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爛發臭，孤獨至死的國家_風聞

無人知曉的後半生

最近糖葫蘆和剛來日本不久的師弟閒聊，談起了現在住的房子的問題。

師弟十分得意地炫耀着陽台前潺潺流水的小瀑布，以及已經滿開的櫻花樹。糖葫蘆想了想自己家在高層，除了地震時候晃得更厲害以外，好像也沒什麼拿得出手的地方。

正當自己眼饞師弟有好水好風景的時候，師弟突然話鋒一轉：

“師兄，你也不想想，要是沒點故事，咱們外國人怎麼能租到這樣房租便宜、景色又好的房子？”

糖葫蘆恍然大悟：

好傢伙，敢情是個“事故物件”啊！

熟悉日本社會租住房的讀者朋友們，應該對一個網站並不陌生，這個網站就是內容十分微妙的“大島てる”。

説它微妙，是因為這是個專門記載“事故物件”的網站。

“事故物件”這個詞出自日語，特指“出過問題的房屋”。不過就算不懂日語，光看漢字也一眼就明白了。

什麼“出過問題”，用不着這麼含蓄，直説是鬼屋不就好懂了嗎？

“大島てる”這個網站就是專門公示“哪間房屋死過人”的陰間網站。進入網站放大地圖，你會看見凡是出過事的房子，都會被收錄在網站當中。

假如把視角放到東京，你會發現有故事的房子還真不少。有的屋子的住户因為火災喪命，有的屋子裏住着的人選擇自殺，還有的屋子裏的住户因為反抗上門的暴力團命喪屋中……

這裏面所記載的事故物件的背後，只有你想不到的原因，沒有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放眼整個東京都，地圖上就沒有沒被記錄過的空白地方。

倒可能也是因為東京人多的緣故，碰上鬼屋的概率總比其他地方大一些，但假如把視角拉到東京周邊的其他市縣，你能發現的不僅僅是事故物件個數的變少，成為鬼屋的理由也開始趨向一致：

大部分的房子要麼是因為 “自殺”，要麼就是因為“孤獨死”而出現在網站上。

曾經，日本社會的高自殺率廣為人知。1998年，全日本社會的自殺人數較前年猛增8000餘人，上升至32863人；隨後10年內始終保持在32000人上下，2003年達到近幾年的最高人數34427人。

面對居高不下的自殺率，日本社會一致認為是“孤獨”誘使了個人做出自殺這樣出格的行為，因此針對自殺行為，日本政府出台了不少對策，以預防自殺現象的進一步惡化。直到2010年後，現象才開始有所好轉。

然而，本以為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自殺現象就能夠在循序漸進中被戰勝。但疫情的出現，再一次打碎了日本社會脆弱的秩序。

日本警察廳統計，2020年，全日本社會的自殺人數為21081人，較前年增加了912人。時隔10年，日本社會的自殺現象再一次抬頭。

長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疫情，在拖累了日本社會經濟的同時，也進一步切斷了人與人之間本就微弱的聯結。孤獨感在疫情的催化下，進一步在全社會中擴散開來。

面對着自殺率的再一次抬頭，菅義偉內閣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新設了“孤獨、孤立對策擔當室”，希望能夠對再次反彈的自殺現象，或多或少地發揮一些作用。

只是，同是死亡，相較於自殺給人們帶來的衝擊，孤獨死就顯得悲傷和難過。

悄無聲息的不歸路

大部分孤獨死的案例，往往是在事發幾天後，因為周邊鄰居察覺到了異味或是其他現象後才被發現。想到死後在家裏默默地發爛發臭，因孤獨而死的人更是多了一分悲哀。

孤獨死的現象在日本社會中日益顯著。但究其原因，與其説是孤獨在社會中的擴散導致的不良結果，不如説是伴隨着日本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導致的高齡獨居人口的增加引發的結果。

一方面，自2015年開始，日本社會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總人口數從1億2709萬4745人，下降至2018年的1億2644萬3180人，4年間總人口減少了近65萬人；

另一方面，日本早在1970年就已經突破了7%的門檻，領先東亞各國率先踏入人口老齡化的大門；到2019年，老齡人口比率已經佔據日本社會總人口的28%。

與總人口數量的減少、以及老齡化進程的日益加速同步變化的，還有家庭結構的轉變。

在2015年日本人口普查統計中， 65歲以上獨居男性約為192萬人，女性約為400萬人，且獨居高齡人口有逐年增長的趨勢。

在日本社會的人口結構向高齡少子化的方向前進的同時，全社會的獨居率也在不斷的上升。可以想象，在整個社會中，獨自生活的老年人羣體將會是一個怎樣龐大的羣體。

而隨着獨自生活的老年人羣體數量的增加，曾經不被重視的孤獨死現象，開始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千葉、埼玉、橫濱因東京得以發展，也因環繞東京而成為了東京的衞星城市。這些衞星城市除了負責分流東京市過多的人口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作為東京的“睡城”而存在。

在千葉縣的八千代市西北部，因地理位置優越，距離東京市中心僅30公里，20世紀70年代被集中開發為大型集合住宅區。

在這之中，A小區在20世紀70年代時迅速遷入了近12000名住户，然而伴隨着經濟增速的衰退，經過近40年的時間，A小區的入住者大幅減少，流失過半；同時65歲以上老年住户比例達到70%，老齡化率高達33%，是千葉縣內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住户高齡化只是一方面，在家庭結構中，獨居家庭佔比37%，而其中60歲以上的獨居家庭更是高達80%的比重。可以説，這個小區不僅老年人多，而且大部分老年人還都是獨居狀態。

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區內的孤獨死現象，就越發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從2004年到2013年，共計發生了55件孤獨死事件。大部分的老人在浴室或寢室當中被發現，在時間上也多是在死後一天或兩天左右被近鄰或親屬以及家人所察覺。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的衞星城當中。伴隨着高速經濟增長期，集中開發的居民區以及大量湧入的人口，為小區帶來了活力。但時過境遷，經濟增速的停滯，人口的流出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大幅上升，也使得小區曾經營造起的社交網絡被輕易肢解。即使是夫婦同居，彼此間的交流範圍也只停留在夫婦二人之內，而沒有與外界交流的契機。

老年居住人口比例的上升，使得依然留在當地的高齡獨居老人對看護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人口的頻繁流動和大量減少，又進一步加深了獨居老人的孤立狀態。

——“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

執拗的不甘

高齡獨居老人的孤獨死現象越來越常見，日本政府和地方社區就沒有點措施來應對這個事嗎？

有的，而且對策還不少。

2007年起，日本厚生勞動省撥出1億7000萬日元的預算，用於實施“孤獨死防止推進事業”。在具體的計劃實施上，包括在全國78個地區實現對高齡老人生活現狀的把握、安全確認、緊急通知系統，以及強化社區網絡和舉辦交往沙龍等等有助於改善高齡獨居老人生活狀況的措施。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日本政府和地方想方設法地服務羣眾，效果又如何呢？

根據2011年日本市町村生活保護課調查數據，各地方直接實施孤獨死對策的佔26%，觀望和沒有行動的地區，分別佔比20%和52%；同時，在對單一居民區自治體自行實施的“孤獨死對策”效果的調查顯示，居民區內自治會的行動“一定程度上縮短了住民能夠被發現的時間”。

誠然，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地方自治體在預防孤獨死問題上所採取的措施，都是希望從重建地區社會網絡、優化公共服務的角度出發，進而設計出這樣一系列的對策措施；但有效實施對策主體的多寡先不論，“預防孤獨死”的對策最後只在“及早發現受害者”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樣的“有效”未免過於兒戲。

而至於為什麼沒有效果，那就不得不要説到獨居老人們心中的小倔強，和早已遍佈在日本社會中的孤獨感了。

無論是厚生勞動省，還是地方自治體的應對措施，雙方都注意到了在重建社區聯繫和優化公共服務上的重要性；

但客觀因素的影響只是一部分，孤獨死現象之所以無法窮盡，本質上也和高齡獨居老人們主觀上“拒絕幫助”有一定的相關性。

2011年，在對愛知縣愛西市市郊居民區孤獨死現狀的調研中，調查員發現了和常識推斷相背的現象：獨居老人在面對來自官方提供的公共服務上表現出了明顯的“迴避”的態度，主動“拒絕”官方或地方的援助。

例如，有的高齡獨居老人“主動斷絕和周邊人的來往”；有的獨居老人“十分要強”，不得不依靠別人時才會“把錢交給對方處理”。

還有的獨居老人在接受來自社區的上門送優樂乳服務時，不僅“一口回絕”，還在配送員面前“把飲料倒掉”。

類似這種“獨居老人迴避支援服務”的現象，在其他地區展開的有關獨居老人的調查中也能夠發現端倪。在東京港區對高齡獨居老人的訪談中，也能夠得到這樣的回答：

“沙龍會？我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了，即使是有心去也沒辦法參加了……”

再或者：

“（和社區溝通員交流的服務）我不想參加這個項目……自己如果總是不在家的話，反倒是給對方添麻煩了吧？”

如果只是將獨居老人們迴避服務的心理，用耳熟能詳的“日本人最怕麻煩別人”來歸因的話就有些刻板印象了，但從老人們對於公共服務的回應來看，仍然有一部分獨居老人希望接受公共服務的支援。

出於羞愧與對於“恥”的禁忌，示弱的行為在倫理中被同“恥”相掛鈎。因為自身的健康原因，或者是個性與面子上的執拗，使得自己最終在主觀態度上，做出了拒絕接受公共服務幫助的選擇。

遍在的孤獨從何而來？或許就是不甘“受辱”的要強心在作祟吧。

從親密到孤獨

日本社會中日漸顯著的孤獨死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偶然，而是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遭遇的社會問題。

日本戰敗投降後，伴隨着社會的重建，日本人口迎來了戰後首次的快速增長。出生於這一時期的羣體被稱為“團塊世代”。

從50年代到70年代，20餘年的時間正好使得團塊世代成長為適齡勞動力；與此同時，70年代後的日本也步入了經濟高度成長期，一時間大量人口湧入中心都市，衞星城的興建以及為分流人口而逐漸分化出功能的“睡城”也逐漸成形。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都湊齊了：團塊世代們住着離東京市中心30公里遠的小區，來回靠電車通勤於市中心與市郊的睡城，為日本短暫的經濟騰飛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但美好總是短暫的。日本過熱的經濟和房地產泡沫的崩盤，使得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後，陷入了失落的十年。

為企業燃燒一生的團塊世代們發現，忙活了大半輩子，這個世界反倒轉了個個兒。當年在大街上揮舞一萬日元打車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只有不痛不癢、又毫無波瀾的平淡日子；自己無處可去，又只能回到曾經充滿生氣的睡城小區裏度過晚年。

而現在，日本社會需要面對的日益嚴重的老齡化羣體，就是這些親眼目睹了日本起起伏伏的團塊世代們。

隨着時間的推移，團塊世代們的老齡化進程也將加快；同時，日本社會同樣日益顯著的少子化傾向，也會配合着老齡化現象共同改變着日本社會家庭的結構。

一方面，日本年輕一代的低結婚率、低生育率與高離婚率將使得一個家庭與家族內部再難出現“三代同堂”的可能，子女成家後獨自成立的核心家庭將會進一步解體原有家族的規模，屆時高齡夫婦同居，甚至高齡老人獨居成家的現象也將不再罕見。

另一方面，70年代、80年代的發生在日本社會的城市化，則徹底改變了都市社會中人與人的交往模式。

在都市中，由於大量人口聚集導致的人口稠密，個人同他人接觸的機會相應增加。此時在沒有規定交往原則的公共空間中，人與人之間就相對容易形成“純粹的朋友”的關係。

在人際關係原子化的都市當中，情感交流被有意迴避，取而代之的是形式正確的客套問候。在身處於家庭聯繫斷裂、同時外部社交又難以達成有效情感交流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活在社會的人，此時又怎樣不會感到孤獨呢？

我們之前曾為讀者朋友們介紹過都市空巢青年，以及同樣孤獨一人死於出租屋內的墨茶的故事。相比於日本的高齡獨居老人們，我們還是幸運的。儘管上班如上墳，但強制性的出勤也為我們創造出了社交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迴避了個人獨自陷入社會孤立的狀態。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仍然身陷都市原子化的囹圄中不能自拔。

集體、倫理、家庭……這些我們曾經歸屬的範疇，為我們提供了凝結為一體的合理性解釋。但社會的現代化打開了“自我負責”的個體化進程，個人在擁有了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個體與個體之間彼此聯結的紐帶。

所以，我們再考慮養老問題的時候，錢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肯定不能解決所有的養老問題。

▶：文中用圖：圖蟲創意，shutterstock

▶：封面用圖：YouTube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コロナで深まる「孤獨感」　政府が孤獨・孤立対策擔當室を新設、25日に緊急フォーラム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87240「2021-3-24閲覧」

「令和2年版高齢社會白書」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20/zenbun/02pdf_index.html「2021-3-30閲覧」

河合克義 2009 「大都市のひとり暮らし高齢者と社會的孤立」、82-209、法律文化社

金湧佳雅. 孤立 (孤獨) 死とその実態[J]. 日本醫科大學醫學會雑誌, 2018, 14(3): 100-112.

斉藤雅茂, 藤原佳典, 小林江裏香, 等. 首都圏ベッドタウンにおける世帯構成別にみた孤立高齢者の発現率と特徴[J]. 日本公眾衞生雑誌, 2010, 57(9): 785-795.

石田光規. 誰にも頼れない人たち――JGSS2003 から見る孤立者の背景[J]. 季刊家計経済研究, 2007, 73: 71-9.

松宮朝. 高齢者の 「関係性の貧困」 と 「孤獨死」・「孤立死」―愛知県愛西市の事例から―[J]. 日本都市社會學會年報, 2013, 2012(30): 15-28.

川口一美, 高尾公矢. 団地における孤獨死の発生と防止対策に関する考察: 千葉県八千代市 A 団地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J]. 研究紀要, 2013, 24: 17-24.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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