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跨過鴨綠江》與《覺醒年代》的“瑜”中之“瑕”_風聞

央視前不久先後播完的電視劇《跨過鴨綠江》與《覺醒年代》，是近年來少有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成功之作。它們的成功，概括説來就是：觀念基本正確，表現手法新穎。

成功之作也不可能十全十美，這兩部電視劇自然也有些許缺陷。雖然缺陷是瑕不掩瑜，但指出“瑜”中之“瑕”應該不無裨益。

電視劇《跨過鴨綠江》表現抗美援朝戰爭。我們説抗美援朝戰爭是正義的，這個正義，不僅體現在我們自身的“保家衞國”方面，還體現在我們的敵人——美國侵略軍及其僕從國軍隊和南朝鮮偽軍——的反人類性方面。

根據史書和許多志願軍老戰士的回憶文章記載，在前期的運動戰階段，敵人對所佔地方往往是姦淫搶掠，敗退時則報復性地對朝鮮人民進行殘忍的殺戮；至於敵人飛機對朝鮮城市設施和村莊農舍的瘋狂轟炸所造成的巨大財物毀損與人員傷亡，更是無法統計；敵人甚至還用飛機空投偽裝成食品盒、鋼筆、玩具等形狀的炸彈，以殺傷朝鮮平民乃至兒童。許多志願軍老戰士回憶説，當時看到這種暴行造成的慘狀，真是感同身受，義憤填膺，激發起消滅敵人的戰鬥意志。

電視劇應該對這方面進行畫面和情節的展現。形象的畫面和情節比單純的口頭言語更能打動觀眾，能夠更好地反映抗美援朝的正義性。遺憾的是，電視劇中在這方面基本沒有表現。

這部電視劇用大量篇幅展現我志願軍戰士們艱苦卓絕的戰鬥場面，比如白雲山阻擊戰、長津湖追殲戰、松骨峯戰鬥、上甘嶺坑道戰等等，還再現了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例如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等等，較好地謳歌了我軍指戰員敢於鬥爭、勇於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這是它打動觀眾的成功之處。

不過，我軍的敢於鬥爭、勇於犧牲，最終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我軍是善於勝利的。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軍有更多善於勝利的光輝戰績，例如：第二次戰役中，以政治攻勢招降美軍一百多人的黑人連；第五次戰役中，戰士劉光子一人俘獲英軍大兵六十三名；金城戰役中，副排長楊育才帶領十二人小分隊深入敵後，搗毀南朝鮮偽軍“白虎團”團部，斃敵兩百多人，自己無一傷亡；等等。這些戰例，生動地體現出我軍正義之師、文明之師、勇猛之師、善戰之師的人民軍隊素質，而且富有傳奇性、戲劇性，很適於影視劇的表達形式。可惜，電視劇中對這些也沒有表現。

另外，該劇中那幾個虛構的人物，固然對劇情的推進發展無能為力，即便對劇情的生動展現也幾乎無所助益，他們與整個劇情顯得脱離、隔膜，是一些可有可無的角色。

如果説《跨過鴨綠江》之“瑕”在於對主題表現得不夠全面、完整，而《覺醒年代》之“瑕”則主要體現在個別人物塑造對主題起到削弱作用。

電視劇《覺醒年代》，應該説是第一部全面表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的影視劇。它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魯迅等“新文化”知識分子為主要人物，兼及辜鴻銘、劉師培等“舊文化”知識分子和一些北洋軍閥政府的政客。看得出來，它在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後期發展出來的中國馬列主義者的歷史正當性的同時，在彰揚李大釗、毛澤東、陳獨秀、陳延年等英雄人物的同時，也試圖對其它歷史風雲人物的多面性、複雜性表達“温情的理解”甚至“同情”。

對於一部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來説，展示歷史人物的複雜性是可以的，對歷史人物進行含蓄地表現也不無藝術性理由，但這些，都不應該損傷革命歷史正當性的表達。該劇對胡適和蔡元培的形象塑造，就有這方面的缺陷。

劇中塑造的胡適，年少俊秀、風度翩翩、性情平和、才華豐茂，不但渾身閃耀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頭銜所帶來的西方“先進文化”的光彩，還與小腳髮妻恩愛和諧，品德高尚。但實際上，這只是某些人以真假雜糅的手法虛構出來的政治宣傳圖畫，歷史的真實並非如此。比如，劇中的胡適及其太太所表現的“恩愛和諧”背後，其實是歷史上胡適沾花惹草、逍遙青樓所引起的爭風吃醋家庭鬧劇、一地雞毛；劇中的胡適的“才華”背後，其實是現在能看到的“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之類充其量可稱之為打油詩的“新詩代表作”。

關鍵在於，胡適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在真正的學術方面徒有虛名、乏善可陳，而在政治方面，除了給蔣家王朝做幫閒、充門面之外，主要就是給西方“文化”當買辦。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在新文化運動的正面效應方面助益不算大，在負面效應（過度否定中華文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反而是最有力的。他的一生，主要就是為西方“文化”侵略作馬前卒。這是歷史的評判。

同樣，劇中幾乎是濃墨重彩地表現了蔡元培的“兼容幷包”的北大校長的“業績”，以及他為人處事的虛懷若谷、寬厚平和、愛護學生、慧眼識英才等等，幾乎塑造了一個自古以來少有的文化“聖”官形象。這也是不乏真實，但過甚其詞。

應該説，蔡元培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這一方面是由於他與“新文化”有某種程度上的思想契合，另一方面也與他樹立自己“兼容幷包”社會形象的考慮有關。但他的“兼容幷包”和“寬厚平和”不是無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不能觸及他所認同的“精英”統治社會秩序，若有觸及，他是下得狠心、出得狠手的：西元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以及以後的“清黨”中，他積極支持贊助蔣介石對中共黨員、工農羣眾乃至國民黨左派人士痛下殺手。他的作為，令許多對他具有“兼容幷包”、“寬厚平和”淺表印象的老相識、老朋友大為震驚。電視劇中，陳延年、陳喬年滿身傷痕、拖帶鐐銬、大義凜然赴刑場的後記性畫面震撼了觀眾，而實際上可以説，“寬厚平和”的蔡元培的雙手也沾上了他們的鮮血。

本質上來説，胡適和蔡元培都是認同並自歸於“精英”統治秩序的，他們內心深處就鄙視、在某種情況下甚至仇視作為社會基礎的工農羣眾。電視劇客觀表現他們前期在歷史進程中的一定的正面作用，自是應當，但過度美化他們的形象，就無形中遮蔽了歷史對他們的蓋棺論定，是不恰當的。

雖然這部劇中的胡、蔡是處於前期的五四運動時期，雖然人是發展變化的，但歷史的事實是，胡、蔡兩人以後的作為是他們前期意識的發展結果。電視劇客觀表現他們思想品性的正、反兩面，是必要的。

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表現的都是歷史人物，在表現歷史人物的豐富多面性時，需要有基本的歷史是非觀。把李大釗、陳延年、陳喬年等革命先烈、中華脊樑，與胡適、蔡元培這樣的人物完全等量齊觀，確乎是對先烈們的褻瀆，也是對歷史正義的不尊重。同時，這樣做也模糊甚至損害了電視劇的主題。