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製造強國，中國製造還缺什麼？_風聞

中國經濟

距離製造強國，中國製造還缺什麼？

規模龐大、門類齊全的中國製造業，其競爭力在全球究竟處於什麼位置？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長苗圩在今年中國“兩會”的發言中提到，在全球製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中國處於第三梯隊，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這可算當前較為清醒的判斷，而不只是外部環境大變後的屈身委婉用辭。中國製造業在經歷短缺時代的簡單模仿階段後，多數產品現處於產業鏈的中下游，企業面臨升級或轉型的陣痛，而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釋放和未來形態，也較大程度取決於轉型如何完成。

“落後30年”的註解：質量效益

在總量意義上，中國製造業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當年製造業產出佔世界比重為19.8%，以後佔比繼續攀升，2019達到28.1%。而且，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最齊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

中國已在核電、高鐵、航天等領域有了技術突破，但中國製造整體落後30年這一説法也不是憑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國製造業處於第三梯隊”的評判，他當時公開表示，中國已成為製造業大國，但還不是製造業強國，與先進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次他延續這個結論。

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等單位對幾個製造業大國作過比較研究，去年底發佈的《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顯示，美國以168.71的指數值處於第一梯隊；德國、日本分別以125.65和117.16的指數值位居第二梯隊；中國處於第三梯隊之首，指數值110.84，韓國、法國和英國同屬這個陣營。與上一年相比，各國的隊列分佈沒有發生變化，中國整體提升最快。

這份追蹤報告發現，中國除規模佔優勢外，質量、結構、可持續發展等指標都與前兩個梯隊存明顯差距，如製造業增加值率、全員勞動生產率、世界知名品牌擁有量、研發投入強度等。以效益為例，中國僅為美國、日本的1/4-1/5，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國、德國長期達30%以上，而且中國能耗高，產品成本仍在上升。

這些為苗圩所述觀點提供了註解，而剛剛發佈的中國“十四五”規劃將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作為單獨一章列入，也隱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門類齊全之外仍有軟肋

出於保住製造業基本盤及就業等考慮，不少人對近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過快下降表示擔憂。2019年佔比降到27.1%，為2012年（31.5%）以來的最低水平。苗圩對此提出：這“不僅拖累當期經濟增長，影響城鎮就業，還將帶來產業安全隱患，削弱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而觀察發達國家產業發展歷程會發現，第三產業、服務業佔比抬高，第二產業、製造業佔比下降是其規律之一，在不過多人為干預的情況下，中國製造業預計也將走出這樣的趨勢。真正的關切點不得不轉向質量、效益和由此體現的競爭力。

當快速工業化的浪潮過去，中國製造的狀況是：一方面大量產品都能製造，但往往產能過剩、供給老化，而製造不出來的，通常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極高，屬高精尖，其背後是長期的科研攻關。

因此，更值得擔心的是自身研發投入的不足或停滯。2019年中國製造業研發投入強度（研發經費與GDP比值）從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顯，而同期全國總體的研發投入強度是上升的！

上屆美國政府在2018年開啓對中國關鍵技術和科技企業的制裁、禁售，芯片斷供，華為等公司首先遭受嚴重打擊，加之新冠疫情突襲，中國國內對製造業“缺芯”、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卡脖子”“掉鏈子”風險的擔心驟增，中國製造在門類齊全之外的軟肋凸顯。

芯片不僅是華為之痛，也是中國信息通信產業和製造業的“卡脖子”之處。中國每年進口芯片3000多億美元，即使在美國製裁下的2020年，中國仍進口集成電路約3600億美元。中國製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還缺高端數控機牀、傳感器、光刻機、大型主機、高精度機械手、操作系統……甚至數碼相機、抗癌藥、基因檢測儀等，也主要依靠進口。

回看這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因特網、移動電話等新技術、新產品都是發源於美國。美國、日本等通常處在這些技術的源頭，而在縱向產業鏈下游的中國，遇地緣政治和國際環境大變，則有受制於人的感受。對中國製造的各類擔憂，實際上顯露出它生存發展所依賴的基礎研究和機制環境等突出問題。

基礎研究是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源頭。中國基礎研究投入少，基礎研究佔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較長時間徘徊在5%左右，近兩年才有改觀，2019年首次達到6%，2020年為6.16%。美國基礎研究投入總額和產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經費來源上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及社會力量都在投，而中國來自中央財政的比例超過80%，地方和企業投入微乎其微，企業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韓國的1/10。基礎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談不上原創性和顛覆式創新。

研發投入，如同風險投資

企業不願投入基礎研究或研發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觀上講，研發投入如同風險投資，成功概率低，結果很不確定，大部分投入註定是“無效投入”。能否接受研發創意的無效投入，成為企業轉型的首要一關，因為它決定着產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證研發投入一定的數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蘋果公司那樣提高研發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車、iPhone手機等已經讓中國企業看到，先進的製造業正變得越來越“軟”。如果我們還把特斯拉與福特、通用這類傳統車企相比，就很難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時間增長16倍這樣的事實。在製造和裝配的背後，最終決定特斯拉、蔚來們誰能勝出的，將是智能駕駛、物聯網、數據和軟件。

這裏所説的“軟”，就是產品進入市場的整個過程中，純粹製造環節所佔價值量日漸變小，而由研發、創意、設計、品牌、技術、消費場景創設、消費者體驗等創造的價值量佔比越來越大。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其新著《創造新需求》中所説的“軟價值”，就是對此比較全面的分析。

研發、創意的產生都是不確定的，它來自於人的創造性思維，有時是異想天開，有時是偶然所得，因此，企業和社會要解決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產出那些idea的人才，並創造相應的環境。

創新需要不一樣的制度環境

關鍵技術卡脖子，似乎表現為企業和政府財力投入多少、技術攻關難易這類問題，本質上卻關涉基礎科學研究、教育體制等，過度強調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對少數產品可能有效，多數時候並不能產生期望的結果。歷史經驗也提示，進一步對處開放，改革科教體制，完善產權保護是更可行路徑。

短缺經濟時代，中外資企業利用中國人口、土地等資源優勢，引進先進技術，完成了中國製造的從小到大，從少到多。不少學者認為，這個過程靠的是學習模仿，靠的是企業家的套利活動，而中國要成為製造業強國，唯有依靠創新企業家的創新活動。

英、美、德、日等國成為製造業強國，靠的是一批創新企業家的引領，他們創造了新的產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組織方式、生產方式，甚至創造了新的產業。而“中國企業家到目前沒有創造出真正的新產業”，這是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張維迎的觀察結論。

在5G領域保持全球領先的華為公司，對研究人才和顛覆式創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發支出超過中國多數省份。其創始人任正非去年訪問國內多所名校時，所強調的正是基礎研究、前沿學術研究、關鍵技術領域等。

這類企業研發和創新活動，對制度環境提出了比學習模仿的工業化早期階段更高的要求。企業家、創業者只有在具備長遠打算的前提下，才會專注技術突破，以恆心經營企業，這就需要形成保護私有產權和人身權利的制度基礎、法治社會，放松管制，讓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讓民營資本能夠平等獲得各類資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