経済効率を生産要素の投入に対して最大の産出をはかること,すなわち生産効率ないし,技術的効率として考える場合には,生産増大が効率をはかる尺度となりうるが,中國のように別の面に政策目標をおいている場合には,その政策目標の実現に向って経済が運営され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経済効率をはかるべきであろう。 

中國は精神面を重視して,試行錯誤をくり返しながら國づくりをすすめている。あたかもわが國が福祉社會の建設に前進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そしてこれから隣人としてつきあうとき,新しい価値基準で中國を見直すことが必要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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