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絕不會欺騙中國”_風聞

作者：樊江洪    來源：“理論中國網”

《覺醒年代》編劇龍平平：“社會主義絕不會欺騙中國”是劇的主題

 

近期在央視一套播出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獲得了廣大觀眾包括年輕人的喜愛，豆瓣評分9.0以上。《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誌》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主線，全景式反映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時代風雲，藝術地再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個主題。

作為這部劇的編劇，龍平平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自己創作《覺醒年代》的體會。

創作想法萌發已久

我1985年研究生畢業後就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一直研究黨史。在參與電視劇《我們的法蘭西歲月》和《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創作之後，我就萌發了要寫一部既全面客觀，又有思想深度、高尚情懷和生動故事的全景式反映中國共產黨從醖釀到成立過程的電視劇的想法。

幸運的是，我的這個想法踩到了新時代的點子上。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95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他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聽到這個話時，我心裏咯噔一下：這不就是這部電視劇要表達的主題嗎？這部電視劇不就是想説清楚中國共產黨的來歷和初心嗎？它是從哪裏來的？這個初心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初心？今天的中國人應該知道並且牢牢記住這段歷史和這份初心。所以我要説，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給這部電視劇注入了靈魂與活力。

“社會主義絕不會欺騙中國！”

可以明確地説，創作這部電視劇，是想回答：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來的？是哪些人搞起來的？當初，我們為什麼要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當初的選擇對不對？

為什麼要回答？因為現有的答案中還有一些沒有講清楚的地方，也有一些違背客觀事實的錯訛。比如，説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許多文藝作品總是有意無意地淡化黨的主要創始人的作用，片面地誇大其他一些人的作用；説到中國共產黨的由來，人們往往習慣於只説到石庫門和紅船，而不去追尋這條紅船是從哪裏駛過來的。1945年，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主席説過，陳獨秀是有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創造了黨，將來我們修黨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毛主席的這個話距今已經76年，還沒有一部文藝作品把陳獨秀的這個功勞清清楚楚地展現出來。

我也曾經在大學生和研究生中做過調研，很少有人知道趙世炎、鄧中夏、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20多歲就慷慨赴死了。這才幾十年，人們就不知道他們了。這不是一個大國大黨應有的狀態。這部電視劇，就是想讓大家特別是青年都知道他們，不能忘了他們，要永遠地紀念和緬懷他們，以他們為榜樣。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醖釀，是在北京，北大的紅樓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發源地。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北大，發表了重要講話。2014年視察時，他講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視察北大，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動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學習期間開始閲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並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是北大的驕傲，也是北大的光榮。”他還説：“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這就把源頭和今天的關係都講清楚了。

《覺醒年代》以事實為依據，把北京大學作為電視劇的敍事中心，展現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畫卷，反映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歷史的必然這個主題。特別是今天，社會主義中國的蓬勃發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説明了一百年前先哲們的選擇是正確的，使得劇本在展現這個主題的時候理直氣壯。

劇本中，我特意安排了胡適和李大釗的一場辯論——

胡適責問李大釗：

社會主義是德國人發明的，德國人都不信；法國人按照社會主義理論搞巴黎公社，失敗了；英國人歐文在美國搞社會主義試驗，破產了。社會主義就是一個騙局，你們憑什麼説它能救中國？

李大釗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相信，社會主義絕不會欺騙中國！

我想，今天的青年人在熒屏上聽到李大釗這句話時，應該是感同身受的。這就是這部電視劇的主題。

選擇這6年，是反覆琢磨的

這部電視劇講述的時間段從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選擇這6年，是反覆琢磨的。

這6年，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一戰”結束和巴黎和會確定的凡爾賽體系架構了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國的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兩件事，影響甚至主導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的走向。

這6年，中國國內相繼發生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三件大事，真正打開了中國從封建走向民主、從農耕傳統走向現代文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閥門。

寫這6年，實際上寫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奠基禮。今天中國的一切，皆是從這6年衍生而來的。習近平總書記説：五四精神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我創作《覺醒年代》，想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三件大事，構成整個電視劇的主體。三件大事是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關係。只有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展現，才能夠講清楚中國共產黨的由來。

《覺醒年代》講述這6年，用的一條貫穿線是《新青年》雜誌。它以1915年《青年雜誌》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貫穿，展現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講述覺醒年代的百態人生。

劇中展現的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件大事，都是由《新青年》的這一羣人發動起來的。《新青年》的這些人貫穿6年三件大事的始終。這就決定了這部劇反映的是一個羣體，而不是個人。

全景式展現新文化運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過，新文化運動如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成為社會革命的引擎。電視劇《覺醒年代》全景式展現新文化運動，是其一大特色和新視點。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不是中國產的，是從外國引進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這樣一個古老落後的東方大國，是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人為什麼要接受馬克思主義，他們是怎樣找到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這就得從新文化運動説起。

陳獨秀辦《新青年》，按他的話説，就是要“幫助中國人實現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所謂“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就是倫理的覺悟、道德的覺悟，實際上是文化的覺悟。在陳獨秀看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的覺悟分三步：第一道覺悟是魏源、李鴻章這些人認識到技不如人，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就有了洋務運動、北洋水師；第二道覺悟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認識到制度不如人，主張改良與革命，這就有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這些都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所以陳獨秀認為，技術不行、制度不行，歸根到底是人不行，人的素質不行，實際上是文化不行。1915年他從日本回國，就下決心“20年不談政治”，專心辦一本雜誌，提高中國人的素質，通過改造國民性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在創刊詞《警告青年》中首次樹起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國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學和民主並重。凡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

《新青年》倡導科學與民主，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介紹引進國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統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謂的打倒孔家店。這其中，抨擊舊文化、倡導新文化是中心環節。

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當時採取的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包括對儒學的態度、對漢字的態度，對文化傳統的態度，今天來看都有很大的侷限性。但在當時是必要的，而且是持續發酵的。特別是他們的反封建，是從社會生活和需求入手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列舉出舊文學八大弊病，提出中國文學改革八個方面的主要問題。陳獨秀的《論文學革命》，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他們都提倡白話文、拼音、標點符號，等等。這些都契合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轉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擁護，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特別是《新青年》搬到北京，與守舊派展開激烈爭鳴。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其深刻的思想性潛移默化地提升國民素質。

新文化運動用電視劇的手段很難表現。因為它是思想層面的東西，平台是一本雜誌，有矛盾衝突，但沒有核心故事情節，爭論的載體是文章，特別是當初新舊兩派爭論的許多問題，今天看來已經不合時宜，不宜展開。所以，我思考再三，決定抓一個看點，就是新舊兩派關於中國出路的爭論。通過不同的文化觀和救國思路的交鋒，展示一幅類似於春秋戰國諸多流派百家爭鳴、縱橫捭闔、各種思想相互激盪的歷史大畫卷。總的想法：新文化運動是反傳統的，但它所展現的卻是中華文化的華彩篇章。

這裏有兩點説明：第一，我沒有給新舊兩派貼政治標籤，而是定義為百家爭鳴的性質，是學術之爭，大家都是在為國家、為民族、為文明尋找出路，各有長短，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壞人。比如辜鴻銘先生，政治上的主張是錯誤的，但他的學問高人一籌，他對中國問題的一些見識獨到精闢。第二，大師對話，語言要有“穿越感”。比如第一集陳獨秀在飯桌上大段台詞，談使命、談前途，都有貼近現實的痕跡。這是我有意的，為什麼想和今天貼近？還是主題使然：社會主義沒有欺騙中國。我想在這方面做點嘗試。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歷史的必然

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得到昇華。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被欺辱；五四運動，從思想啓蒙演變成社會革命。可以説，是巴黎和約讓中國人看到，不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這個國家就沒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反動、最軟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淪落到最黑暗的谷底。所以，陳獨秀在這個時候能夠喊出“讓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問題”的口號。他提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都是絕望中的吶喊。陳獨秀和李大釗去撒傳單，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的。這是五四運動能夠成為中國社會一個轉折點的根本所在。

五四運動有這麼幾個特點：一是由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演變成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開始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成為主宰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二是社會革命開始由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層擴大到全社會，特別是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第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先進的一部分人選擇了信仰社會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特別是幹部上的準備。

李大釗和陳獨秀接受和信奉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最新的成果。當時，傳入中國有十幾種社會主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對這些主義，不僅僅有理論的傳播，還有許多實驗，但都不靈。這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給這些苦苦探索的先進知識分子以很好的啓發，讓他們在幾近絕望中看到了出路。一方面蘇維埃俄國的施政綱領，讓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社會主義的真實性；另一方面，當時蘇維埃俄國宣佈廢除沙皇對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切實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的先進性。俄國和中國的情況差不多，他們能搞，我們也能搞。五四運動的第二年，陳獨秀和李大釗就決心效仿俄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有了著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件事是這部劇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1920年臘月二十三，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途中，兩人談起了建黨事宜。海河大堤上看到的成千上萬災民慘不忍睹的場面，深深地震撼了他倆的心靈。劇本是這樣描寫的——　　

陳獨秀問一位老人：

老人家，我想問您，這河堤上這麼多難民，冬天怎麼過呀？

老人：

怎麼過？除了凍死、餓死，還能怎麼過。

陳獨秀：

難道政府就不管嗎？

老人：

政府？哪兒見過這麼混蛋的政府！他們什麼時候關心過老百姓的死活啊！當年八國聯軍殺進來的時候，這海河上到處漂的都是中國人的屍首，有的沒有頭，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憐吶！老百姓命苦，這麼多年習慣了。

陳獨秀和李大釗都被震住了，兩個人的眼睛都濕潤了。陳獨秀一把拉起李大釗：

守常，我們得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李大釗：

你想建一個什麼樣的黨？

陳獨秀：

一個用馬克思的學説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一個可以把中國引進光明，讓中國人都過上好日子的無產階級政黨。

李大釗：

你為什麼要建這個政黨？

陳獨秀揮手高高地指向海河大堤的災民，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不為別的，就為了他們。為了他們能像人一樣活着，為了讓他們能夠擁有人的權利、人的快樂、人的尊嚴。

李大釗激動地舉起右手，攥成拳頭：

好，仲甫兄，讓我們對着這些同胞宣誓吧。

陳獨秀也舉起右手，攥成拳頭：

來，讓我們宣誓。

李大釗：

為了讓他們不再流離失所；

陳獨秀：

為了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李大釗：

為了讓窮人不再受欺負，人人都能當家作主；

陳獨秀：

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李大釗：

為了中華民富國強；

陳獨秀：

為了民族再造復興；

李大釗：

我願意奮鬥終生！

陳獨秀：

我願意奮鬥終生！

這就是經過一定藝術加工的、真實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陳獨秀和李大釗當時都是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月薪300大洋，還辦雜誌、寫文章、做演講，李大釗月薪180大洋。他們衣食無憂，錦帽貂裘，可以過着奢華的生活，但是，他們不要。他們要帶領窮人鬧革命，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

中國共產黨的這兩個創始人，一個在1927年被軍閥張作霖絞死了；一個長期坐牢，在抗日戰爭中病死了。但是，中國共產黨幾經周折，初心不改，帶領中國走向輝煌。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

一是長期的選擇，是經過各種思想比較鑑別後的歷史的選擇；

二是中國最優秀、最先覺悟、最先進的一部分人的選擇，從紅樓到紅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陳望道、俞秀松等，都這樣選擇；

三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用引進的最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國民黨沒有成熟的理論；

四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由來，其歷史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100年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沒有欺騙中國。《覺醒年代》講述的就是這個故事。

他們理應成為今天青年的偶像

這部電視劇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講述一百年前覺醒年代的百態人生。劇中的具體人物分兩類：一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這是主體；二是虛構的人物，重要的有十幾個，雖然是虛構的，但都有原型，有的是好幾個真實人物的集納。

真實的歷史人物分兩條線：一條以《新青年》“三駕馬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從相識、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傳奇故事為基本敍事線貫穿全劇：李大釗與陳獨秀是從分到合；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是從合到分。另一條以陳延年、陳喬年、毛澤東、鄧中夏、趙世炎、周恩來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經歷為輔助線。我想通過這些人物，藝術地再現一批名冠中華的文化大師和一羣理想飛揚的熱血青年演繹出的一段充滿激情、燃燒理想的澎湃歲月。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李大釗並列為兩大主角，是這部劇的一個鮮明特色。這樣做，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研究最新成果的應用。這部劇講的是1915年到1921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三件大事。在這三件大事上，陳獨秀、李大釗顯然是無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李大釗自不必説，關鍵是陳獨秀能不能做主角？

2019年10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40週年，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稱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這種評價是陳獨秀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陳獨秀歷史地位的肯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過這段歷史，都是把陳獨秀和李大釗並提的。《覺醒年代》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和《中國共產黨歷史》正本及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為依據，實事求是地、藝術地再現了陳獨秀、李大釗在這三件大事中所起的作用，從而真實地展現了歷史，弘揚了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文化觀，正確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的主題。

需要指出的是，陳獨秀畢竟是有一定歷史侷限的歷史人物，所以，《覺醒年代》在充分展現他的歷史貢獻和性格特點之外，對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長制作風、粗暴、專制、生活隨便、不拘小節等也作了明顯的揭示。

劇中主要人物中，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是個性鮮明的“三駕馬車”。其中，李大釗是最先覺醒的堅定的殉道者，我們給他的定位是具有鷹一樣的洞察力和火一樣熱情的北方漢子；胡適是思想上的智者、行動中的陰陽人，始終在舊倫理與新思想、新文化與舊道德之間徘徊。這三個人從相識相知到分道揚鑣，是本劇的主要敍事情節。

陳延年

陳延年是我最想寫的一個人物。這些年來只要一想到他，我就有一種衝動。幾年前，我曾參與過電視劇《我們的法蘭西歲月》的創作。那部劇沒有寫陳延年和陳喬年。一位領導同志看了劇本後，專門把我們叫到家裏，鄭重地告訴我們：講留法勤工儉學，一定要寫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他特別説，陳延年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甚至説他是中國的列寧。

周恩來與陳延年、趙世炎感情很深。兩人犧牲後，周恩來讓《布爾什維克》專門發表社論，稱趙世炎、陳延年之死是中國共產黨奮鬥的生命上一個永不磨滅的黯然的傷痕。解放後，周總理專門找到趙世炎的妻子夏之栩，請她寫回憶陳延年的文章，並説他一直想寫，但沒有時間，拜託夏之栩幫他完成這個願望。

陳延年犧牲時只有29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被捕時，國民黨反動派規勸他自首，但他寧死不跪，最後被亂刀砍死。正是受這件事的啓發，我開始收集陳延年資料，愈益感受到他的偉大。陳延年是經典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經過了長期的比較和試驗。他與父親陳獨秀的不同是，他認為要拯救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就不能像陳獨秀那樣又要家又要國，結果只能給家庭帶來不幸。因此，他從青少年起就下決心為國家犧牲個人的一切。他十幾歲時就給自己定下了“六不”的戒律：“不閒遊、不看戲、不照相、不下館子、不講衣着、不談戀愛”。大革命失敗後，他用年輕的生命實踐了諾言，道德品行堪稱楷模。

為了充分展現陳延年的英雄形象，我查找了大量的資料，找到了這期間他和陳喬年去過北京和陳獨秀一起生活過的歷史資料，把他與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等人物的關係有機地勾連起來，在與陳獨秀的情感衝突和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彰顯出他的偉大人格。

《覺醒年代》中有許多這樣的青年英雄，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鄧中夏、蔡和森，包括李大釗，他們個個都是志存高遠、才華橫溢的精英，為了追求真理，為了拯救中國，不惜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理應成為今天青年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