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關於史學價值與意義的幾點認識_風聞

本文的史學是指廣義的歷史學，既包括傳統的文獻史學，也包括近代興起的考古學，兩者各有特色，相輔相成，構成歷史學的全貌。

對歷史學學科意義的深入全面理解有助於我們認清其社會作用和存在價值，發現史學長盛不衰的原因，明確史學研究的目的與動力來源，進而推動史學的發展與史學成果的傳播。

那麼，歷史學都有哪些價值與意義呢？關於歷史學的價值和意義，古今中外的論述非常多，只要是重視歷史的人和社會，都有他們自己對史學價值和意義的或明或暗的認知。

中國歷史學的“經世致用”傳統，所強調的就是歷史學的現實意義和作用。秦漢以降，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就理論層面而言，主要是藉助正統的經學和史學建立起來的，並通過經學和史學得以維護。孔子編著《春秋》的目的是為了“使亂臣賊子懼”，強調歷史著述的“正人心以維護社會秩序”的致用價值。《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時的大夫申叔時對史書等各種著述的社會作用作了如下評論：“教之《春秋》，而為之從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應是中國最早的從多個角度討論史學功能的文獻記載了。

唐代劉知幾説：“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户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章學誠説：“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

近代社會興起的實證主義史觀認為歷史學是一門科學，歷史學的價值與作用在於幫助我們再現人類的過去，重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發現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以之指導人類的未來。新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説：“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於闡明存在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便是指導研究這種規律的理論基礎。”

作為一種自古有之、長盛不衰的人類文化現象，歷史學對我們人類來説，無疑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和價值。歷史學的價值是多元的，在不同的人眼中，對歷史學價值的關注點與強調的重點也不同。同樣，歷史學也會因人的目的與需要不同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例如專制王朝統治者可能更重視歷史學的政治功能、教化功能；近代民族國家更重視歷史學在建構共同歷史記憶，培養民族認同方面的作用；當代知識教育界更強調歷史學對科學意識培養和認知體系建構方面的價值；還有許多人可能更願意從歷史著述中找到興趣的滿足與情感的寄託；等等。王學典總結各種有關歷史學價值的説法，概括道：“從大方面來説，歷史可以提供經驗教訓，作為國家社會現實活動的借鑑；可以促進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增強凝聚力，激發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可以作為道德教育的生動範本，提升人們的道德水準。從小方面而言，歷史對個人也有多重意義，可以豐富知識、開闊眼界、啓迪智慧，如培根所説‘讀史使人明智’；可以陶冶性情、變化氣質、淨化心靈，訓練洞察力。”葛劍雄説：“我把歷史研究的運用即具體目的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是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規律，第二是用於宣傳教育，第三是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經驗等。”

在西方學術界，對歷史學的作用與意義也有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德國哲學家尼采説歷史學家以三種方式服務於活着的人：他的“行動與鬥爭”，他的“保守主義與虔敬”以及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慾望”。三種用途對應於三種歷史：“紀念的”，詳論過去的偉大；“懷古的”，把個體與比他本人更大的一種“我們”（一座城鎮、一個民族或一個文明）聯繫起來；“批判的”，判斷過去，解釋什麼值得存留，什麼不值得。每一個都有着它自己的用途，又都被濫用。紀念的歷史，趨向於讚頌一個神話的過去；懷古的歷史，趨向於保存一個瑣碎的過去；批判的歷史，趨向於以一種對批判的過度熱心來毀滅過去。馬克思主義史觀主張歷史為現實的政治服務，提出把歷史的認識職能和社會職能統一起來，即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中去吸取客觀的“歷史教訓”，以便更好地理解今天及其前景，從而有利於改造舊世界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實踐。

以上大約可以看出古今中外歷史學界關於歷史學作用與價值的基本觀點。

下面，我們來具體梳理史學對人類的主要價值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滿足我們的興趣和好奇心

資中筠記述了這麼一件事：“有一位美國曆史教授講了一段見聞。他説：問美國學生為什麼要學歷史，絕大多數的回答就是感興趣。他問過台灣的學生，得到的回答是，為興趣而學歷史對我們太奢侈，我們是為了救國而學歷史；後來他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竟如出一轍，儘管兩岸處於對立狀況，各自所謂‘救國’的含義可能相反。”

中國史學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傳統，強調資治借鑑與道德教化的功能，政治工具化傾向明顯。而在湯因比看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歷史，這才是促使歷史學家們發現和解釋的動力。

我們在此首先想肯定與強調的恰是歷史學在滿足我們的興趣與好奇心方面的價值，我們認為，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好奇心，探索未知的世界是歷史學第一位的價值。

人類與一般動物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類在滿足基本的生存、繁衍需要之外，還有許多形而上的需要和追求，正如心理學家馬洛斯所提出的人類五種層次的需要中，除了生存、繁衍的需要，還有更高層次的滿足好奇心、自我價值實現等的需要。美國俄亥俄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由15種基本慾望和價值觀所控制的，好奇心就是這15種基本慾望和價值觀之一。好奇心決定人類對知識的渴求是不可抗拒的，是人類不斷發展、超越其他物種的原因之一。滿足好奇心與自我價值實現等人類需求看似沒有實際功利用途，實際上卻不斷促進人類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是人類超越於一切物種、獨步地球的根本動力之所在。許多科學成就的取得往往是在興趣、好奇心的推動下實現的，所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最大的動力”。

古人與今人都對自己、同類甚至身邊的一切怎麼來的，充滿了好奇。“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過去的人什麼樣？他們怎麼想怎麼做？如何相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我們’的？”對這些問題，我們都想有一個答案。古人更多地用神化傳説、宗教信仰來提供答案。而今天的我們希望用科學來尋找答案，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由此而興。雖然，古人與今人所使用的概念、解釋體系不同，尋找答案的方法也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

許多考古探險活動，尤其是早期的考古活動主要就是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求知慾。肯·達柯説：“從事考古學也許只是因為想了解物質、風景或環境在過去的形態。”“人們之所以研究過去的物質文化，可能是因為：相信知識是有價值的，尋找支持宗教、政治或其他（如美學）思想的證據，尋找‘起源’，或僅僅是為了娛樂。”

歷史學、考古學使我們知道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人類走過了怎樣的歷程。關於自然史和人類史上各種現象的“起源”和演變過程，以及我們生存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宇宙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動力，各類自然現象，如山川、海洋等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原因，生命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動力，物種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動力，人類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動力，人類社會及其文化如衣、食、住、行、社會組織、政治制度、思想觀念等等的起源、本質、演變過程及其動力，等等，都是我們認知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也都是我們特別希望獲得的知識。全世界的考古學家有許多共同的興趣，他們試圖瞭解過去人類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我們有何異同，以及他們和我們如何關聯。

從歷史探索和歷史敍述中，我們可以獲得一種愉悦。俞偉超説，作為藝術範疇的考古學，其價值的主要方面，在於滿足人們那種回憶自己被忘卻的天真稚氣的童年，奔放熱情的青年以及慶功的輝煌、失敗的悲壯、豐收的喜悦、祭祀的虔誠等等歷史情景的天生願望。由此而得到的當然不僅是心靈的安慰，還會有情感的薰陶，良知的培育，智慧的啓迪，勇氣的鼓勵。歷史學不僅為我們提供有關過去的知識，而且提供給我們藝術的享受、人生的感悟、智慧的啓迪，這些都是“無用之用”的歷史學的價值體現。

二、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塑造

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等所構成的認知體系對我們的影響無所不在，它們決定着我們的行為。我們以自己的認知去理解和認識歷史，對歷史的理解與認識又反過來影響我們的認知，並進而影響我們的行為。歷史學之所以能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因為關於歷史的認知是我們廣義認知體系的一部分，影響到我們的思想觀念，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行為，再通過我們的行為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莫爾內在《寫作古代史》中説：過去需要研究，因為人們對過去的認識會影響人們現在的行動，現在的變化也會影響人們對過去的認識，歷史學在不斷解構過去的過程中，不斷塑造着人們的思想和認同，並且通過塑造過去來改造現在，仍然可以説是就歷史學科本身性質而非古代史特點的立論。尤瓦爾·赫拉利説：“人類幾乎從出生到死亡都被種種虛構的故事和概念圍繞，讓他們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標準行事，想要特定的東西，也遵守特定的規範。就是這樣，讓數百萬計的陌生人能遵照着這種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覺，合作無間。這種人造的直覺就是‘文化’。”歷史學就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歷史課堂上，在與人的各種交談中，在每天看電視的休閒中，在各種文字作品的閲讀中，在各種日常活動中，我們潛移默化地接受着各種歷史知識，它們漸漸地形成了我們對過去的認知，進而影響我們的情感、立場和價值取向，引導我們的行為。比如，民族主義的國家歷史敍述培養出國家的認同與忠誠，甚至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和國家之間的戰爭；性別考古學呼應男女平等的社會運動；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學影響着未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説：“誰控制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所以福柯説：“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

改變世界首先要改變人們的觀念，歷史學的作用之一就是通過不斷重構符合時代需要的歷史記憶，塑造人們的觀念，左右人們的行為，進而影響人類社會的未來。歷史學也許不能預測、指導未來，但可以影響未來。比如，“就西方而言，是進化論的提出，顛覆了千年以來教會所傳播的神創起源理論。考古學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重大使命，正是對於具有叛逆色彩的進化理念的證明。從這個角度而言，考古學的誕生肩負了深刻的任務，並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它具有社會意義和宗教意義。顧頡剛先生疑古觀念的提出，震盪了中國人滲入骨髓的史學觀念，注重傳統的中國人，驀然之間回首發現傳統是不可信的，這和‘上帝死了’給西方人帶來的震盪一樣，讓中國人絕望。”

歷史學對我們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影響還表現在通過對歷史人物及其行為的褒貶來弘揚或貶斥某些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歷史學幫助我們思考、發現人生的意義，提供行動的動力，進而影響到我們的選擇和行為。

俞偉超説：“一切人文學科，如文學的目的，是改變人們的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而考古學與文學、藝術的目的是相一致的。”餘世存説：“我們現在怎麼認知自己，認識世界，很大程度上，由接受了怎樣的歷史教育決定。”龍應台説：“你的記憶，決定了你的相信或不相信，決定了你忠誠於誰、反叛於誰，決定了你的愛和恨。”

2006年前後，中國歷史教育界關於中國歷史教科書到底應該怎樣編寫，是要給中國的下一代繼續喂“狼奶”，還是不能再喂“狼奶”的爭論，正是基於歷史學的“規訓”作用而關於通過怎樣的歷史敍述來培養何種國民的爭論。雙方雖然觀點對立，但都非常重視歷史教育在樹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與人生觀方面的重要作用。“歷史教科書具有官方性、權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徵，它將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記憶的場所’（sites of memory），是一個民族的‘體制化的記憶’（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這種記憶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認同：我是誰？我與國家或民族（國族）是怎樣的關係？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與外國（族）的關係？”“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都是通過強化、誇大甚至偽造受害經歷，達到了培養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仇外情緒的目的。”“二戰結束的時候，盟軍整肅德、日法西斯主義，對其進行民主化改造的過程中，就對其歷史教科書進行審查和干預。”“二戰後，在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監督下，日本新編的歷史教科書遵循三個原則：沒有任何宣傳；沒有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或傳播神道教；增加對普通人在經濟、發明、學術和藝術方面的成就的論述，只有在天皇有突出的貢獻時，才可以提到天皇。從這裏可以看到一個民主國家的革命教育與軍國主義國家戰爭教育的區別。”

控制他人思想就包括控制他人的歷史記憶。福柯説：作為遊戲，歷史無意義，可它隱含強制性規則，其目的是“制定一個方向，讓人服從新的意志，投入另一種遊戲”。“知識本身就是權力。由當權者向大眾灌輸的知識支配着人們的思想，規訓着人們的行為，無形中發揮着權力的作用，人們受其擺佈而不自知。”郭於華説：“通過焚燬和篡改歷史的記錄，通過抑制和消除個人的記憶，思想與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斷了，思想之流趨於枯竭或者只能沿着統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正是因為意識到歷史記憶的重要價值，對歷史記憶的壟斷與操控成為權力系統極為重視的事情，各種權力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來控制對歷史的解釋權與敍述權，對歷史現象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讀，建構符合自己需要的歷史敍述版本。為何中國歷朝歷代皇帝都重視正史編纂？這就是原因之一。歷史敍述除了被權力用來神化自己，妖魔化對手，為自己行為辯護，也往往被作為一種影響人們思想進而左右人民行為的工具。《春秋》經傳、二十四史等都是典型的這類性質的史書。這些歷史故事深入人心，塑造了一代代中國人的立場、情感、價值觀和認知體系，從而對他們的判斷、選擇和行為產生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一代代舊王朝被推翻，而一個個新王朝又翻版重建，個人崇拜、皇帝專制制度一再重演、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的現象。

正是基於對史學作用的這種認識，梁啓超極力倡導新史學，希望通過新史學來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國民，進而由新國民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就是他的新民論核心思想與寫作目的。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的新史學。新史學以“科學”與“求真”為號召和訴求來改造舊史學，目的就是要重構符合新時代的歷史新敍述。部分先進知識分子以科學、民主、民族主義等理念解構了皇權專制時代的舊史學，重構了新時代的新歷史，而這些新的歷史解讀與敍述反過來又促進民族國家、民主、科學觀念與思維方式在社會的傳播與鞏固，重塑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主流觀念和思維方式，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與選擇。儘管在這一新史學範式的確立過程中，舊史觀與史學傳統仍然隨處可見。近代以來的新史學和重構的民族國家史敍述也確實在培養中國國民的科學與民主意識、民族國家認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幫助中國社會實現了由皇權專制中心的天下王朝帝國觀念向當代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平等的民族國家觀念的轉變。

三、確認自我存在感和人類行為的意義

古人真是充滿智慧。在中國古代有孟婆湯的傳説。當一個人死後要轉入來世時，走過奈何橋後要喝下孟婆湯，忘記今生今世的所有東西，包括他自己是誰，才能轉世投胎。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有忘記過去，才能重新做人。反過來説，回憶與歷史記憶幫助我們確認：我是誰？從哪裏來？與周圍環境和其他人是什麼關係？我們通過對過去的不斷回憶與建構來確認自我，強化自我存在感和自我價值。一旦失去了記憶，我們就不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即失去了自我存在感。失憶症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失憶症者因身份意識、記憶和對環境的正常整合功能遭到破壞，因而對生活造成了困擾。此外，失憶症還無法設想未來，因為當一個正常的人想象未來時，他會利用其過去的經驗，構建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比如一個人在嘗試想象將來一次聚會中出現的情景時，會利用過去的經驗來幫助構建這次聚會中可能出現的情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不管你的壽命多長，構成你身體不同部分的細胞其實只有幾周甚至幾天的壽命。這是因為它們在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身體各部位的壽命大致如下：肝的壽命5個月，味蕾壽命10天，大腦的壽命和你的壽命相同，心臟壽命20年，肺的壽命2到3周，眼睛的壽命和你的壽命相同，皮膚壽命2到4周，骨骼壽命10年，腸的壽命2到3天，指甲的壽命6到10個月，紅血球壽命4個月，頭髮的壽命3到6年。從人的身體看，我們可以把身體比作一間巨大的工廠，不斷在生產新組件、新細胞，以取代那些損壞或陳舊的組件和細胞。無論醒着睡着，我們都在持續不斷地更新皮膚、器官細胞和血液。因此，從生物學意義上講，5歲的你和50歲的你完全是兩個人，正如古希臘著名哲學名言所説“沒有人能先後穿過同一條河”，只有記憶才能串聯起過去的你和現在的你，使你沒有割裂感。正是歷史記憶創造了“過渡”，使你從5歲到10歲，到15歲，再到50歲，都感覺自己是同一個人。

歷史記憶給我們一種真實的存在感，黑格爾説：“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我們有歷史。”“任何‘我’的認同主要來自本人和他人對‘我’自身的記憶，凡失憶者即難知‘我是誰’或‘誰是誰’。”“人類各族羣的文化認同，也必須將該族羣中許多個人的行動連接成一個歷時性的整體，方得以凸顯。正是歷史記憶的維持，讓我們確知‘我是誰’，以及‘誰是誰’。”每個人通過一個個過去片段的回憶，一件件珍藏的、或偶遇的舊物件回顧自己的歷程，確認自己的一生，所以錢穆説：“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儘管回憶能力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它卻依然是讓人成其為人的東西。若是沒有回憶能力，我們就不能構建自我，而且也無法作為個人與他人進行溝通。回憶固然並非總真實，我們卻不得不認為我們的回憶是真實的，因為它們是我們賴以汲取經驗和建立關係，尤其是賴以繪製自我認同圖像的材料。”歷史記憶使我們成為一個過去與現在統一的具有完整人生的人。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也如此！一個集體、一個民族也是通過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要到哪裏去？”來確定集體和民族的存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強化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如果構成羣體的多數個人的心中對於羣體組織不再有存在感，對其價值不再有認同，羣體組織也就難以為繼了。

歷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是誰，證明我們的存在，提供我們存在的理由和意義。在歷史的敍述中，我們感受到一種真實的存在感，體會到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歷史學是一門創造、解釋我們人生意義的學科，通過對過去歷史的敍述來證明我們的存在，彰顯我們行為的價值。

四、培養羣體認同、凝聚力和愛國心

人類是社會性的羣體動物，人類的優勢之一也在於其羣體力量。但維繫羣體並不是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情。為了整合人際關係，使社會分工、分層合理、合法，進而牢固維繫社會羣體，人類除了藉助天然的人性外，還創造了一系列文化，如組織體系、規章制度、風俗習慣、行為規範、思想觀念等來強化羣體組織和羣體的歸屬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激發羣體成員的激情和奉獻精神，引導羣體的行動方向。這種文化現象既有各種直接的社會組織制度，更有左右人們價值認同和行為方式的各種宗教信仰、思想觀念。人類的精力和人類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除了滿足自身的生存與繁衍的直接需要外，很大一部分被用在維繫羣體、動員成員的活動上，如宣傳各種宗教信仰、思想觀念，構建、傳播各種歷史記憶，建造各種權力、等級、信仰和歷史敍述的物化象徵，如精美而珍貴的禮器、宏偉的宗教或歷史紀念建築、神聖而神秘的祭祀儀式、宏大而莊重的慶典、會議，等等。影響人們社會記憶，進而塑造人們價值觀念的歷史敍述及其展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從這一點講，似乎沒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學恰恰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價值，發揮着重要的現實功能。

歷史學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幫助我們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歸屬和意義，提醒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整合人際關係，將人們從感情與心理上聯結在一起。歷史記憶影響一個人“我是誰”的自我身份定位與情感認同，帶來“我者”與“他者”的區分。記憶與集體的和個體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社會記憶“對自己的過去和對自己所屬的大我羣體的過去的感知和詮釋，乃是個人和集體賴以設計自我認同的出發點，而且也是人們當前——着眼於未來——決定採取何種行動的出發點。”

歷史記憶是加強羣體情感、培養羣體認同的重要手段。對於民族國家來説，共同的歷史記憶就是國家歷史，對於個人、家庭和特定羣體來説，歷史記憶就是曾經共同經歷的某些事、共同相處過的某些人。歷史回憶突出的是彼此之間曾經的密切關係，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倒是次要的。對於共同經歷的討論，參與者往往不是志在獲得一個真相和正確的答案，反倒是不同的敍述版本及其爭論更能激發大家的興趣與熱情，強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彼此認同心理。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説：“究竟智人是怎麼跨過這個門檻值，最後創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這裏的秘密很可能就在於虛構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無論是現代國家、中世紀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規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在於某種只存在於集體想象中的虛構故事。”“‘虛構’這件事的重點不只在於讓人類能夠擁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編織出種種共同的虛構故事，不管是《聖經》的《創世記》、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夢世記’（Dreamtime），甚至連現代所謂的國家其實也是種想象。這樣的虛構故事賦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讓我們得以集結大批人力、靈活合作。”“正由於大規模的人類合作是以虛構的故事作為基礎，只要改變所講的故事，就能改變人類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對的情境之下，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變。例如在1789年，法國人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相信的故事就從‘天賦君權’轉成‘人民做主’。”

在中國歷史上血緣家族組織廣泛存在的時期，“家譜”“族譜”的編修是“合族”的重要手段，即通過確認共同祖先，建立彼此之間的血緣聯繫，構建共同的歷史記憶來強化族羣認同和凝聚力。“家庭記憶是一個起合成作用的功能整體，它恰恰是通過杜撰一份共同的回憶清單，來確保‘家庭’這個親密無間的回憶集體的關聯和認同的。”“我們應把家庭記憶理解為一種功能，它超越家庭成員的個人回憶和過去觀念，確保大家一起杜撰出一種集體回憶和集體歷史。”

由於共同歷史作為一種集體記憶，可以促進對民族、國家和文化的認同，培養個人對羣體的認同感，增強羣體凝聚力，激發國民愛國心，每個國家、每個團體都非常重視自己歷史的撰述與教育。梁啓超説：“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喬伊斯·阿普爾比説：“個人的記憶在有形與無形的方面維繫着個人的認同，借歷史保存鮮活的國家記憶也同樣賦予一個族羣團體的認同，使交往聯繫變成團結精神，使政府的強制權威成為合法化。”美國學者麥克尼爾説：19世紀的歷史研究所起的最大作用之一是“為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奠定了基礎。”“歷史記憶構成一個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是民族認同的根基。”“民族主義者認為歷史教育應該服務於培養民族認同和國家意識，強化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德國歷史學家耶爾恩·呂森説：“歷史論題是人類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元素，在歷史中，人們形成並且反映了他們與其他人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與他者的差異。在歸屬感和差異的寬泛視界中來看待‘世界諸文明’，人們才能夠談及‘文化認同’。”葛兆光説每個國家都會為民族自尊和認同構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歷史，“為了證明自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必須要有一個悠久的歷史。”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視建構自己的歷史記憶，例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1996年在其《獨立的五年》一書的“前言”中寫道：五年前，1991年12月，我們莊嚴地宣告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獨立，一些“必須立即解決的非同尋常的任務之一，就是恢復共和國各民族的歷史記憶”。欲之大道，必先為史，是否重視民族的歷史記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亡、民族的興衰。歷史記憶和歷史記憶的連續性，從來都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共同歷史的講述既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認同的維繫者和捍衞者。“不論對一個民族、國家還是人類社會而言，其連續性之所以得以維繫，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歷史記憶。”“歷史的一大價值和功能就是記錄、整理和保存民族、國家或人類社會過往的記憶。”“作為一種集體記憶，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延續和發展的基礎，可以促進民族、國家和文化的認同。這主要有以下途徑：一是通過回憶光榮、輝煌的歷史,來增強民族自豪感；二是通過重温痛苦、屈辱的歷史場景,來激勵民族自尊心；三是通過追思和讚美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貶斥民族敗類,來提升後人的精神品質。”近代中國新史學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以民族主義思想為指導來構建民族國家的歷史敍述，以滿足近代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急需自己的歷史記憶的社會需要。近現代中國的幾乎每一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都為此而努力，諸多史學著作和研究課題都是圍繞這個目的而展開。

作為歷史學一部分的考古學在不同國家也被賦予培養國家認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作用。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説：“民族歷史的敍述是建構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環。”“博物館和博物館化的想象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布魯斯·崔格爾説：“考古發現成為爭取民族自決權、評判和捍衞民族認同、提倡國家統一、抑制階級衝突的鬥爭的一部分。這種類型的考古學在世界各地都深受歡迎。族羣和國家都渴望更多地瞭解他們自身的史前史。這種知識在弘揚集體榮譽感、促進集體穩定上意義重大，同時也有助於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對於那些過去深受殖民主義歷史學和考古學忽視或者貶低的民族來説尤其重要。”肯·達柯説：“考古學在政治上扮演着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同時考古學研究更多出於政治目的的領域是在發展中國家由本國考古學者開展的後殖民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在當代身份的形成和新國家的象徵意義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津巴布韋和以色列的考古學）……人們冀望於通過這種方式尋找到共同的遺產，從而提升這個新國家的團結和自信。”“到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成為民族獨立運動的旗幟和全球民族解放所推崇的時尚。對於新獨立的非洲國家來説，考古學的作用可以用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一段話來表達：這就是我們的歷史，現在我們能正視其他國家的人民的臉並告訴他們，我們擁有自己的歷史和我們深感自豪的民族身份。”

不同的歷史敍述帶來不同的現實效果，一種歷史敍事可以強化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另一種歷史敍事則很可能解構民族的歷史依據，瓦解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因為共同歷史記憶對於維繫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被否定、被抹殺，也就失去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的根基。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説：“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章太炎説：“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必難。”（見章太炎：《太炎別錄》）錢穆説：“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故欲知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

民族的滅亡往往不是生物意義上的人種滅絕，而是體現民族認同的歷史記憶及相關象徵符號在人們意識中的斷裂與消亡。正如當今中美洲的瑪雅人後裔，由於歐洲殖民者的文化破壞，他們對遠古祖先的歷史已經茫然，瑪雅形象文字已經無人能夠認識，由此造成了族羣認同的斷裂。同樣，古代兩河流域、埃及古文明與當地後來的伊斯蘭信仰文化在歷史記憶、文字等方面形成了一種斷裂，民族文化的認同也就出現一種斷裂之感。實際上，這種斷裂主要還是在文化大傳統上。而“中國文化是保持了延續性的唯一古文明”的觀點也主要是來自於由文字、禮樂文化等大傳統上一脈相承和近代構建的民族國家歷史敍述所帶來的意識。

歷史對我們的影響多種多樣、無處不在。歷史以各種形式，如回憶、歷史故事、教科書、家譜、史學書籍、論文等敍述文本和節日、紀念日等儀式活動，影響人們，以達到強化羣體認同感、增強凝聚力的目的。其中，歷史教科書和歷史課程教育是官方進行國民歷史認同培養的重要手段，所有國家政府都通過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來塑造未來國民應該具有的立場、思想和認同，正如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爾·施耐德（Daniel Sneider）所説，歷史教科書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它在塑造民族認同感中具有重要作用，影響一個國家對歷史的理解。

五、提供人類行為正當性、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證明

心理學研究發現，當我們作出重要決定的時候，我們的思維會本能地找出證據，證明我們做了一件聰明而正確的決定。史學恰恰就提供了這種證據與理由。歷史學為人類的行為提供了某些合理性的理由和道德的支持，個人或羣體通過對歷史的闡釋來證明其行為的正當性、正確性。歷史既是過去的人和事，也是今天的工具，常常被作為政治宣傳與動員的手段，行動的理由，行為的辯護詞。

歷史敍述提供行為、觀念、制度合理性的理由，成為權力的背書。歷史敍述常常不過是勝利者的辯護詞、遮羞布和勳章，歷史的敍述構成權力、地位與財富合法性的理由之一。福柯、布迪厄、德里達等當代社會理論家們都支持權力在本質上操縱記憶的觀點。福柯在討論他那無所不包又無處不在的權力時，不止一次地提到記憶對權力的重要意義，指出掌控記憶對權力來説至關重要。呂森説：“歷史研究的興趣與功能的關係要服從於集體記憶的政治策略。它使歷史學家置身於權利角逐中，使歷史學成為所有政府形式合法化或非法化的必要手段。”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説：“大多數社會政治階級制度其實都沒有邏輯或生物學的基礎，不過就是由歷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虛構的故事延續壯大。這正是歷史值得研究的一個很好的理由。”“在以色列，搞猶太人歷史研究的史學家不僅被視為史學匠人，而且還被當做社會指路人。以色列人認為，史學家該把做好下面這件事情當成自己的責任：提供充分證據，從而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者對猶太人歷史所作的意識形態解釋具有歷史正確性。”賽義德説，由單線進化論演繹出的西方文化先進、其他文化落後、現代歐洲人比其他落後民族在文化與智力上都具有優勢、土著的消亡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等觀念，為西方文化的擴張和霸權獨享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人類學研究也表明，統治階級權威的合法性部分來自於自己所構建的，並強加於被統治者的某種意識形態。而對歷史作符合自己需要的解讀與敍述，並確定為官方正史正是構建這種意識形態的手段之一。掌握話語權者通過構建符合自己需要的歷史陳述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塗脂抹粉。遍佈於世界各地的各種紀念碑、紀念活動，如宗廟、禮器和祭祀活動等等，其作用就是證明權利的合法性、強化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內的等級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文獻記載，許多歷史傳説就容易理解了。例如，夏商周三代重視祖先祭祀和歷史記述，不過是為了在宗法社會中彰顯王權和各級貴族權利的合法性，強化具有共同祖先的貴族集團內部等級關係、認同感和凝聚力。後來的各種歷史傳説，如吳國王室為周太伯之後説，越王家族為大禹後代説，楚國與秦國王室是帝顓頊後代之説，商王子箕子奔於朝鮮説，楚國將軍莊蹻王滇説，匈奴為禹之後説，魏晉南北朝時有些人提出的鮮卑慕容家族和拓跋氏都是黃帝子孫説，建立大遼的契丹貴族耶律氏也是炎帝之後説等等，無不是與尋求和中原文化的認同，為入主中原獲得合法性和歷史依據有關。

同樣，中國古代堯舜禹的“禪讓”故事首先是諸子各家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構建的歷史故事，目的是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後來，王莽、曹丕、司馬昭等人利用這一“禪讓”歷史故事為自己改朝換代的行為作輿論宣傳和理論準備，為自己的奪權行為辯護，進而證明自己建立新王朝的合法性、正當性。

除了為權力、行為尋求合法性、合理性支持，歷史學及其構建的歷史記憶還為詮釋或合理化當前的族羣認同及與之相對應的資源分配、分享關係提供歷史理由。在古代，不同族羣的起源神話不僅提供了自己族羣來源的解釋，而且對自己的生存權利、社會地位和山川土地等所有權提供了理由和合法性證明。當代的歷史敍述往往也發揮着相似的作用，在當代有關土地、物權的爭端中，歷史往往被拿來作為自己擁有合法所有權的依據。這也是民族國家史建構的價值之一。王明珂説：“（‘根基歷史’述事）最終目的在於以‘過去’説明‘現在’——我們（或他們）為何是同一族羣或民族的人，為何我們（或他們）共同擁有（或宣稱擁有）這些空間領域及其資源，以及為何我們比他們更有權利擁有與使用這些資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國家歷史或民族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大多不脱這些根基歷史的述事模式。”

同樣，對於考古發現的古代遺存，通過考古學家的闡釋，建立其與特定個人或羣體的關聯性，往往也成為某個國家或羣體、社區共同歷史的見證，進而成為這些個人或羣體主張某些權力或證明其行為合法性的依據。文化遺產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和民族主義的象徵，通過與考古遺存和歷史傳説的聯繫來申述、證明自己的某種權力是考古學的現實功用之一。“從埃及、希臘到墨西哥、秘魯，輝煌的歷史都被從某種程度用來證明現在統治的合法性，強化國家偉大、民族認同的意識。”“以色列利用考古學作為強化其歷史連續性及國家存在合法性的手段。”澳大利亞、美國土著人羣也常常利用考古發現主張自己的權利。與此同時，也伴隨着對考古發現的濫用，導致考古學與民族主義、保守的傳統以及威權政府之間的關係糾纏不清。

另一方面，歷史雖然提供了民族國家合法性和領土要求的依據，但由於歷史在長時期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性和複雜性，也必然帶來因對歷史的各取所需而產生的無休止的爭議。例如，20世紀70年代在希臘境內維爾吉納發現的、據稱屬於馬其頓王室的黃金盒子，盒蓋上有類似太陽或星星的裝飾。新生的馬其頓共和國民族成分眾多，宗教信仰也頗為不同。為了樹立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民族認同，國旗採用了維爾吉納的古代馬其頓王室徽章標誌。但馬其頓此舉遭到希臘的強烈抵制，並迫使馬其頓放棄該做法。因為希臘人擔心，馬其頓此舉有可能引起自己境內的民族問題，剝奪希臘作為馬其頓繼承者的權利。為顯示自己作為古代馬其頓繼承者的地位，1992年，希臘將北希臘的卡瓦拉機場改名為亞歷山大大帝機場。

六、提供歷史鏡鑑

我們做決定時常常依賴自己的經驗與教訓，而經驗與教訓既來自個人經歷，也學習自歷史中的前人。從歷史中獲得借鑑是古今中外歷史學家們最常強調的歷史學價值。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有以史為鑑的傳統。《詩經·大雅·蕩》説：“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戰國策·趙策》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唐太宗李世民説：“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宋代司馬光説他著《資治通鑑》的目的就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要通過修史“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鑑”。

在西方的史學傳統中，歷史的鏡鑑作用同樣被強調，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説“歷史是生活的教師”，英國哲學家佛朗西斯·培根説：“讀史使人明智。”

考古學同樣也可以給我們一種歷史的鏡鑑，張光直説：“文明興起來了，文明空前地繁榮；文明絕滅了，而絕滅的原因往往正是暴君暴政而非疾病、洪水或乾旱之類的災害，看看在文明鼎盛時期比農舍費工百倍的要塞和城堡，那些取代千百萬的平民墓葬位於舞台前列的隨葬大量財富甚至僕從的王陵大墓吧。由於考古資料的這種戲劇性特徵，考古學家更容易認識到人類歷史的愚蠢之處，從更長遠的角度理解了人類的優良傳統。”

當然，這種歷史的鏡鑑能否真的起到史學家設想的那種作用，並不是人人皆有信心，唐代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感嘆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黑格爾説歷史能給我們提供的唯一借鑑就是我們從歷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鑑。魯濱遜認為，傳統史學主張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純粹是一種幻想。……其所依據的假設是：認為自古至今人類的情況是始終一致不變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價值。事實上，人類的情況，至少在我們現代，是變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人們如果要想利用過去的經驗來解決現代的問題，那是極其危險的。再説我們對於我們所假定的相同的過去情況很難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們滿足當前的需要。由此看來，所謂‘歷史教導我們’這句廉價的誇張語句就是這種假定的類比，實際上它是經不起我們仔細研究的。”呂思勉也認為，以史為鑑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史事之有記載，亦既數千年矣，豈嘗有兩事相同者。世之以為相同，皆察之不精，誤以不同者為同耳，世事既實不相同，安可執古方以藥今病。歐人東來後，中國交涉之所以敗壞，正坐此耳。此真不遠之鑑也。不寧惟是，世運愈進，則變遷愈速。一切事物，轉瞬即非其故，執古方以藥今病，在往昔猶可勉強敷衍者，今則不旋踵而敗矣。故以史事為前車，實最危險之道也。”確實如此，“歷史的借鑑”常常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而從歷史中尋找的支持理由而已。

因此，在肯定歷史經驗的借鑑價值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首先，歷史經驗的借鑑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只有在相似的時代、文化背景條件下，彼此遵循相似的社會遊戲規則，具有相似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前人的經驗才有借鑑的價值和意義。小農經濟的農業社會經驗未必適用於市場經濟的工商業社會，皇權專制社會的歷史經驗未必適用於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當代民族國家社會，雖然彼此之間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傳承性。例如，有人指出：“無論對反腐敗而言還是對廉潔文化建設而言，中國歷史上的古老經驗並無很大價值。這些經驗連傳統社會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又怎麼可能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呢？現代文明與封建主義集權制度的文明有根本性的斷裂。按照恩格斯的説法，中國傳統的制度文明是‘半文明’，實際上是野蠻。公平政治和廉潔文化與這種舊制度格格不入，它們只伴隨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傳統吏治制度具有的宗法專制特性以及它所造就的‘臣民’心態，決定了它不可能為今日的反腐敗提供實質性的借鑑。”更有學者指出：“更糟糕的是，太沉迷於中國歷史，還會讓我們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歷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之一：權謀術。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核心主線，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説，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並且享受這種權力所帶來的快感。但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言可能是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權謀術是人治的核心邏輯，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邏輯，甚至是法治的阻礙，因為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權謀術的適用範圍縮小到最小。而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

其次，前人的經驗不能直接照搬套用。

歷史不會重複，歷史事件也不會重演，歷史本身只有具體環境背景下的具體人與事，歷史表象之間“似是而實非”。時代變了，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社會運行模式不同了，過去的經驗不能照搬。

有學者以歷史案例為證指出“照搬”歷史經驗之害，“三國時期,曹魏政權對同姓諸王防範壓制，‘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屏藩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造成‘委權異族’而國亡。西晉以此為鑑,分封諸王而各有兵權，卻出現‘八王之亂’。北宋以唐代藩鎮割據為鑑戒，大削武官兵權，改變兵制，卻導致軍力軟弱，屢屢喪權辱國。明朝建文帝以西漢‘七國之亂’為鑑戒，力行削藩，則導致‘靖難之役’而敗亡。可見,‘以史為鑑’的尺度極難把握，在古代也並非絕對可以信賴。”這些歷史經驗的借鑑都是在皇權專制框架內的調整，或左或右，終不得其解，難以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循環。

七、理解世界、體悟人生的一種方式

呂思勉説：“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它的性質。明白之後，應付之術，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無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人生，我們只有循着歷史的脈絡，從歷史的縱深處才能看清它的本質，研究歷史是我們理解世界、體悟人生的一種方式。這也是“讀史使人明智”。

所謂“以史為鑑”，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將前人的經驗化為我們認知體系的一部分，從歷史中我們最終學到的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路，看待問題的深度與高度，以及在遇到相似情況時，作為一種制定策略的參考。“以史為鑑的‘史’,不應當再是具體的、隨意抽出的史事,而應是深入研究歷史得出的學術成果的綜合和科學性的歷史認識；也不能將‘鑑’理解為直觀反映影像的鏡子,而應當引申為對事物的觀察能力、研判能力，避免將具體歷史事例作跨時代的簡單比附。”

在此，我們特別要強調，多元包容和質疑精神是“歷史使人明智”的前提，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百家爭鳴環境中，從多元化的歷史解讀與敍述的比較、辯論之中進行選擇，學會多元視角看問題，培養出善於思考、勇於懷疑的科學精神和獨立判斷的能力，即陳寅恪所倡導之“自由的意志，獨立的精神”，智慧之門才能開啓。質疑與批判精神是學術之本，是人類社會打破僵化、停滯，保持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保證。

八、情感與思想的表達工具

南宋詩人陸游在《入蜀記》中記下了這麼一件趣事：鎮江北固山甘露寺中有一塊“狠石”，相傳劉備與孫權曾圍着這塊石頭商議如何對付曹操。但每每有遊客圍着石頭撫摩感嘆，大談三國故事時，寺內僧人就會暗自發笑，因為這不過是僧人們隨意放置的一塊充數石頭而已。

歷史有時就如同這塊“狠石”，本身的真假對史家和讀者來説既難以確證，也並不重要，大家不過是借歷史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寄託與思想而已。歌以詠志，著述者借歷史著述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借古人之杯酒澆自己之塊壘，是歷史學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即所謂“以古喻今”者也，尤其是在思想禁錮甚嚴、文字獄頻起的專制社會。即使到了當代，也如薩姆·温伯格所説：“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在我們這個後現代時代，排除感情的史學工作簡直是令人可疑的。”

歷史著述成為著述者表達自己思想、情感的手段與工具，不同史學著作之間的區別只在於：有的著作更明顯，作者有意識而為之；有的著作不明顯，作者更強調客觀性而已。

九、作為一種資源的歷史文化遺產

歷史與歷史文化遺產往往還被視作一種資源來開發、利用，以獲取經濟效益。科林·倫福儒説：“無論是旅遊業還是拍賣行，文化遺產都意味着巨大商機。”這一點從全國各地歷史文化遺產與旅遊積極結合的行動中已一目瞭然，不用多説。

通過以上的解析，我們可以看出，史學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滿足公眾的興趣，也可以滿足功利性的應用，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既是人類認知體系的一部分，又塑造着我們的思想觀念，影響着我們的心理認同和行為選擇，發揮着潛移默化的社會功能。歷史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重現人類的過去，尋找歷史規律，更在於與當代人類社會的互動並影響其未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