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掃黑除惡，是東北乃至欠發達地區，經濟正常發展的先決條件？_風聞

最近央視播放掃黑除惡紀錄片，多次出現老家哈爾濱的黑勢力問題，本來想寫個長評論，但太長了，只能單寫一篇文章，發表一下自己的觀點。

上世紀90年代，東北工業化城市化率高，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國有經濟，政治合一的結構，在這種高度集中化的社會結構中，“單位”不但是經濟生產部門，更是政治組織，甚至是倫理組織。是一個集生產，生活，情感認同為一體的政治共同體。在這種團體裏，一個工人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以及個體和家庭內部矛盾都在這個集體，以集體名義解決。有問題找“單位”，找“領導”，在上個世紀的國有企業內就是像呼吸一樣正常。

上個世紀，東北大下崗，首先是這種無所不包的體系被打破，大量工人下崗失業，被以個體形式拋到社會，南方可能還有 宗族等傳統組織作為個體最後的依託，但東北作為一個移民為主體的高度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傳統宗族觀念淡薄，社會多是以小家庭形式存在。一旦，擔當基層組織和管理工作的“單位”體系的解體，基層社會立即就進入一片散沙的境地。在政府基層治理失位，百姓道德體系崩潰，社會法制缺位的情況下，下層社會極容易有“黑惡勢力”的形成。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在以GDP為綱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主導下，南方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由於大量外資的湧入，90年代先是港資，台資，入世以後是日資，美資。外資企業 在與 沿海城市政府博弈的過程中，由於當地政府普遍奉行親資本政策，跨國企業在當地獲得超國民級的待遇，城市在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上，也被外資要求適應和符合，國際跨國企業參加全世界市場競爭的效率要求，必須“與國際先進管理經驗接軌”，使得這些城市在經濟體系上融入到國際大分工環節中，客觀上促進了當地政府部門對“親資本”的營商環境的建立，形成了一套政府與企業（民營企業和跨國企業），“良性”的互動的模式。

東北的情況在除了沿海發達省份以外的，山西，內蒙，2010年以前的重慶地區很相似。都是原有的國有企業體系解體後，政府基層治理失靈，存量的國有資產被地方權貴通過非法手段化公為私，原有法律體系結構瓦解，基層道德準則崩潰。沒有強勢的跨國資本做為活水進入，有限的，有效益的經濟領域被黑勢力霸佔，黑勢力為保護自己的非法所得，賄賂政府官員，在地方形成權-錢-黑的利益轉換體系。地方政府由於基層治理失靈，在以GDP為綱的政績壓力下，在涉及基層羣眾問題上，如農民土地徵用，房屋拆遷補償等問題更多的藉助地方“黑勢力”解決，遂形成治理習慣。由於沒有跨國資本進入，本地企業多被本地權貴把持，政府與本地權貴的利益結合，遂形成地方政府黑社會化。權貴把持地方經濟，並賄賂政府對自己的“利益”進行保護，就有了所謂“保護傘”的形成。

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行成是一個資本與政府博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每個利益主體都出去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做出決定。南方發達省份在與跨國公司的合作過程中與東北，山西等地區政府在與本地權貴資本合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所謂南方發達省份和還是落後省份都伴隨着大量的腐敗和權錢交易。但客觀上由於南方發達地區促進了跨國資本與內陸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結合，創造了“世界工廠的外向型經濟奇蹟”，並培育出自主產業基地，雖然也存在腐敗和分配不均問題，但經濟蛋糕做大了，主要制度成本又被外地打工者承擔，總體屬於 經濟利益增量分配。

而其他地區，由於沒有外部資本輸入，權貴掌握了主要是壟斷行業，而這些權貴本身很多就是權與錢的家族化結合體，經濟蛋糕不但沒有增長，市場還在被非法扭曲下萎縮。總體屬於 經濟利益存量爭奪。

但是，不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的，新富階層或是權貴階層，都會利用自己的經濟政治優勢推動政府出台保護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具體到南方發達地區的新貴，就是推動中央政府加大金融開放，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政策對接，加快與西方金融霸權國家的一體化過程，從而實在從國內新貴到世界新貴的躍升。而欠發達地區的新貴們，主要是鑄起護城河，把一切有可能影響自己壟斷利潤的外來因素屏蔽在外。在外表現就是對中央政策陽奉陰違，説一套做一套，形成小利益團體，抵制變化。

所以，在全國範圍內的掃黑除惡，是實現國家“經濟內循環”“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前提條件，是中央的惠民政策和制度改革，不會因為地方政府和當地權貴相結合的權利體系而發生扭曲，而最終失效的必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