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學歷不值錢，學區房值錢？_風聞

　　前段時間，上海教委發佈了中考改革的新政。

　　根據該改革方案，從2022年開始，上海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將拿出其招生總計劃數的50%-65%來進行“名額分配綜合評價錄取招生計劃”，剩下的名額則通過高中自主招生和統一考試招生來錄取學生。

　　所謂“名額分配綜合評價”，即把這些優質高中的招生名額，根據一套科學的、均衡的分配方法，分配到上海每一所不挑生源的初中。

　　方案公佈以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沒有人知道方案執行後會對每個人產生怎樣的影響。但目前大家的共識是，這套中招改革方案將對上海的教育模式產生巨大影響，學區房的價格也必然受到波及。

　　在看理想節目《別怕，這就是經濟學！》中，主講人梁捷從這一事件入手，從經濟學的角度討論了分析教育問題的框架以及學習與學習環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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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述 | 梁捷

　　**來源 | 《**別怕，這就是經濟學！》

　　1.

　　參與教育的各方都陷在量化的困境中，

　　為數字焦慮不已

　　有人與我討論學區房問題的時候，我經常反問：你覺得一個人的學習能力與學習成績，多大程度是自我決定的？多大程度是環境塑造的？

　　有一句話叫“是金子總會發光”，又有一句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按照前者的邏輯，學習成績主要由個人能力決定，那麼一個孩子無論讀什麼學校都無所謂，最終總能在比較公平的高考裏取得好成績。可如果按照後者的邏輯，一個孩子的學習成績是由他所在的學校決定的，那家長挖空心思投資學區房就是有道理的。

　　可是這個命題不可能有明確結論。我們每個人都接受過很多年的教育，對於讀書考試都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但是似乎這種經驗很難推廣。很多父母自己都是985學校，或者是海外名校畢業的，但看着孩子的學習成績就是沒有起色，也十分地無奈。

　　我們都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評價是最難的。我們只能比較身高、體重這些有着明確外部含義的指標，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任何指標都會出現爭議。

　　就説智力吧，IQ（Intelligence Quotient），這是19世紀優生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提出來的，當時就遭受到很嚴厲的批評。後來法國心理學家比奈（Alfred Binet）正式發明了一套用於測量智力的量表，很快流行起來，這就是今天我們智商測驗的前身。

　　智商測驗在很長一段時間頗為流行。但是人們越來越感受到它的侷限性，因為智商只是偏重思維或者數學能力，而對於其他一些重要的心理維度都忽略了。很多當年智商測試極高的神童在後來的學習工作中都遭遇不同的困難。

　　一直到了上世紀8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了“多元智能論”，認為智能是多元的，除了傳統智商測試以外，我們還必須關注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交往智能、自我認識智能。隨着以後心理學的發展，我們可能還能歸納出更多智能維度。

　　應該説，加德納的“多元智能論”要比比奈量表科學得多，能夠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出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但客觀上，它的可操作性要比比奈量表差很多。

　　當我們拿到兩個人的多元智能結果以後，似乎很難對兩個人進行比較。而在過去，用比奈量表，操作很簡單，誰高誰低一目瞭然。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加德納“多元智能論”沒有獲得大規模的推廣。

　　在今天這個時代，量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量化是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也只有實現了量化，才能在操作中做到公正公平。所以，不管學生還是老師，不管家長還是學校，全都陷在量化的困境中，為了一些數字而焦慮不已。

　　2.

　　教育，是人與人長時間博弈的過程

　　在這些年裏，教育已經成為都市人最關心、最焦慮的問題。

　　有很多產業蓬勃興起，就是建立在“販賣焦慮”的基礎之上——焦慮容貌，焦慮生病，焦慮35歲失業……而“焦慮中的焦慮”，非教育莫屬。

　　成年人如果對自己焦慮，還可能通過培訓、跳槽、改行、投資等各種手段改變自己，而如果對孩子焦慮，那就很麻煩了。孩子的學習表現、未來前途，變化實在太大，並不是你多投入一些什麼就能馬上看到改變的。

　　有些家長選擇投資改變孩子本身，就是給孩子報各種補習班；另一些家長選擇直接改變孩子的學習環境，比如買學區房。

　　因而學區房現在可以説是諸多焦慮的集中體現。以北京為例，北京全市有700餘萬套存量房，其中大約只有60餘萬套屬於存量學區房，在總體住房中的佔比不到10%。目前有學區房供應的重點小學共有175所，其中72%的重點小學集中在東城、西城、海淀和朝陽四個區。

　　北京、上海等城市為了改善義務教育資源供給稀缺問題，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化，近年來已經出台很多辦法，但是問題似乎越來越多。

　　焦慮越來越往前推移。過去的時代，大家可能只關注大學，關心一個人的教育背景到底是一本還是二本，985還是211，但現在大家普遍關注中學甚至小學。

　　以前我讀過一本介紹美國教育的書，叫做《幼兒園大戰》，描述美國的精英家長如何為了孩子選擇優秀的幼兒園而耗盡心思。沒過多久，這個場景在今天的中國就已經復現了。

　　比如我認識幾個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他們都自稱自己是在人大附中附屬大學裏工作。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附中可比人大要“高大上”多了。

　　又比如最近我看到一位上海的大學老師吐槽，他到上海的名牌中學上海中學，去做講座，介紹詩歌。講完以後有學生提問，如何理解德勒茲“無身體的器官”概念。這位老師大驚失色，好在當年還算讀過一陣德勒茲，勉強回答了這個問題。事後他就感慨，以後只能到大學裏做講座，再也不敢隨意去中學裏做講座了。

　　目前，不少地區的基礎教育已經內卷化到非常驚人的狀態，許多師生家長都痛苦不堪。而要分析教育，就需要提出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當我們在討論教育的時候，到底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在進行討論？

　　在我看來，教育中至少涉及三個主體——

　　第一個主體是教育管理部門，比如教育局。教育局是教育制度的制定者，立場應該是中立的。教育局的目的只是要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促進教育資源的均衡化，促使優質的學校與優質的學生能更有效率地匹配。

　　**是的，經濟學一般從匹配的角度來看待教育。**比如北大、清華是最好的學校，可能99%的人都想有機會去那裏讀書。但北大、清華不可能容納那麼多的學生。教育制度有必要篩選出最適合未來從事科學學術研究的年輕人，送入那裏讀書，為將來的中國發展提供人才，也幫助學校與學生之間完成匹配。這就是理想教育制度的初衷。

　　而教育中的另外兩個主體，學校與學生卻並不會這樣想。對於學校而言，它的目標是確保自己在中國學校排名中的位置。對於北大、清華這種已經排名最高的學校，那就要鞏固自己的位置，同時爭取更高的國際排名。為了維持這種地位，學校就要招收最能鞏固自己位置的學生，也就是選拔、掐尖。

　　對於學生而言，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狀況。全國或者全市範圍內，可能比我更聰明、更有能力的人有許多。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夠打敗別人，能夠脱穎而出，最後能進入到儘可能好的學校。雖然我現在是底層，但底層的人都想着“逆襲”，實現這種逆襲似乎也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之一。

　　管理者、學校與學生這三者的目標並不一致，相互博弈就變得很有意思。

　　學生要進入好的學校，歸根到底只有兩種手段。第一種是提高自己的實力，通過硬碰硬的實力進入好的學校；另一種則是策略性行為，通過投機行為，鑽空子，逆襲好的學校。而好的學校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在招生的時候會使用各種手段，想方設法瞭解學生的真實情況，避免不想要的學生被招進來。

　　即使並非學校心儀的學生被招進來，學校作為教學主導機構，也有無數辦法處理這個問題。比如學校可以把自己最喜歡的優秀學生分在幾個班，把最不喜歡的不得不招收的學生分在單獨的班，用不同的老師加以管理。還可以在平時的教學中進行打壓，不斷勸退，最終讓那些原本不應該進來的學生知難而退。

　　**教育是人與人之間長時間博弈的過程。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不管學校還是學生都使出很多特殊手段。**比如很多優秀的民辦學校都選擇在偏遠郊區建立學校，自我合理化的解釋是，郊區更為開闊，環境更好，更適宜學生學習。

　　但是很多中小學生因為年紀還小，必須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而郊區距離城市太遠，不太有工作機會，尤其不可能有高薪的工作機會。為了支付孩子的高額學費，父母必須去工作，那麼就應選擇距離市中心較近的住所，但每天又要送孩子去讀書，住所不能距離學校太遠。這就成為兩難。

　　而對於學校而言，之所以選擇這種偏遠郊區，目的就是要排除這些還不夠富裕的家長。

　　這些民辦學校認為，孩子要變得優秀，一定是學校和家長共同努力的結果，家長在這過程中付出的時間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家庭不能做到至少一個家長全職在家負責照顧孩子，那麼這個家庭就很難有效配合學校完成那麼多教育工作。那些還想着在市中心工作的家長，原本就不是學校的目標對象，學校通過選址就可以把這些家長排除掉了。

　　人是活的。上海這一次的中招改革的效果，最終還是要看大眾對此作出的行為反饋。

　　3.

　　構成學校優秀的核心要素，

　　是師資，生源，還是教育模式？

　　以上説的這些，本質上都是歧視。學校歧視成績不夠優秀的學生，歧視拿不出高額學費的家庭，進一步歧視沒有能力全職在家培養孩子的家庭。

　　這些歧視對於學生的影響是很複雜的，可能大多數學生會深受困擾，一蹶不振。可也有些學生會發奮努力，奮起直追，最終成為成績優秀的學生。所以，教育的重點到底是制度還是個人，實在很難説。

　　**研究教育問題，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所謂的內生性。**一所最優秀的學校，無論它是哪一級的學校，大學、中學或者小學，構成它優秀的核心要素是什麼？到底是它的師資，它的教育模式，還是它所招收的學生？這個問題可謂千古難題。

　　這裏當然存在兩種解釋。第一種，學校具備教育功能，不管是怎樣的學生進入這所學校，在優秀老師的教育下，都會發生脱胎換骨式的變化，轉變成為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

　　另一種解釋，學校只是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過來，掐尖。根據每個人都有的經驗，這兩種解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確實都存在。

　　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功能的確存在，主要通過一種“同羣效應”（peer effect）產生作用。

　　很多人都聽過這樣的説法，在一所優秀的學校裏，真正對你有影響的不是老師，而是你的同學。尤其在今天，很多老師都覺得自己與學生的距離越來越遠。學生主要受到周圍同學尤其是師兄師姐的影響，而老師的影響在很多時候已經變成第二位了。

　　作為中學生，當你看到你的同學都是12點睡覺，你也改變習慣，也要12點睡覺；當你看到周圍同學都很有自信要考北大清華，原本沒有信心的你突然也有了信心，覺得既然他們都能考上，自己也能考上。

　　必須指出的是，你的學習進步其實也對其他同學產生影響，他們也會覺得有壓力。大家都處於一張網絡上，影響是通過這張網絡相互震盪。

　　古往今來，這種同羣效應都非常重要。歷史學者王汎森有一本書叫《天才為何成羣地來》，用的就是這個典故。所以學習的過程，擇校也好、學區房也好，本質上就是為孩子尋找到合適的羣體，讓他在這個羣體中發展自己的能力。

　　在今天，有些中學生已經有主動選擇自己羣體的意識了。我聽説有些學生到了初三、高三，會主動放棄學校生活，以請病假之類的名義離開學校，在家學習。一個人學習是很困難的，他們會在網上尋找志同道合的人，再找一個接近教室的真實環境，大家都掛在網上，戴上耳機，然後一起學習。

　　我曾經問一箇中學生：“既然如此，為什麼你不和你原來學校的同學一起學習呢？”他的回答是：“我想考北大清華，而我原來的學校幾乎沒有同學這麼想，所以我只能在網上尋找那些和我一樣有理想的同學，遠程虛擬地一起學習。”

　　最後，我們還是要説回到學區房的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都研究過學區房，其中最有名的是哈佛的經濟學教授切蒂（Raj Chetty）。

　　切蒂研究了美國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教育改革，MTO計劃(Moving to Opportunity)。該計劃在一些高貧困率地區隨機選擇了一些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為他們提供住房補助，但前提是他們要搬到那些貧困率很低的特定的小區。這可以看作是一次自然實驗。

　　很多年過去，切蒂研究了這些MTO家庭孩子的讀書、收入、婚姻等問題。他最終發現，如果在小孩13歲之前搬到更好的居住環境，就能顯著提高孩子的大學就讀率和成年以後的收入，同時也會降低孩子未來成為單親母親的概率，也會提高下一代的生活水平，但這一影響會隨着小孩搬遷時的年紀增大而下降。

　　如果是13週歲以上才搬遷，即使搬到一個貧困率更低的小區，對孩子今後的發展也不會產生什麼積極作用。

　　切蒂的研究非常縝密，似乎也為學區房的溢價提供了背書。不過，中國情況似乎有些不一樣。中國大量學區房未必屬於高檔社區。與之相反，過去城市內的教育資源比較發達，所以中國的學區房只是集中在城市內而已。

　　更進一步思考會發現，中國大多數學區房的質量很差，面積很小，都不大適合居住。而大多數購買學區房的人也並不想用它來居住，只是為了購買一個入學資格而已。

　　所以，**中國學區房的溢價主要由於教育資源不平等導致，而非它本身具備價值，**美國經驗與中國經驗存在着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