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臉無數的美國世紀疫情全景圖（下）_風聞

1987

希爾茨完成了他的第2本書：《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the AIDS Epidemic （樂隊繼續在演奏，政治、人們和艾滋病大疫情）》，中譯本書名為《世紀的哭泣》。在書中，希爾茨進一步地完善了他自創的“零號病人理論”。

 請看希爾茨在書中對杜加斯的蓋棺定論的一段話：

“真的是杜加斯將艾滋病帶到北美的嗎？這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有答案。紐約和洛杉磯的首批病人可能與杜加斯有關，杜加斯本人就是北美大陸首批六七個患者之一，上述事實成為這種説法的有力證據。杜加斯經常去法國，而1980年之前，艾滋病傳播最廣的西方國家就是法國。無論如何，毫無疑問，在把這種新病毒從美國的一端傳到另一端的過程中，杜加斯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舊金山的浴場爭議達到了難以置信的高點，這些爭議也直接與杜加斯在那些性愛宮殿裏的行為以及他拒不改變生活方式的做法有關。曾經，每個男同性戀都希望擁有杜加斯；而他死的時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學到希爾茨這一手沒？沒有很確定的證據，但是又在字裏行間或明或暗地直指杜加斯就是禍害全美同性戀的罪魁禍首。他在文中所説的事實並非全部都是真實的，邏輯推理也有漏洞。

多年後，有美國調查記者在複核這段往事時，直指希爾茨這種做法是“教科書式的假新聞”。

你説，希爾茨是不是由於自己會感染艾滋，而遷怒於杜加斯呢？

希爾茨在書中採用的立場和上面我們提到的1983年Larry Kramer克萊默的文章《1112 and Counting》比較類似，就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對整個社會進行批判。

而他的撰寫方式倒是新穎。在傳統新聞寫作中，社會新聞記者跑社會新聞，醫學線的記者跑醫學新聞，衞生線的記者跑衞生新聞。而希爾茨的寫法是把艾滋病大疫情和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層面聯繫在一起，進行全景式的敍事。這是一種需要被肯定的創新。我同時也認為，讚譽需要分一半給紐約的同性戀小報《New York Native紐約本地人》，是《紐約本地人》本身覆蓋面廣闊、豐富多彩的報道使得這一敍事方式有了一個現實的樣板。

 希爾茨的新聞報道和這本書都備受讚譽，成為公共衞生疫情報道的典範。

 此書1987年獲得石牆圖書獎，也成為20世紀美國同性戀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編年史，被《時代週刊》列為“百大非虛構經典“。HBO據此拍成的電影獲得20項提名和9個獎項。

希爾茨本人於1988年獲得美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協會頒發的傑出作者獎。1999年，紐約大學新聞系將希爾茨的1981年至1985年的艾滋病報道評為“美國20世紀新聞作品100強”的第44位。

此書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還在印刷中，現在主要銷往美國大學的新聞傳媒專業，作為大學生的參考書。

等等，瓜來了。

希爾茨聲稱，在他寫完書後，拿到自己的檢測結果：艾滋病陽性。

這時候，要出版同性戀作者出版書籍，當然要找同性戀編輯。於是希爾茨找了St. Martin’s 聖馬丁出版社編輯Michael Denneny邁克爾·丹恩尼。丹恩尼在紐約，是70年代最早公開出櫃的同性戀編輯之一，是出版界內的知名人物。 

丹恩尼迅速幫忙搞定了出版。到了發行這一步遇到了困難。在一個週五的下午，出版社裏一位負責書籍公關推廣的女同事哭着走進丹恩尼的辦公室，説紐約時報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就此書進行書評和評價，而且，不但紐約時報不願意，全國上下，大大小小的報刊雜誌，沒有一家願意對此書進行書評和評價。這裏隱含的信息是一位同性戀作者寫的、同性戀編輯編排的、關於所謂“同性戀癌”疫情的書，沒有人願意碰。

丹恩尼也很頭疼，週末回去和他的前男友商量了一下。這位前男友也是位出版界的老手。

前男友給了這樣的主意：零號病人的故事在希爾茨的書裏，雖然僅僅有11頁。但這是相對最具有爆炸性的內容，可以把這些內容抽出來，扔給紐約的八卦小報，例如紐約郵報。零號病人的故事夠淫蕩、有深度，涉及方方面面各個層面。那些八卦小報保證能一口吞下，眼都不眨一下。

丹恩尼大讚妙計啊。回去就遊説希爾茨配合。希爾茨一開始覺得這樣真低俗下流。但是被丹恩尼的一個理由説服了：“為了更偉大的目標，手段低俗是可以的”。

紐約郵報果然上鈎，立刻頭版頭條跟進。 

1987年10月6日紐約郵報的頭版。英文大標題：那個把艾滋病帶給我們的男人。副標題：觸發了美國的同性戀癌大疫情。右下角小字：詳情見第三版。

 接下來，希爾茨在各種媒體、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的訪談中，火力全開，毫無下限。

 他宣稱杜加斯有性癮，夜夜笙歌，在那些性愛宮殿裏醉生夢死，性伴侶不是750人，而是超過2500人。他把杜加斯稱為100%的惡魔，和西方臭名昭著的兩位連環殺手：“開膛手傑克”和“連環殺手兼強姦犯Richard Speck”相提並論，並宣稱，杜加斯在得知自己患病後，進行惡意的報復性濫交，每天都在濫交或者在去濫交的路上，叫囂着別人傳染了這個絕症給我，我也要感染其他人！總之，在這時在希爾茨的口中，杜加斯就是十惡不赦的惡魔，把艾滋病這種絕症惡意傳播到全美全國各地。

之前拒絕評論的紐約時報也立刻跟進，在幾周內刊登了11篇文章進行追蹤報道。

這下希爾茨的書大賣。

他的“杜加斯是魔鬼”的零號病人理論也迅速被全美大眾接受。同性戀羣體及左派進步自由派更是身先士卒非常積極地推廣零號病人理論。

這個零號病人理論有顯而易見的兩大好處：

1·      在當時科學上還沒有定論的疫情的起源和發展領域，提供了一種邏輯看上去能自洽的“答案”，解答了人們懸在心中久久未能落地的疑問。

2·      零號病人理論創造了一個惡魔，成為這次世紀大疫情的完美的替罪羊。所有人尤其是同性戀羣體和左派人士都可以長舒一口氣，原來自己什麼過錯都沒有，錯的都是這個杜加斯，是他引爆疫情，是他傳播疫情，都怪他，他該死，他該死一百萬次！要是沒有他，就沒有瘟疫了。我濫交是正確的。我不保護自己是正確的。這能極大地釋放自己的感情壓力。

後來HBO根據此書製作的劇集進一步強化了零號病人理論的影響。

媒體也毫不疲倦地進行跟進炒作和消費。紛紛爆炒各種聳人聽聞的故事，例如“病毒是如何從動物身上感染到杜加斯然後散佈到全美”，“你們有病，我們有解藥（暗指你們快點來買我的報紙瞭解一下）”等等等等。

有位當時20歲出頭的年輕加拿大人回憶，當時他在紐約，零號病人理論迅速征服了他，他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了這個理論。直至多年後，真相被科學家發現。這位加拿大人實在無法忍受自己祖國的同胞繼續蒙冤，於是站出來把杜加斯被污衊和中傷的經過拍了一部紀錄片，叫《殺死零號病人》。

在希爾茨推動的零號病人理論風靡全美后，希爾茨本人的聲譽到達了頂峯，艾滋病也一如預料，成為全國新聞的焦點。

7年後的1994年，希爾茨因艾滋病情惡化而去世。

希爾茨死後被稱為“成功地喚起了全美對疫情危機的關注”，他“勇敢、光輝耀眼、令人難忘”，“一直為爭取同性戀權益而作鬥爭”。

直到多年後，希爾茨的零號病人理論被揭穿造假。

科學的進步為杜加斯洗脱了冤情。

我們後面會説到。 

回到1987年，還記得我們那位被打入冷宮的UCLA大學的戈醫生嗎？他治療了多位好萊塢的影星，包括上面提到的赫德森。但是他在UCLA大學裏缺越來越待不下去。

戈醫生在1981年到1987年發表了超過50篇艾滋病相關的論文，是當時UCLA裏發表成果最多、最受矚目的研究員，他還利用他的聲譽幫助學校爭取了1020萬美元的聯邦撥款，他還幫助FDA對第一種上市的艾滋病藥物AZT進行審核。一句話，他在學術圈外聲譽非凡。

但是加州大學的中高層依然要把他往死裏整，他們認為戈醫生干擾了本該他們一手掌握的財政大權，他們嫉妒戈醫生的豐碩的科研成果併成為世界頂級的艾滋病臨牀醫生，於是他們下手毫不留情。他們三次否定了戈醫生升任正教授的申請。他們造謠戈醫生不務正業，並非致力於研究，而是整天和電影明星忙這忙那，去籌款啊成立基金會啊，他們説真正的科學家不是這樣的。他們還禁止戈醫生轉校到其它大學任職，聲稱就算轉過去了他們依然會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干預。

戈醫生沒辦法，只好辭職，離開學術圈，自己開了傢俬人診所。

以為這就完了？年輕了吧，沒有呢。

1989年，加州醫管局給戈醫生髮警告信，聲稱他對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治療中，“涉嫌過分使用了受控化合物”。再警告就會丟失行醫資格了。戈醫生聘請了律師伸冤，但是被醫管局拒絕。

戈醫生的遭遇又是一個悲劇，又是一個體制的失敗。

為什麼説是體制的失敗？因為另一個失敗接踵而來。

在舊金山，有艾滋病患者開始控告血庫翫忽職守，導致自己通過輸血感染艾滋病。被告是舊金山歐文紀念血庫。患者的律師在瞭解到疾控中心CDC一直持續和血庫進行鬥爭，就試圖傳喚疾控中心CDC的負責人出庭作證，證明血庫有過錯。

猜猜發生了什麼？

美國司法部長，代表美國聯邦政府，向聯邦法院遞交文件：禁止疾控中心CDC負責人出庭。

説好的三權分立呢？原來都是忽悠。而且這個又不是什麼大案，就勞駕你美國司法部長出來為舊金山的血庫撐腰？都是官官相護。

舊金山歐文血庫隨後和原告達成庭外和解。

再然後，歐文血庫的律師立刻與其它血庫管理者分享如何應對類似的訴訟，如何為自己辯護。

同期，抗艾滋病神藥AZT傳來壞消息，有些患者有效，有些患者無效，有些患者甚至因為AZT的毒性過大而發生嚴重的併發症。一代神藥走下神壇。FDA藥監局為AZT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

也就是説，在艾滋病疫情爆發第7年，依然沒有特效藥。

大眾一直期望有一種“神奇的銀子彈”，藥也好，疫苗也好，能讓這種讓人痛苦的瘟疫轉眼間就消失。這種感情訴求和川普在新聞發佈會中提到的，新冠會“很快地、突然消失”，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科學是實事求是，而不以個人意志或情感需要而變化的。

 皇后樂隊的主唱Freddie Mercury“齙牙哥”弗萊迪也於1987年確診艾滋病並於1991年去世。由於艾滋病的潛伏期可以達到8到10年。因此弗萊迪何時感染艾滋的並不確定。 

90****年代

91年，打了12年NBA的湖人隊球星魔術師約翰遜被檢出患有艾滋病。再次震驚了全美。

到了1996年，也就是艾滋病疫情爆發後的第16年，藥物治療終於有了轉機。

美籍華裔科學家David Ho何大一經過仔細研究，於1996年首先提出一種辦法，通過聯合使用三種或三種以上的藥物，來治療艾滋病。這三種藥物是葛蘭素的AZT、3TC、Merck＆默克公司的Crixivan。歷史上將何大一的這種療法稱為“雞尾酒療法”。雞尾酒療法的功效極好，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能大幅下降。

何大一是誰？何大一，中國台灣人，12歲移民美國，在1980年時是戈醫生手下的見習醫生，從艾滋病疫情爆發初期就和戈醫生一起治療艾滋病患者。1982年後到波士頓的大醫院繼續傳染病臨牀實踐。此後他在艾滋病領域積極探索，成就無數，獲獎無數。

何大一在本次新冠疫情時就批評美國缺乏一個統一的集中的體系和系統來跟蹤和監測病毒基因組信息，對新冠病毒的基因測序才完成幾千份，遠遠滿足不了跟蹤病毒突變、後續疫苗研究的需要。他指出，英國雖然國家小，但是政府和公共衞生行業、醫療機構、研究機構能密切合作，獲得超過30萬份基因組數據，從而較好地追蹤病毒的變種，能跟進研究病毒新變種的致命性和是否會使疫苗失效。

21****世紀 

新一代基因測序技術突飛猛進。進化樹、分子鐘等技術在分子演化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和完善。而DNA序列中鹼基組成的差異會隨着分化時間的增加而增加。生物大分子的突變率可以提示兩個或多個生物在演化歷史上的變化。這些方法都可以用來研究病毒，例如艾滋病病毒。

 2016年，有科學家找出當年早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樣，使用最新的DNA測序儀器，重新進行測序。發現所謂的零號病人杜加斯，並不是最早的病人，而是在疫情發生到中段被感染的普通感染者而已。

科學家的發現，艾滋病是在1971年就已經在紐約大面積擴散，而杜加斯要到1974年才當上加拿大航空的空少，在這之前他還沒到過紐約。

他被媒體單獨拎出來，只不過是他最配合CDC的科學家的工作，提供了最多的感染者的名單，因此他的信息最多最豐富。而他也被別有用心的人塑造成整個疫情的替罪羊。而整個體制、整個社會上上下下也因為偏見、感情需要等等各種外部因素而對零號病人理論深信不疑推崇備至。

科學家進一步確認，HIV病毒是1967年從非洲被帶到位於加勒比海的海地，1971年左右傳入美國紐約，1976年傳播到了洛杉磯。

在紐約其實1980/1981年就已經開始爆發。同性戀小報《紐約本地人》刊登了有神秘疾病出現的消息。紐約市衞生部的反應是什麼呢？立刻闢謠，説是謠言，要把這事壓下去。美國CDC發了公告，轉載了紐約市衞生部的解釋，為紐約市衞生部背書。最終在1980/1981年因為洛杉磯同性戀羣體中大量感染者也開始發病，同時有5個患者患有罕見的卡氏肺囊蟲肺炎。此時，這種罕見的異常才被洛杉磯醫生捕獲。

看到沒？首先報告疫情的地方不一定是疫情最新爆發的地方，紐約比洛杉磯的艾滋病疫情早爆發，只不過紐約市衞生局掩蓋情況，而洛杉磯的醫生比較負責，首先上報，因此看上去好像是洛杉磯先爆發。

如果繼續追蹤病毒的演變，可以發現1980/1981年引爆洛杉磯的HIV病毒的毒株，從病毒演化的角度，最早可以追溯至4種獨立的病毒毒株。其中2種病毒來自喀麥隆或鄰近區域的黑猩猩，另外兩種來自同一地區的大猩猩。

到了大約是1930年左右，HIV病毒感染了非洲的人類。

也就是説，HIV病毒從獨立病毒（1930年前）變異到人類的流行性傳染病疫情（1980年）大爆發，用了大約50年時間。絕對不是無良媒體説的病毒今天從動物身上跳到人的身上，明天這個零號病人感染其它的戲劇故事。

好了，事到如今，該為杜加斯洗脱污名了。

 希爾茨已經去世了。有記者找到當時那本書的編輯：丹恩尼求證。丹恩尼在訪談中，承認當初是他和希爾茨為了多賣點書，而捏造、突出了零號病人的一整套説法，並表達了後悔。

 丹恩尼是自願承認的嗎？不是。科學家揭露真相是2016年。丹恩尼認錯是2016年。而丹恩尼在2014年的訪談中還為零號病人理論站台，還在宣揚他和希爾茨在艾滋病疫情中貢獻良多。

再多説幾句，希爾茨的社會全景式疫情報道方式是每個英美新聞傳媒大學生的必修知識。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外媒記者中，還能抹黑、造假、惡意中傷中國的，要麼就是大學逃課的，要麼就是貨真價實的壞蛋。可以直接拉清單了，都不需要人工智能就能識別出來。

 而國內炒作零號病人的，我只能呵呵了。

總結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艾滋病疫情，會有幾個發現：

 ·      艾滋病疫情和新冠疫情，展現了美國體制的缺陷和失敗。

 引用希爾茨在他書中的原話：“美國體制的缺陷帶來了不必要的苦難，令西方世界此後幾十年飽受困擾。” “艾滋病並不是平白無故在美國蔓延的，而是由於一干政府部門沒有盡職盡責地保護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

 表面上看， “美國是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有着經費最充足的科研機構，世界上最不受約束也最富攻擊性的媒體監督着政府和官員是否盡職，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同性戀團體有着大量的協會、NGO等基層政治組織來幫助自己”……

 結果呢？“疫情發生整整5年，整個體制都崩潰了，全民皆輸，大量無謂的死亡”。

 ·      社會的複雜性

 我們本以為傳染病是個公共衞生問題，病毒溯源是個科學問題，結果美國社會的複雜性使得這些問題變得異常複雜。各方由於各自的利益而互不相讓、互相纏鬥到互相攻擊，毫不忌憚地歪曲事實、誤導大眾、人為製造困難，導致問題愈演愈烈，積弊叢生，最終局面無法收拾。在這其中若沒有一定的權力基礎支撐、勇往無前的決心、高超靈活的手腕和方法，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      人類自身的感情脆弱性

 疫情中暴露出來人類具有兩個感性壓倒理性的偏見：

 一個偏見是殺死傳遞壞消息的人。同性戀羣體否定威廉醫生的“少搞一點“的建議。即普通人有這樣的感情脆弱性，讓自己去否定告訴他們壞消息的人。通過否定傳遞壞消息的人來逃避面對壞消息。

 第二個偏見是尋找替罪羊心理。面對零號病人理論，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通過否定零號病人，而讓自己在感情上獲得解脱，從而放棄追究自身和社會的失職，放棄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措施。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有人要把中國作為替罪羊、要把亞裔作為替罪羊、要進行種族歧視、種族攻擊，要在病毒溯源還沒有結果前就強逼中國吃下病毒起源的死貓，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種心理障礙。

 ·     解決問題的長久性

 人們都希望瞬間就解決問題。

 但是，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

 艾滋病的治療藥物，是花了16年才研發出來。

 疫苗更是遙遙無期。

 零號病人的中傷，是花了30年才得以澄清。

 所以，新冠疫苗、新冠藥物等等，速度已經算非常快的。同樣，要解決一些重大問題，需要時間和耐心。

 科學是實事求是，需要時間和資源的投入，步步為營向前進，而無法為了滿足感情需要或願望而一蹴而就。

 飯要一口口地吃。羅馬需要經年累月的長期建設才能建造起來。

 以上四個是主要發現。還有其他一些小發現，例如“原來美國政客和媒體對美國人洗腦是常見的事情”、“盡信書不如無書”，就不列出來了。

最後一點，如果現在有人和你説，中國就是新冠疫情的發源地，要你先吃了死貓再説其它的。你知道該怎麼回答了吧？“謝謝你對新冠疫情的關心。我很理解你蠢得要死以及情感很脆弱而想尋找心理錨點的內心壓力和尋找替罪羊的情感需要。病毒溯源是個嚴肅的科學問題，需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中國不一定是病毒的發源地。可能科學家需要花費十年或數十年來分析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你能一直支持那是最好不過的。你看方不方便捐款給我來加快這項研究的進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