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觀察 | “亞洲沙皇”坎貝爾團隊強大，將如何落實對華政策？【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當地時間3月16日，拜登政府“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稱，已經向中澳雙方表明，除非貿易爭端解決、中澳關係迴歸“更加正常的狀態”，否則美國並不打算實質性改善中美雙邊關係。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美國專家分析認為，對華****不留妥協餘地、一味強調分歧、不斷進行挑釁的強硬政策,實際是徒耗國力、枉費資源，**並非處理中美關係的正確方法。**而被媒體稱為“亞洲沙皇”的坎貝爾，其領導的印太事務處作為美國國安會有史以來最大的區域事務處，如何落實對華政策成為當前最大的挑戰。

坎貝爾團隊將如何落實對華政策？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相關分析文章，供關注中美關係和印太局勢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決定美國與中國鹿死誰手的一個關鍵是誰能牢牢掌握高科技的主動權。

2、坎貝爾的印太事務處是國安會最大的區域事務處，但國安會其他處室也參與對華政策的協調。

3、坎貝爾本人和他的“上下左右”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審議、協調和制定的重要軸心之一，這個軸心的構成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國通”，他們帶着自己多年對中國的研究和分析成果進入政府核心。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坎貝爾出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奧巴馬時期國安會負責中國問題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説，坎貝爾的團隊比他當時在國安會時的人多三倍。這個團隊是目前美國國安會有史以來應對一個國家最大的的團隊。**坎貝爾上對國安會顧問沙利文、國務卿布林肯和總統拜登負責，下對幾位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研究已經引起廣泛注意的核心成員。其次，他的左右也有要“配合”他工作的“同志”。

△從左至右：Tony Blinken, Joe Biden, Jake Sullivan

坎貝爾之前曾與沙利文合作寫過題為“避免災難的競爭：美國應該如何挑戰並與中國和平共處”。1月29日，沙利文在就任國安會顧問之後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組織的“國安會顧問交棒”的線上討論會上系統闡述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首先，中美競爭的關鍵是模式競爭，美國必須重振自己的經濟雄風，並恢復在國際舞台的領導地位。第二，美國不能單槍匹馬與中國較勁，必須和盟國一起，推進自由、繁榮和公平社會的願景。第三，高科技的研發和應用將最終決定美中競爭的結果，美國和盟國必須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清潔能源等新興技術領域有絕對的優勢。最後，美國必須讓中國為自己的對台、對疆和對港政策付出巨大的代價，從而迫使中國“改邪歸正”。

2月1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任後接受MSNBC採訪時説，中國毫無疑問對美國構成“最重大的挑戰”，但美中關係相當複雜，既有敵對，也有競爭，同時也得有合作。**在談到美國與中國競爭有何優勢時，他指出美國的優勢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顛撲不破的盟國體系、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國際組織的領導地位和自身價值觀和制度的優越及敢於捍衞這一優越性的決心。

2月4日，**拜登總統到國務院發表外交政策演講。他在演講中説，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但是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美國願意與中國合作。**他還説，要在跟中國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美國必須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乾淨，要放棄單邊主義，要跟盟國一起拿出集體行動的方案，恢復美國的信譽，重振美國的道德權威。

以上三人是坎貝爾的“老闆”。這三位為美國對華政策做出的頂層設計應該説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國家安全和生活方式構成了史無前例的挑戰；

二、要與中國有效競爭，必須先解決自己國內各種各樣的問題；

三、決定美國與中國鹿死誰手的一個關鍵是誰能牢牢掌握高科技的主動權；

四、美國必須穩定和加強自己對中國的軍事優勢；

五、絕不能對中國在國內和海外對人權和民主的“踐踏”視而不見。

那麼，坎貝爾手下都是哪些人？他們各自的經歷和對中國的認知會怎樣影響他們向坎貝爾建言獻策？

第一位是勞拉·羅森博格，2002年畢業於賓州州立大學，後又在美國大學的國際服務學院獲得碩士學位，2005年進入政府工作。她曾在奧巴馬的國安會負責中國與朝鮮半島事務，後在美國國務院時任副國務卿布林肯的辦公室主任。2016年，她作為外交政策資深顧問加入希拉里·克林頓的總統競選團隊。克林頓敗選後，她先去了美國的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並在那裏成立了鞏固民主聯盟。在智庫這段時間，她主要關注俄羅斯如何利用網絡和傳播虛假信息干預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選舉，之後又把注意力投入“中國政府在海外支持威權政府”的言行。**在她的指導下，ASD在2020年4月發佈了題為《朋友和敵人：中國干預民主國家政治的框架》的報告。2020年4月22日，羅森博格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網站發表題為“中國新冠病毒信息攻勢”的文章，指責北京通過信息操控和新聞檢查維護國內穩定和塑造自己在海外的形象。**她在文章中説，“美國必須與自己的民主盟國一道制定信息公開的措施。如果美國束手無策，那中國在疫情之後就會成為世界新的頭羊。”

**第二位是杜如松（Rush Doshi）。**杜如松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項目的主任，曾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做研究員，2016年是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團隊的外交顧問。他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本科學位，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還在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做過坎貝爾的顧問。

杜如松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看法可以從他最近一系列文章的題目中找到端倪：他與坎貝爾合作的文章分別為“美國如何鞏固亞洲秩序：恢復均勢與合法性的戰略”、“中國的挑戰可以使得美國避免衰退”和“新冠病毒會重塑全球秩序”。他與其他學者或自己單獨寫的文章分別題為為“崛起的中國在挑戰美國領導的秩序”、“美國、中國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應對中國的挑戰”、“中國加強了對台灣的信息戰”和“中國抗擊美國金融實力的十年鬥爭”。杜如松認為，中美力量差距正在縮小，意識形態差距正在拉大，中美兩國已陷入一場用多年時間形成的“意識形態漩渦”。

杜如松馬上就要出版的專著名為《持久戰：中國試圖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此書336頁，利用所蒐集的中文文件、文集、傳記分析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訴求，並提出美國應該如何應對。杜如松算是典型的學者官員，雖然不能跟之前在克林頓國安會供職的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相提並論，但所受的教育應該説旗鼓相當。

坎貝爾手下的第三位成員是後起之秀格維茲（Julian Gewrtz）。格維茲2013年從哈佛本科畢業，之後到牛津大學拿了博士學位，又從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在牛津大學期間，他曾短暫休學，進入奧巴馬政府，擔任能源部副部長的國際事務特別顧問。2020年他到哥倫比亞大學做講師，隨後在美國外交學會出任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2017年，格維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名為《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國改革者、西方經濟學家與全球中國的形成》。該書講述了鄧小平時代改革者與保守派之間爭奪影響力的故事，並揭示了同時期中國與西方的互動。他的另一本有關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波動及其遺產的新書——《中國的重塑》也將於2021年出版。他對中國精英政治的研究之詳細和深刻在美國中國研究界應該説屈指可數。

2020年格維茲在《外交事務》雜誌和網站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講中國的公共衞生治理問題，另一篇影響很大，題為“中國認為美國輸了”。他在文章中説，中國的領導集團認為美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並因此要遏制中國的發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種種做法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的這種判斷。中國對於美國正走向衰落的預期使得他們敢於採取“更有攻擊性的姿態”，甚至敢於不懼國際指責。他認為，“美國可以制定一項戰略，更有效地阻止中國最成問題的行為。但要做到這一點，華盛頓必須努力顛覆中國領導人關於美國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的假設”。

格維茲在自己的文章中建議，兩國要儘快建立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避免在台灣、南海或網絡安全方面因誤判或事故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坎貝爾手下還有其他什麼成員目前不得而知，僅從已知的三位來看，他們的特色是年富力強，雖然學識淵博，但從不閉門造車，還有參政的經驗。其次，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不能不説有失偏頗，即他們誇大了中國對美國構成的“生存”（existential）威脅，誤認為中國要徹底顛覆國際秩序並對美國取而代之。第三，他們代表了美國所謂建制派的觀點，他們身後是一大批與他們觀點相同的官員、學者和研究人員。最後，正因為他們觀點相近、共事的經歷和個人關係密切，他們之間的和諧可能會超出以往任何一屆國安會的中國團隊。這或許會帶來“近親繁殖”的後遺症，即大家都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沒了不同聲音，誤判不可避免，並會帶來嚴重後果。

坎貝爾左右的人選也很有趣。負責科技與國家安全的是Tarun Chhabra，負責全球衞生安全和生化防禦的是Beth Cameron，負責國防的是Cara Abercrombie，負責民主與人權的是Shanthi Kalathil，負責國際經濟的是Peter Harrell。用國安會發言人霍恩（Emily Horne）的話説，**坎貝爾的印太事務處是國安會最大的區域事務處，但國安會其他處室也參與對華政策的協調。**他説，中國對國安會顧問沙利文來説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他希望各處室在涉及中國問題時不要各自為陣，獨立作業，而且國內和外交政策也要有所協調。

△從左至右：Tarun Chhabra, Beth Cameron, Cara Abercrombie, Shanthi Kalathil, Peter Harrell

坎貝爾在國安會左右的人對中國也不是沒有研究，負責科技與國家安全的查巴拉曾在喬治敦大學的安全與新技術中心做高級研究員，曾任奧巴馬時期國防部長的撰稿人，之後進入國安會工作。他寫了一系列與中國科技政策有關的文章，還與杜如松合作在布魯金斯搞了一個追蹤中國不斷擴大的全球影響的項目。2002年2月，查巴拉參與撰寫了一個題為“美國和盟國如何找到民主化的人工智能”的報告，提出要遏制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飛猛進，美國和盟國必須互通有無，協調研發，共同制定標準。2020年9月，他又提出，為保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壓倒優勢，美國必須建立全國科學與技術分析中心。

坎貝爾在給自己上面的人提供對華政策建議時，他不能特立獨行，必須與其他處室的負責人協調和對接。

△從左至右：Linda Thomas-Greenfield, John Kerry, Susan Rice

此外，坎貝爾還要兼顧嚴格意義上不是他的頂頭上司但他必須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的三個人。他們分別為氣候特使、原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和拜登總統的內政顧問萊斯（Susan Rice）。在這三個人裏，前兩位都是“內閣成員”，而萊斯與拜登關係極為密切，而且搞了一輩子外交。克里主張在氣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因為自己做過聯邦參議員、競選過總統並當了四年國務卿，肯定會比較頤指氣使，不把坎貝爾放在眼裏。萊斯是2014年美中在西非共同抗擊埃博拉的主要推手，她也應該主張美國與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以前與中國外交部非洲司官員接觸甚多，關係也不錯，但她在參議院聽證時對中國攻擊有加，令人側目。**而她的副手是另一位中國通普利斯格特（Jeffrey Prescott）。普利斯格特曾經在戈維茨父親的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中心供職多年，後來成了拜登副總統負責中國的國家安全顧問。他會怎樣與坎貝爾的團隊協調，能否對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聯合國的言行產生影響都有待觀察。

坎貝爾本人和他的“上下左右”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審議、協調和制定的重要軸心之一，這個軸心的構成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國通”，他們帶着自己多年對中國的研究和分析成果進入政府核心，他們雖然不大可能像特朗普的中國團隊如公牛一樣闖進瓷器店（bull in a china shop），把中美兩國領導人四十年創建的關係砸了個稀巴爛，但他們能不能修復雙邊關係，讓中美能夠有序、和平競爭，並把雙邊不可避免的競爭變成競技而不是使絆子、下黑手，還不得而知。鼓勵他們朝着這個方向邁進是中國政府和智庫的重要任務。

來源：國觀智庫

（作者：國觀智庫特約研究員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